几分钟后，市场策划部王经理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一进门，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说我给他出了一口恶气。你刚才的做法是对的，他前段时间就盯着你了，觉得你做事不积极，弱不禁风的样子，炒掉你是迟早的事。
　　 次日下午，上交厂牌，拿着三千八百元钱工资，出了厂门，站在厂门外马路上密集的车流边，我瞬间解脱。然而这解脱瞬间又被无边的忧伤淹没。
　　 晚上回到向峰的住处，他骂我做事太莽撞，欠考虑。骄阳似火，岭南的五月，马路上尘土飞扬，在烈日的曝晒下，万事万物呈现出一缕灼热的白。天气这么热，招工的又少，向峰替我仔细分析着。关键是，即使我不主动辞职，没有冲撞他，在试用期结束时也会被扫地出门。
　　 住在向峰隔壁的阿辉看着我愁眉不展的样子，说，怕什么，兄弟，咱这么年轻，你又有才，好日子还在后头呢。阿辉是1988年出生的，甘肃人，他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努力学习的心态。宿舍里只要有阿辉在，就充满笑声。中专学历的他在厂里做仓库管理，工作之余正在自考大专。阿辉每天早出晚归，十分勤奋。听着阿辉爽朗的笑声，看着他每天早出晚归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我十分羡慕。
　　 在家养病那一年，我做了一年的自由撰稿人。盯着那台跟随我多年的笔记本电脑，我最终决定重操旧业。这样的生存方式，显然是冒险。外面的天气酷热异常，夏天已简化到只剩下“汗水”二字。我盯着镜子里日渐瘦弱的躯体，忍着肋边传递过来的丝丝隐痛。冒险意味着背水一战，更意味着独辟蹊径，是柳暗花明，另一片天地。
　　 对于我的决定，向峰没多说什么，他只说你考虑好了就好。决定后，向峰陪我去附近租了一间月租二百六十元的房子，一个房间外加一个洗手间。牵好网线后，一切就准备就绪了。
　　 白天，我伏在电脑前，逼迫着自己批量生产着各式文字。足不出户，生活简单到只剩下一台电脑。向峰晚上不加班时，会过来看我，陪我聊天。向峰见我整天在外面吃快餐，有个晚上，给我送来一个六成新的电饭煲、两个吃饭的小碗以及两个装汤盛菜的大碗。我从超市买来了米和红枣，早上起床煮粥吃。吃完早餐，在键盘上敲一两个小时，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一点肉和排骨炖汤。
　　 一个人的世界是孤独的，我仿佛深陷在巨大的深渊里，无法自拔。白天，悄无声息地躲在出租屋里，只听见噼里啪啦敲打键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这让我想起卡夫卡短篇小说《地洞》中的那只小鼹鼠，在小说真实而又荒诞的叙述里，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在内心弥漫开来，我愈发清晰地看到自己生存的困境。
　　 读《地洞》时的人生遭遇恰恰与其所要表达的主旨暗暗吻合，一只小鼹鼠的焦虑与恐慌，恰好就是一个人的生存隐喻。《地洞》中，小鼹鼠费尽心思地建造一个地洞，让自己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息之地，借此来保护自己。但安全是相对的，永远没有绝对的安全，为了让自己心安下来，它不断地修复巩固城墙，挖掘一条又一条通道，并同时储存足够的粮食。它终日不知疲倦地挖洞、修洞，只不过是为了换取内心的安全感。
　　 我未尝不是《地洞》中的那只小鼹鼠。
　　 窗户对面是一家工厂的食堂，每到开饭时间，几个穿着工装的女孩总会一脸好奇地踮起脚跟，朝我这边张望着，用异样的眼神打量着我。晚上，憋不住了，我会到附近一个废弃的烂尾楼里，冲着寂静而又苍茫的夜空大声嘶喊咆哮着。我需要通过这一声声呐喊和嘶吼来宣泄自己内心的压抑和孤独。
　　 5月2日上午，我正在出租屋的电脑前写字，忽然接到向峰打来的电话。阿辉死了，死在宿舍，现在已经被拉到医院了。电话那边传来向峰的叹息声。阿辉的死让我震惊，像一块巨石落入湖中，在我的内心深处掀起巨澜。
　　 在向峰的讲述里，我试着去还原阿辉去世时的场景，阿辉往日满脸灿烂的笑变成一脸的狰狞，他的嘴巴大张着，望着墙壁上留下的鲜明的指痕，这暗示着他生命里最后的挣扎，他的手指变得僵硬，指甲缝里还残留着血丝。人们传言阿辉是心梗而死的。第五天，阿辉就被火化了。阿辉的弟弟和几个亲戚从遥远的河南飞奔过来，脸上挂着失去亲人的无限悲伤。
　　 阿辉的弟弟和三个亲人暂时住在离工业区不远的一个小宾馆。那晚七点，阿辉的弟弟找到向峰询问相关细节。向峰叫我一同前往。在荒废的空地上，四野寂静无声，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阿辉死前的种种细节，讲完之后是令人窒息的沉默。4月30日那晚，阿辉的主管让他“五一”期间把仓库整理好，阿辉5月1日早上吃完早餐就去加班了。没想到次日早上，一个舍友推开门，就看见阿辉一脸狰狞的样子，那时身体已经僵硬。面对阿辉的弟弟和几个亲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坐在空地上商讨着拉横幅，引起媒体注意，这样或许能得到更多的赔偿。
　　 然而，最终，厂里只赔了一万元，加上厂里的捐款，总共才一万八千元。几天后，阿辉被装进了骨灰盒里，他瘦弱矮小的弟弟带着他，回到了千里之外的故乡河南。
　　 阿辉死后，他的床铺迅速被搬空。向峰和他的其他几个舍友没有搬离，依旧住在这个宿舍里。“五一”后，我跟着向峰重新走进他们的宿舍，只看见一张空荡荡的铁架子，床上的床板早已搬空。过了一段时间，换了一张新的铁架床，一个新来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小伙子重新睡在了阿辉以前那张铁架床放置的位置。
　　 我问向峰，你们还住在这里，不怕吗？向峰说，怕什么，他是我的好兄弟。但向峰从没梦见过阿辉。
　　 这年下半年，向峰离开了寮步这间毛织厂，去了虎门。我的生活和工作也渐渐稳定下来。多年的颠簸之后，我们仿佛渐渐滑入生活的惯性之中。
　　
　　 四
　　 在虎门这家服装厂，向峰的职务依然是业务和销售，底薪一千八百元，外加一两个点的提成，提成比较低，一个月的工资拿到手也就两千五到三千元。
　　 这家工厂起初不需体检。
　　 在南方工业小镇，工厂的销售业务部门与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酒成了一种媒介。能喝酒会喝酒成为一种独有的能力。向峰说他祖父嗜酒，在那个久远的年代，他祖父身藏一个精致秀美的酒壶，酒壶呈葫芦状，壶上挂着银丝，他祖父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挂于身边。酒已经融入他祖父的生命中，他生命中的每个细节都与酒息息相关。欢乐与痛苦，忧伤与惆怅，都化在祖父的那一壶酒里。与他祖父相反，到了向峰这里，酒却成了他生命里的拦路虎。因身体的问题，向峰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每次喝酒对于他而言都是冒险，是一种慢性自杀。每次打电话回家，他年迈多病的母亲就叮嘱他一个人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别太累，千万不要喝酒。业务销售部经常要接待客户，应酬多，每顿饭弥漫着浓浓的酒味。客户给向峰敬酒，他一脸尴尬地站起身，语气哆哆嗦嗦地说，不好意思，我胃不好，不能喝酒，以茶代酒吧。客户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说，没事没事，脸上的表情却立刻僵硬起来。一旁的同事见了，看不惯，起哄道，军哥，感情深一口闷，要想签单就得一口闷啊。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从不喝酒的向峰端起酒杯，一下子把半杯白酒喝了下去，肚里翻江倒海，火烧火燎，整个人像燃烧了。喝完这杯，向峰再也不敢喝了，任旁人怎么劝。这样一来，向峰就显得不合群。饭桌上烟雾缭绕，酒杯碰撞在一起不时发出哐当的响声。在各种各样的应酬里，不抽烟不喝酒的他是孤独另类的。喝完酒，一拨人又去桑拿，向峰一听，心底犯嘀咕，借口有事逃之夭夭。
　　 时间一长，就有闲言碎语，军哥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泡妞，你说他还是不是个男人！虽然如此，有不少客户看中了他的真诚和厚道，因而向峰在部门的业绩也排在前三名，喜欢喝酒的部门主管也无可奈何。
　　 2012年8月，向峰所在的工厂新来了一个人事总监，一切突然变得规范起来，要求每个员工务必在一周内到指定的医院体检，并提交体检报告。听到“体检”二字，向峰变得战战兢兢，他瞬时回想起曾经那些辛酸的往事，内心惶恐不安。无奈之下，他叫与自己长得十分相像的弟弟代替体检，给了一点钱给医生，才蒙混过关。
　　 半个月后，附近的一家五金厂，以为了确保大家的用餐卫生为由，有一天突然在厂门卫室的广告栏上整整齐齐贴出三排共15个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照片，督促他们进食堂吃饭时需要自觉自行带餐具用餐。一时间在整个工业区引起轩然大波，媒体也做了广泛报道。
　　 我忽然想起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苏珊·桑塔格在患上乳腺癌后，依然表现出惊人的生存渴望，并留下著名的经典著作《疾病的隐喻》。突然患上癌症无疑是苏珊思想的一个转折点。生病后，为了治疗，她穿梭于美国和法国的数家肿瘤医院，见到很多和她一样的病友，她开始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很多隐喻和被遮蔽的真相。“人人都可能患的疾病和生病的人，却在健康人的社会处于尴尬位置。患者沉浸在对疾病的幻觉中和他人的歧视中，自觉有罪。但苏珊·桑塔格却不认这种罪。她认为这是一个自古就有的疾病的隐喻，在隐喻中，患者和疾病都被妖魔化。”在冰凉冷漠的工业化时代，利益不断被要求最大化，无疑把这种妖魔化推到了极致。
　　 时间一晃而过，向峰在虎门的这家服装厂干了六年。业务部换了一拨又一拨人，他像一颗钉子一样始终定在那里。六年下来，他从当初刚进来时的一无所知，慢慢变成了整个部门年龄最大的老业务，身边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90后和95后，血气方刚，才刚刚二十出头。新招进来的业务底薪就有三千五百元，加上提成，工资几乎跟他持平。在这群90后面前，他明显感到自己没有任何优势，他们是生龙活虎的，而他有的只是日渐衰老的身躯。每年公司工资会增加三百元，到了第六年，他的底薪大概四千元，提成一个月下来一千元左右。他平时比较节约，五千元的工资，大概一个月能存四千元。
　　 六年，向峰只回过一次家。2013年年底，他父亲脑溢血，突然昏倒在地，他寸步不离地在医院陪着他父亲。经过两次病危通知书的抢救，他父亲终于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苏醒的那一刻，他父亲握着他的手，虚弱地说，孩子，你再不结婚，爹就要死不瞑目了。向峰握着他父亲生满老茧的手，一时无语。
　　 2015年中秋，回到老家西安相完亲的向峰刚回到东莞，一连多日食欲不佳，面色蜡黄，暗夜里他淹没在巨大的恐慌里，一夜未眠。他想起2011年因心肌梗死突然离世的甘肃舍友阿辉。次日在医院，拿着化验单，他顿觉天昏地暗，整个天空仿佛坍塌了一般。肝硬化早期，化验单上白纸黑字，如此清晰，他眼角却溢不出一滴心酸的泪。
　　 几日后，向峰匆匆踏上了返乡的火车。一路无语，快进站时，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仿佛生离死别一般。加油，兄弟，好好养好身体，我相信你一定能再回来的。隔着透明的玻璃，我看见向峰使劲在朝我挥手告别，他蜡黄的脸和瘦削的身躯长久地回荡在我的脑海里，难以抹去。
　　 向峰拖着疾病缠身的身躯回家了。十年，除了供完两个弟弟上大学，他卡里存了十万块钱，而西安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两万。这十万块成了他生命里的唯一稻草。
　　 我从上一辈至亲大半生的奔波中，看到底层打工的宿命，在外颠簸数十年后，最终带着疾病缠身的肉身之躯回到熟悉而又陌生的故乡。我们前仆后继着，直至打赢命运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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