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笑着对妈妈说：“我知道做生意做不过你，你心黑，会短人家秤。”
　　 妈妈说：“短秤也是小小不应的，做生意哪能瞎短人家秤，主要靠的是嘴要甜一点，手要紧一点，你大手大脚惯了，能做到这样就不丑了，如果天天能赚到这么多除了吃饭还能落下点钱来呢。”
　　 爸爸也带回了几大碗米饭，说，船上还有点砖头磨的糙米先省着别吃，要留到冬天落雪下雨上不成岸时吃。
　　 晚上听到妈妈和爸爸小声地商议事情：“真想不到，秋红这丫头还是个做小生意的好手，她还会说一点江南的蛮话呢。别看她瘦参参的，力气还不小，在上菜场的路上还抢着换我挑了一段路的重担子。”
　　 爸爸说：“这就好了，二来也要换我挑，我没让，我那担子太重了，他没挑过。噢，我寻思，这天一天天的冷了，总不能让她穿你的衣裳过冬吧，明天你要替她买些布上船，先把棉袄棉裤做起来。”
　　 “这个我想好了，今天看到街上的地摊上有卖旧衣裳的，都是大半成新，价钱也不贵，我想明天先替她去挑几件。”
　　 “我听说旧衣摊上卖的是死人穿过的衣裳。”爸爸有点担心地说。
　　 “没那回事，那些衣裳都是城里人嫌旧嫌式样不好才扔掉的。明天去看看再说吧，有合适的就买，丫头不想要的话我就替她买些布上船做。”
　　 第二天上船时，妈妈果然替她买了两件旧衣裳，是一件格子布做的棉袄和一件棉绒裤。看起来还像是新的。棉袄的式样是城里姑娘穿的那种对面襟，穿在身上挺洋气。菱丫头羡慕得要死，说：“秋红姐姐真彤（方言美丽漂亮），我也要留一条像你那样的长辫子。”晚上妈妈告诉爸爸说：“买得很便宜，两件衣裳才花了三块五角钱，那棉袄有八九成新呢。绒裤是秋红要买的，她说：‘有了这个衬在夹裤里面就不要做棉裤了。’过几天再买些新洋布替她缝一套换身的小褂裤，贴身穿的衣裳不买旧的。”
　　 过了几天，妈妈就买回了一块花洋布。秋红说：“只要大妈帮我裁剪好，我自己会缝，以前在家里我自己的衣裳都是自己做。”后来，妈妈看到她做的针线果然又快又细作，就由着她自己慢慢做了。贩青货卖就是早上要起大更头拿货，下午是比较闲的，有时候在岸上吃过饭，上船就没事了。不过，做小贩子的不一定光卖青货，什么货能赚到钱就拿什么货卖，如果是卖荸荠或者是卖甘蔗，上船收工就不会早了，下午还要到弄堂里、居民点上去叫卖。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妈妈和秋红一起上船时，看到秋红姐姐眼眶红红的，像是哭过的样子。晚上听妈妈告诉爸爸说：“秋红今天在街上遇到一个本庄上的人，那个人是她的未婚男将的堂哥。才来了十几天，在街上拾荒。说是晓得她婆家在江西的地址。是在一个什么开荒的农场，已经落下了户口，还说那边还在收人，他也想去，就是没得路费。”
　　 “这是个好事，那个人住在那里？”
　　 “他是一个人跟人家船上来的，人家的船在乡下扒河蚌，他晚上就在桥洞里过宿，我告诉他我们停船的地方了，他说明天晚上来找我们。”
　　
　　 第五章、江西来信
　　 果然到了第二天傍晚就有个人找过来了。记得那人三十来岁的样子，瘦骨嶙峋，蓬头垢面，眼睛鼻子塘儿里全是黑灰。后来听妈妈说，街上拾荒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他们成天翻垃圾桶，又没地方住，只顾将捡来一些废品卖给收购站再去买几碗粥喝，哪顾得上找地方洗手洗脸。
　　 那人从露着棉花的破棉袄里掏出一个皱皱巴巴的信壳子，说：“这就是三叔从江西寄回家的信，你们找个识字的人抄下来，信壳子我还要留着，等凑够了路费我也要去找他们。”
　　 二哥听了就接了过去，说信上写的地址是：“江西省永宁县凤凰山垦殖场农业队”寄信人叫仇高山。妈妈问秋红：“仇高山是？”
　　 “是他的爸爸，他的大名叫仇胜春。”我们知道，秋红说的“他”肯定就是她的对象了。
　　 后来爸爸就叫二哥找张纸将地址记了下来。并对那人说：“就在船上吃碗粥吧。”那人也没谦让，一连喝了三大碗菜粥就要走。爸爸说：“你没处团，就在船头上过一宿吧。”他说：“不了，我身上太脏，还是到那个桥洞里去，那里有好几个拾荒的挤在一起，也不冷。”说完就背起那个用篾子编的拾荒篮子走了。
　　 后来妈妈问秋红：“这人叫什么名字？看起来挺挺可怜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人家都叫他仇二，不晓得大名叫什么。现在是一个人过，他家是富农，爸妈死后哥哥就跟他分了家，因为成份不好，至今还没找到个人成家。”
　　 “这么说是个光棍汉，应该有三十好几岁了吧？”
　　 “哪有，才二十五六岁吧，他是作得这样，显老。”
　　 那边，爸爸也在问二哥：“照这上面的地址写封信过去那边可收得到？”
　　 “这地址挺详细，能收到。”二哥肯定地说。
　　 接着爸爸又问秋红：“要不要明天叫二来替你写封信？”
　　 “我也拿不定主意，不晓得他们家要不要我去？不过，信还是要写的，先把我们家的情况告诉你他家，看他们家回信怎么说。”
　　 “这么说，二来，你就替她写信，我上岸去找个人家，要个回信的地址。”爸爸跟二来说过后就上了岸。
　　 二哥从一个格子纸本子上撕下了两张纸，问秋红：“你说，写什么？”
　　 “先把我家的情况告诉他家，旁的先不说。”这丫头虽然不识字但看起来还挺有心计。”
　　 信写好后，爸爸就回来了，手上拿了张纸条子，说：“这是岸上那个杂货店的地址，人家说，有信到他那里丢不了。
　　 十多天后，秋红问二哥：“那信在路上要走几天？”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听人说，寄到外省的信要七八天才能到。”
　　 “这么说，信已经到了那边，如果他家接到信就回信，我们就应该收到了。”
　　 “差不多吧，明天我替你去店里问问。”
　　 那天晚上妈妈问秋红：“你的那个叫什么胜春的长得不丑吧？”
　　 “也就大大似似（方言：一般化的意思）的吧，比我大两岁，上学上到六年级，个子蛮高的，比二来要高半头。”
　　 “你们做亲做了几年了？”
　　 “从小做的亲。”
　　 “你跟他说过话吗？”
　　 “没说过，哪个好意思。”
　　 第二天傍晚，二哥上船前拢那个杂货店里问了一下，江西的信果然到了，同时还寄来了一张二十元钱的汇款单。店里的人还告诉二哥说，有个扎长辫子的姑娘这几天天天来问。
　　 信好像就是那个叫胜春的人写的，用的是他老爸的口气。信上说，听说了她家的不幸，又震惊又伤心，信上还说：“这里还在收人，一收进来就发口粮，每月还能拿到二十几元工资，机会难得，你就想办法过来吧。路上不难走，上海有长江轮船到九江，到了九江再坐两三个小时汽车就到了。寄去的二十元钱，路上应该够用了，听人说，大轮船票价还不到十元钱……”
　　 听了二哥读过信，大家都替秋红高兴。爸爸问秋红：“机会太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照信上说，眼下那边还收人就应该马上动身过去，就是这些日子大爸大妈一家待我这么好，还真舍不得离开你们。”秋红说着就哭起来了。她说的是真话，可能是既觉得欠了我家人情又想起了她爸妈和小弟。
　　 “傻丫头，哭什么，应该高兴才是。你放心走吧，我和你大爸说过，认你做干女儿，到那边常常给我们通信，这边就是你的娘家。”妈妈插话说。
　　 秋红听后，立即跑在舱板上向爸妈磕头。说：“我没有娘家了，你们就是我的亲爸亲妈。”
　　 爸爸拉起秋红后说：“到了那边替我打听一下，我们这一家子都过去能不能落下户口？”
　　 “好。”秋红擦了下眼睛说。
　　 第二天早上，秋红就没跟着起早去拿货，她要去找一下那个叫仇二的堂哥，她想，如果他攒下了点路费，就跟他一起走。
　　 晚上妈妈问她：“遇到你那个堂哥了吗？”
　　 “遇到了，他走不成了，他病了，怕的要死在上海了。”
　　 “什么情况？人在哪里？”
　　 “他躺在那个桥洞里，身上裹了条破棉花胎，还发着烧，听说已经躺了两天了。”
　　 “他不是说有好几个拾荒的在一起吗，那些人呢？/”
　　 “我一个没看到，只有他一个人，说两天没吃东西了。我买了一碗豆浆和两个烧饼去，他把豆浆喝掉后只吃了一口烧饼，说是咽不下，喉咙疼，是咳的。”秋红眼泪汩汩的说。
　　 爸爸听了后说：“我去看一下。”说完就点了张马灯上岸去了。
　　 约摸过了一个多时辰，爸爸就将仇二扶上了船。他说：“我到那里后就扶他到弄堂里的一个小诊所里，那个值班的老医生说他没什么大病，起初是重伤风后来又连冻带饿才拖成这样子的，发了五角钱的药片，说将养几天就能好。我寻思，再也不能把他送那桥洞里了，只能带上船，于是我就叫了辆三轮车将他拉过来了。”
　　 “也好，就让他睡船头上吧，，秋红还上船艄跟我睡，菱丫头上中舱，大家挤一挤。”妈妈说。
　　 接着，妈妈又特地起来煮了半锅米粥，那仇二竟然喝了两大碗。后来爸爸又让他吃了药片，就安排他在船头上睡下了，还在他盖的那条破棉花胎上面又加了一条被子。
　　 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仇二竟然能起来了，说是夜里出了一身汗，感觉舒服多了。那天中午，爸妈和二哥上岸做生意了，秋红在船上煮了一大锅菜饭，我们看到仇二狼吞虎咽地吃了三大碗。
　　 晚上，爸爸问仇二：“秋红想同你一起上江西，你是怎么打算？”
　　 “我去不了，现在身上没得一分钱。”
　　 “你不是说要攒一些路费的吗？”
　　 “哪攒得下来，拾荒的人那么多，垃圾桶里翻了又翻，翻不到值钱的东西，连肚子都吃不饱。我想病好了就去替人家拉黄鱼车，说一天能拿到一块多钱呢。”
　　 第二天，妈妈跟爸爸说：“秋红夜里跟我说了，她还是打算带仇二一起走，她说她那二十块钱够打两个人的船票。”
　　 “好吧，这丫头良心好。你跟她说，哪天走我们再给她十块钱。”
　　 晚上他们上船时，发现仇二像换了个人，原来是秋红叫他到岸上剃了头，又替他将棉袄棉裤补上了补丁，人就觉得精神多了。秋红说：“爸，妈，他好了，我们准备明天动身，我那二十块钱路上省省估计差不多能到那里。”
　　 “好，一定要一起走我再给你们十块钱，防止路上不够用。”爸爸说。
　　 仇二听后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十块钱就算是我借的，到了那边我再寄还给你们，是叔子婶妈救了我的命，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们。”
　　 临走的那天，妈妈除了拿出十块钱，还将戴在手上的一只银镯子除了下来，说：“我收你做干女儿，空口说白话，也没给你什么东西，这个你拿着，就算是干妈给你的见面礼，你留着做个纪念。”
　　 “这个我不能要，你们给了我一条命，我还能再要什么东西？”秋红死活不肯要，还是妈妈抓住她的手硬套上去的。
　　 那年春节过后，我们收到了秋红从江西寄来的信，同时还寄来十块钱。信上说：路上一切顺利，两个人到那边都安上了户口，成了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还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说我爸妈积了大德，救了两条人命……信上还说，已经替我家到农场场部打听过了，现在只收单身青年人，顶多是小夫妻带一个孩子，不收像我家这样拖家带口的。妈妈听了二哥念过信后说：“好，这下我们就放心了，那里不收，我们就在这里混。”
　　
　　 第六章、逃离上海
　　 不挨饿的日子过起来很快，一晃又到了秋天。
　　 这一年秋天，天堂上海一天比一天不好混了，虽然街上没有粮票还能买到吃的，但好像没那么好买了。先是买到的米饭里面掺了不少山芋，碗也没以前盛得满。后来每买一碗饭就要搭一碗菜汤。菜汤不好往船上带，在岸上吃饭的人只能多喝汤少吃饭，将饭省着带上船。
　　 更加要命的是，上海市政府开始强行驱赶外地难民了，那些露宿街头拾荒的要饭的一经发现就被关进迁送站，一批一批地送往苏北；抓到像我们这样的难民船，就集中到一起用轮船往江北拖送。因而，我们只能将船停在离市区很远的乡下，还不敢在一个地方接连停几天，就像打游击那样东躲西藏。后来听说原因是：因为上海有很多外国人，为了顾及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全国只有上海一座城市吃饭不收粮票，但满街巷的难民也同样会丢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脸面，因此，市政府才不得不下决心来清理门户。
　　 批发市场上还能拿到货，街上也没人抓卖青货的流动摊贩，因为也有本市没工作的人从事这行当。就是菜价一天比一天高，不好卖。据说是郊区成立了人民公社，菜农们正忙着敲锣打鼓地奔向“共产主义”没闲空侍弄菜地。
　　 因为船停在乡下，爸妈和二哥每天都要要多跑二十多里路，早上去拿货要起很大的更头。那时，船上又没有钟，起多大的更头，全靠爸爸的经验，在有月亮的夜里，爸爸会根据他的经验判断出时间来，遇到阴天，爸爸就弄不准了，有一回半夜时他就将妈妈和二哥喊起来走了，听说他们到了批发市场在那里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开市。
　　 有一天晚上，爸爸带上船一封江西来的信，这些日子他隔两三天就要到原来那个收信的杂货店里去一次，看看秋红那边有没有来信，这里混不下去了，他想带着一家人上江西。上回秋红来信说，那边也有做临时工的，替林场上山扛木头一天能赚五六元钱，那里的高价米也不贵，一斤还不到一块钱。这回信上说：“上海那边混不下去还是过来吧，到这里先住到我家，然后再想法在山下搭个窝棚，爸爸和二来上山扛木头，妈妈能在山下开点荒地栽点山芋，一家人不会挨饿。”妈妈听了二哥读过信后问爸爸：“你打算过去？这船往哪里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