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一直送杨树林到山脚下，他说：“小杨啊，别让这点事儿难住，你是个念书人，心路比我们宽泛，你说的这个路能成，我信你。”
　　 李庆仁这几天睡不着觉了。村里人这几天老是往村委会杨树林的办公室里跑。李胜文从旁边打听了几位，竟然都是去询问种植木耳的，他回来告诉老爸。李庆仁这才感到真真的小看了这个小书记。他抱着投石问路的态度，来到了村委会，在书记办公室的墙上，他发现整个村子两百多户人家已经有一百多户报了名。他奇怪，没有自己的动员和命令，这些人都能相信这个毛头小子。
　　 在杨树林的家里，墙上的投影电视正在播放着生产木耳多糖的全过程，村里一群年轻人挤得满满的一屋子。看过后都说这个企业值得大家投入，是个好项目。就这样，一连几天下来，村里的大街小巷谈论的都是这件事儿。就在李庆仁和他的一班老人儿研究咋对付杨树林的办法时，一个令他措手不及的事儿发生了。
　　 他的亲家老何带着林场村民组的九十万投资款到村上来了，并且在村民大会上做了坚决支持杨树林书记的表态。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让儿子去问一下他的老丈人为啥会支持一个黄嘴丫子没退的小子时，老何说的一句话让他把自己的心情倒退回三十几年。
　　 老何说：“胜文啊，回去告诉你爸，他入党的时候咋说的，要是还能记得的话，就别在这里横扒拉竖挡，老百姓多挣点钱有啥不好，那个芝麻大的书记就是给他当了，他不也得挑起这份责任不是？为啥非得争个第一第二呢？这个杨树林他是真正想要把村里穷帽子给摘了的人，为啥还要和他过不去？如果和他都不能处得来，那就是和全体村民处不来，想一下后果他就知道咋做了。”李庆仁听了儿子转来老亲家的话，心里真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他把自己关在了屋里。
　　 老李入党三十多年了，那时候的他正赶上改革初期，大队变成了村，公社变成了乡，地也分了，车马农具都分了。有的人家劳动力少，种地有困难，他联系了几家搞了个互助社，帮那些穷户一次次度过难关。后来，乡里组建煤矿，他又和村民们开起了小煤窑，确实富了一批人。再后来，小煤窑关了，先赚着钱的人跑了，进城里去做买卖去了，大多数人成了农民工，地里那些高高低低的小矸石山，像一个个肿瘤长在大地的肌肤之上，看了令人心痛，他也是当年富起来的人之一。
　　 他之所以没走，是他被提拔成了村长，也就是村委会主任。那时候，村上的一切经济活动大都是村主任一句话，他自己又兼着村经济合作社主任一职，书记从来都是配合他工作，他也就成了实际上的一把手。乡里区里大事小情都在他的打理之下，在这个区里，基本上都是朋友，不论新官上任还是老官提升，没有老李办不妥帖的事儿。一年年下来，自己老了，还是时代走得太快了，使得他有力不从心之感。为啥不撒手呢？不放手让年轻人干呢？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的权利欲，自己太在乎这权力的感受了。这么些年，年年喊着要脱贫，具体实施了什么？村还是那个村，村民也一年年在减少。有的进城打工，但是到年终还回来，有的举家迁走，户口还在村里。只有那些在小煤窑年代淘得了第一桶金的人们，离开了这个给了他们富裕的土地，并且尽快的把这个村子的模样从心中抹去。
　　 他之所以没有进城，不只是他当着村委会主任，而是，他也有让这个村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的想法，前些年他也带着大家种过木耳，收入也还不错，大家也都有奔头，可是后来封山了，没有了木耳段的来源，就只剩下和满山坡大大小小千疮百孔的地块打交道了。他不承认是自己没有为老百姓办事儿，可是，他也不能冒着风险带人砍伐种木耳的树段吧。时间就这么一点点过去了，虽然，大家还都挺尊敬他这个主任，可他自己也总觉得干不出啥成绩来。
　　 老何亲家的一席话，已经把他心底的东西一股脑儿倒了出来，他喊上老伴：“去，把孩子们都叫来，我有话说。”老太婆急急忙忙地走出去。
　　 村委会办公室。杨树林正和老何还有一些新报名的村民，在展示板上讲解这个木耳多糖的销售渠道和创新思路，李庆仁带着一群儿女走进来。没等杨树林开口，他对老何说：“老亲家说得对，咱们老了，不能自己干不了还不想别人干，这不对，我今天是来报名的。我和胜文，和姑娘女婿都商量了，为了咱们这个村今后的长远利益，我们把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小杨说得对，技术和设备都不成问题，又是新产品，不愁销售，为啥不干呢？”杨树林和老何一起伸出手来和老李的手握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