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常告诉你的那个山妹。”父亲指着那姑娘说。
　　 姑娘不失时机地叫了一声：“哥，我是梅香!”我朝山妹望去，但见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子；脸膛白中带红；一双又圆又大的黑眼珠子轱辘辘两转，直看得让人发酥；那一对非常明显的双眼皮，显示了山妹的标致；我再看她一眼，山妹却羞赧地低头一笑，腮边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我在心里说：要不是那一身山里妹子特有的衣着丑化了她，我们山外十里八乡还挑不出这么漂亮的姑娘呢!
　　 看着山妹和薛叔叔来了，我的爱人和母亲立即动身给他俩捏饺子吃。
　　 坐静后，薛叔叔说：“我把女子嫁给你们山外了，明日是成亲的大喜日子，我来给你们打个招呼。”
　　 我们都感到这事很奇突。为了证实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山妹还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薛叔叔说：“我这女子总是羡慕山外，说山外一切都好：天大，地大，眼宽，吃的穿的都比山里边好。”
　　 经打听，女婿原是集镇西头猪羊市上的马驹。父亲对马驹不熟悉，我却清清楚楚地知道。马驹是我的同学，一个比山妹至少大十岁的二流子。仗着家住集镇的有利条件，正经营生不干，专门在逢集的日子，穿梭在猪羊市上，收取几个地皮钱。要是不逢集，就只有跟那些街痞二混子躲在谁家院子耍赌了……
　　 因为既成事实，而且明日就是成婚的大喜日子，我虽然有一肚子的不平，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说出来。
　　 薛叔叔说：“梅香嫁到你们山外，离娘家太远，而且娘家也没有什么可攀扯的人，以后，你们家就是她的娘家。”
　　 山妹立即跪到我们一家人的当面，一弯腰说：“爹，娘，哥，嫂，梅香给你们磕头了!”
　　 第二天，我们一家四口把山妹送到了马驹家。按照我们家乡的习俗，新郎新娘第三天“回门”，也是我这个当哥的亲自去接的。以后的日子里，“接、叫”的工作，大都落在父亲和母亲的头上。
　　 婚后半年，山妹突然跑来告诉我，说她要和马驹离婚，原因是马驹不务正业，整日耍赌，只要她一批评，马驹就拳脚相加。我和母亲委婉地规劝她要慎重一些，她却流着泪离开了我们。再打听她的时候，街上的人都说她早己回到她那山里边去了。
　　 无奈，我和父亲一起爬了一百二十多里山路，赶到山妹家里。见到山妹后，我说，要是真的混不下去，我给你另打听一个好婆家，女婿至少是个正派人。可山妹说，她永远再也不出山了，死也要死到山里边……
　　 十年后，改革的春风把我吹进了城市，干起饮食服务业。忽一日，山妹领着一个男人，牵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出现在我的餐厅门口。我忙上去把他们一行三人迎到我的办公室里。
　　 山妹指着那个男人说：“后来，我嫁给了他，而且有了这个女孩……他是距我家五里的柳泉沟人，家中弟兄们多，于是就进了我家门，做了上门女婿。”
　　 当我问起薛叔叔时，山妹说，因为她离婚的事，老人受了点气，口吐鲜血，躺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山妹解开她带来的蛇皮口袋，从中倒出大约十多斤黑木耳，说：“听说你开食堂，卖炒菜，这木耳是离不了的，我就给你捎了些来。”
　　 “你……”我望着那像老鼠耳朵一样的木耳说，“怎么能叫你破费啊?”
　　 “不用掏钱买，这是我们家自产的。”山妹说，“娃她爸苦心钻研，成了培育木耳的专家。
　　 这不，我就是陪他来市里给职业技校的学生讲课的。”
　　 那男人憨憨一笑，但却背过我，在我那山妹的大腿上拧了一把……
　　
　　 三、山弟
　　
　　 和山弟认识是在一个很不光彩的日子。
　　 批判“资本主义尾巴”那个年代，我因为挖药材，山弟因为把家养的一头大黄牛卖了，而被各自的生产队送到县上举办的“打击投机倒把”学习班里。半个月的坦白交待，半个月的相濡以沫，我们两人交上了朋友，结为异姓兄弟。我大他八岁，自然称他为弟弟了。
　　 山弟是距我家四十里路的东山里人，当时只有十八岁，家中除他而外，再就剩一个瞎眼老娘了。由于他在学习班里忠诚老实，坦白较好，把牛卖了八十七元，全部交给了学习班，就被批准下了楼，提前“释放”；而我因为挖药材究竟卖了多少钱，一时三刻说不清楚，始终被困在“楼”上，回不了家。于是，我托山弟给家里捎口信说，学习班绝对不会冤枉人，只要交了钱，就会下楼的；起码判不了刑，请家里人放心。
　　 听了这话，娘惶惶不安，妻苦苦流泪，因为家中当时连一碗下锅的玉米糁也没有了，如果我再迟回家半个月，一家人可就要把锅挂起当钟敲了。
　　 山弟说了，他家住在高升店，是个山区，玉米虽然不多，但晒干的萝卜和野菜还贮存了一些。他愿意接济我家一点。于是，第三天月亮升上东山头的时候，山弟就用一根桑木扁担挑了两布袋干菜，偷偷地送到我的家里。就这，才算救了我一家人的命……
　　 为了早日把我从学习班赎回来，娘立即把我的妹妹许配给邻村一个小伙，换了240元，除给家中买一口铁锅外，其余的全部拿来交给学习班。我终于被宣布下楼，和山弟一样被“释放”回家了。
　　 为了感谢山弟对我一家人的救命之恩，我立即赶到了山弟家里。
　　 山弟住在窄窄的一条山沟里，叫什么黑熊沟。沟口是悬崖峭壁，只有通过像华山擦耳崖一样的石碥路，才有可能进到沟里边。沟里边倒也宽敞，一条小溪从东边山坡底下流过，小溪西边是一溜坡田，玉米苗子因为天旱的原因，蔫答答地歪在沙土地里。十五六家草房和瓦房相间的村子，高低错落地堆在一片阳洼洼里。
　　 一打问，山民们告诉我，山弟的家在这条沟的最上边，是住在云雾畔畔的那个独户人家。
　　 小溪已经干涸，顺着小溪旁边的石板路，一级一级攀登，终于在一个小时以后，看到了山崖窝子里一座苫着茅草的棚子。
　　 大概因为我走路撞响了石板，一条卷着尾巴的小黄狗立即扑到场坎，朝我“汪、汪”吼了起来，紧接着主人家也从茅草棚里钻了出来。
　　 正好是共同患难了一个月的山弟。他撵走了小黄狗，把我迎进茅屋里。
　　 说是茅屋，还不如说是出山人临时搭的草庵庵。四堵墙是用麻石板垒成的。石板与石板之间不夹泥土，坐到屋里边，从墙壁上可以望到外面的阳光。屋子上下全被烟尘熏黑了，炕头和锅头似用黑色油漆喷刷过一般。一盘石板炕，瞎眼老娘坐在靠墙的独扇窗户底下，身边堆一条又黑又脏，露出了破棉絮的旧被子。听说是儿子的患难哥哥来了，又是让儿子取核桃给我，又是让儿子给我熬洋芋糊汤。
　　 看到娘儿俩这种生活环境，我倒一时悲伤得眼泪往肚子里流!
　　 痛定思痛，我们共同商量着一条生存的办法。瞎眼老娘说，村子里那些当干部的都到后山砍“材枋桐”(棺材板)去了，还不如跟到他们身后也去砍。山弟摇摇头说：“不行，那可万万使不得!”言下之意，破坏森林的事，我们弟兄二人坚决不干!
　　 山弟说，从沟垴垴翻过去，属邻县的国有林，林中有干枯了的大树，上面长满了野木耳，要我和他一道儿去那里采摘，野木耳在城里可以卖到好价钱。这样，我们既不违犯国家政策，又可以弄来钱养家糊口。于是，我们每人肩头搭一条蛇皮口袋，走出茅屋。小黄狗跟了我们一程，山弟把它吼回去了。
　　 整整攀登两个小时，终于到了山那面。这儿古木参天，遮天蔽日，藤蔓缭绕，烟云蒸腾，两人合抱的大松树，比比皆是。
　　 我俩在阴沉沉的山林来来回穿梭，寻找着枯树和枯根，当然是寻找着那上面寄生的野木耳。
　　 说来也挺容易，翻了两面坡，每个人的口袋里都采下了大约十多斤干木耳。因为天旱了四十多天，枯木失去了水分，寄生在上面的木耳也都又干又瘦的。
　　 当我们坐下来，正要啃瞎眼老娘为我们准备的菜粑粑时，忽然听到不远处有“梆梆”的伐木声。出于好奇，我要山弟领我去看看。
　　 寻声走去，但见这儿倒了一大片松树，七八个人零乱地跪在腐烂了的树叶中，有的人双手抱着斧子“梆梆”地乱砍，木屑纷飞，松香扑鼻；有的人闭着一只眼睛用墨斗在剥了皮的树干上比着划线。好大一棵松树，只截留七尺长一节，砍成两页一合的四棱形棺材板，其余约十多丈长的上半部横三顺四地倒在山坡上。呀，让人觉得太可惜，太残忍!
　　 山弟不愿看到这可恶的场景，就拉一拉我的衣角，背起我们采摘的野木耳，踏着落日的晚霞，一同走下山来。
　　 傍晚时分，我们走到茅屋前。
　　 瞎眼老娘拄着一根山棍，立在茅屋前的场坎上，仄楞着头，分辨着从门前经过的每一个脚步声。小黄狗蹲在她的脚下。
　　 当我和山弟踏响场坎的小石板，惹得小黄狗在喉咙里“吱吱”两声时，老娘叹息一声说：“我娃回来了，我终于放心啦……”
　　 就这样，我俩整整采摘了一个夏天。秋季来临的时节，我们雇了一辆“嘣嘣车”，把这用辛勤汗水换来的劳动成果运到城里，破天荒地得到了相当于400斤玉米的报酬。
　　 第二年，瞎眼老娘死了，山弟也参了军。他去了祖国大西北的帕米尔高原，从此，我和山弟的来往中断了。
　　 去年，山弟突然从新疆发来一封信，说他在乌鲁木齐的街道上见到了我的长篇小说《桃花峪》，从作者简介和作者近影上，他知道是我写的，并按我现在的地址发一封信，想和我联系联系。信上说，他买了一本《桃花峪》，觉得书中描写的许多情节，就是我和他当年的故事。
　　 山弟现在已是团级干部了，他说他今年夏天要来西安出差，顺便到作家协会看看我。这两天，我正在忙着装修房子，准备款款地接待我那山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