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札馆三记》中，我们还领略到了一些书画大家文化大师们的品格和境界。如明末“嘉定四君子”之一的李流芳，进京会试，闻听宦官魏忠贤奸佞专权，排除异己，便义愤填膺赋诗离去。如晚晴学者俞樾参加科考，从第九名到名列第一名，又从学政任上跌落民间后，潜心读书，写字著述，恬淡情怀。如中国唯一读完《四库全书》的马一浮的那种刻苦精神。如民国四才女之一的吕碧城，在日本侵略者占领香港后，撰文痛斥日寇法西斯行为。如朱自清一身傲骨，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如张光年那“当人民的利益与部门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一定要站在人民的利益一边”的境界。还有唐达成的谦虚谨慎，陈荒煤的负责精神等等，正如瑞田先生所说的“我读书看字，往往是读人看人”，“手札是一个人心性的表露，也是一个人思想的呈现。”他是从中国现当代最具特色的文化人学者型书法家沙孟海的渊博知识伟岸人格中得到启迪的，也是从俞樾的人生起伏中获得领悟的。他批评了当代一些人书法的浅薄：“当代书法创作，总是在形式美感、视觉冲击力上寻找突破口，这是黔驴技穷的表现。”多么的一语中的呀！他同时为我们归纳总结出“中国书法绘画审美的三大特征：一是崇尚天地的自然化审美；二是崇尚学问的人格化审美；三是崇尚道德的伦理化审美。”他语重心长地指出：“文先后墨，文墨兼优，以真情实感为经，以切磋诗意为纬，才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康庄大道。”醍醐灌顶啊！
　　 关注人物事件，更是在观照现实和社会
　　 《百札馆三记》一书中，涉及很多人物和事件，作者每每都要用不是太多的笔墨借题发挥地议论一番，表明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一些人看来，这种议论似乎与书法绘画的主题毫不相干，甚至感到多此一举画蛇添足。可我读了之后，觉得这番议论完全必要，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
　　 手札，词典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亲笔写的信。如果仅仅局限于这种作用或者这种理解，那么就真的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了。这里所指的手札，是指文化名人之间用毛笔写的信，而且是那些有书法功底的文化名人用毛笔写的信，而且是内容中有一定文化含量的信。因为这些名人都是某个社会发展时期某个方面的代表者，他们的行为语言（包含书信）都与某些社会重大事件相联系，这样一来，虽然只是私人之间的一封封毛笔书信，虽然常常只有短短的篇幅甚至是只言片语，却关乎大局，关乎社会，甚至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当然是有一定研究和收藏价值的。正如瑞田先生所说：“中华文化史有一部分是由文人书法或书法文人构成的……这是历史的延续，是对传统读书人的人格的考量。”“以字取士，人品与字品的价值判断，是这种历史性延续的具体表现。”
　　 我们在阅读《百札馆三记》看到，作者非常关注中国书画发展命运的走向。他在“读傅记”中几次提及傅雷对中国美术教育的思考，以及傅雷开出的药方，即“先立规则，由浅入深”，“示人以古人体例，揣摩有自”，“教以对景写生，参悟教化。”“唯心与天游，始可言创作二字。”傅雷还强调“多闻道以启发灵性，多行路以开拓胸襟……虽不能望代有巨匠，亦不致茫茫众生尽入魔道。”为了弘扬中国传统书画和文化艺术，傅雷还曾设想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举办黄宾虹画展，终因彼时内战胶着，难以实现。今天，当我们在重温六七十年前的这段文字时，确如瑞田先生所说“心情沉重”，原因是这么多年代过去了，中国的书法绘画界的后来者不仅没有或者说很少产生“巨匠”，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如今一些书画人已经滑入名利和金钱的魔道而不能自拔，岂不是发人深思吗？
　　 瑞田先生先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编剧班，后又在鲁迅文学院作家进修班学习，任过地方影视剧评论学会秘书长，担任过《市场经济导报》、《领导决策参考》等经济刊物的总编辑，还做过北京一家影视公司的总经理。2001年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当时年仅38岁，是中国作协比较年轻的会员，至今已经出版《向水倾诉》、《探险亚马逊》、《远东喋血》等散文、纪实文学、传记文学作品12部。在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这个职位上，他已经做了七八年，这个丰富的工作经历表明，他应该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粹的资深文化人了。凭几他的多年对手札和书画的研究，凭几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凭他对社会发展趋势的理解，他深知在当下的电子时代，手札必然“寿终正寝”，必然成为“最后的手札”，想要现时代的人们在去用手札作为通信工具，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甚至是异想天开，但是，出于对手札这种传统文化的情有独钟，他还是在研究在呼喊在奔走，他绝不是在拉历史的倒车，他是在尽心竭力地发掘传承这块传统文化的瑰宝，他是想不至于让它完全丢失或者不至于丢失得太快。
　　 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自然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自然是一个具有家国情怀的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我们在《百札馆三记》中，看到通篇都体现和浸透着作者的这种高尚情操和博大胸襟。我们来看看作品中为我们采撷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吧。
　　 在《笔录即心路》一文中，作者集中向我们介绍了梁启超的手札和题跋，在评价其手札“语畅字清，笺雅墨润”的同时，似乎更敬重其人格魅力。为此，作者亲去北京植物园拜谒梁启超墓园，感觉到让自己“发现隐于历史暗处的人性光辉和游移于社会评价体系之外的精彩事件。”这就是“发现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没有脱离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的人知，也就是说，我的眼界依旧在梁启超的眼界之内。”众所周知，梁启超是一百年前戊戌变法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梁流亡日本长达14年之久，期间，他盼望何年才能回到祖国？1912年，清帝国崩溃之后，他便启程回国，先后担任了北洋政府的司法、财务总长，后又在清华讲学。一本研究书画的书籍，引人了关于戊戌变法的笔墨，并引起了作者的慨叹：“十九世纪末的那一场变革，的确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是的，它迎来了辛亥革命，促成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彻底崩溃。作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情怀跃然纸上。
　　 在《一九九七年杜导正致定邦》一文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个令人慨然的故事。说的是《光明日报》前总编杜导正在广东工作时，因批评“大跃进”时的浮夸风被错划成右派，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时任广东领导的陶铸表扬杜导正说他“当时对农村形势的估计是正确的，比我们正确。”作者同时评价他们两个人说“一个刚直不阿，一个光明磊落，都是好样的男人。”这里又涉及几件大事，即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运动，作者未就事件背景做什么介绍，只是对一件事情两个人物做了刻画，但此事勾起了我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再对照如今的社会，我深深地感触到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
　　 在书中我们还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大名鼎鼎名扬中外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后曾经获得短暂解放，但被整到国家体委搞新闻报道去了，当感激涕零的郭小川拼力写出几篇关于乒乓球的通讯后，欣慰的笑容还未消失，又突然遭到“四人帮”江青的迫害，结果又被赶回了湖北干校去劳动改造，两年后，郭小川不幸离世。这种让一个著名诗人去搞新闻报道的令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的尴尬事情，只有在“文化大革命”那样扭曲而疯狂的年代里才可能出现。当然不只是郭小川，在书中我们还看到了傅雷、艾青、周良沛等也被错划为右派，以及众多文化界人士，在反右斗争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遭遇，无不让人触目惊心。作者谈到这些时批判到：“‘“文革”’流毒是一剂置人死地的猛药。”“这是旷古的黑暗，是人类的耻辱，是中国人长期的疼痛。”同时作者还十分警醒地提示人们：“即使在今天，还有一些人喜欢它。”
　　 瑞田先生在《百札馆三记》中的这些热烈而真诚的笔墨，无疑让我们看到了他更为广阔的胸怀，那就是透过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分析和咀嚼，对现实社会和现实生活的观照，这完全让我们有理由想起范仲淹《岳阳楼记》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那些让人刻骨铭心流芳千古的词句，难道作者体现的不正是这样的家国情怀吗？
　　 瑞田先生的这本并不算厚的书，何以对我有如此的吸引力，何以让我读后生发出如此的感慨，是因为它确实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的蕴含，寄托着作者坚定地理想和高远的抱负。面对瑞田这样的老师和《百札馆三记》这样内容丰富而深邃的作品，我感到自己的浅薄和拙笨，虽然自己很是喜欢书法，也着实下了一些功夫，也很幸运地有作品在中国作家画院举办“首届中国作家书画展”中入选并在北京世纪坛展出，但说起来那实在是令人有些汗颜，原因是自己的功夫很不扎实，真的是感到名不副实。
　　 时下，瑞田先生仍然在以积极的姿态，拼搏的精神，继续策划着一个又一个的书画大展，我们期待着他创造更多的业绩。同时也须记着他忠告人们也是在约言自己的箴言：“读书吧！写字吧！对于读书人，不应该有荒凉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