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当国家处于混乱时期，当国力江河日下的时候，所有大人物的弱点都被放大了一百倍，功绩却淹没在混沌当中，自动被人忽略不计。
　　 不过，不论那时候的英雄人物能力如何，功绩如何，但有一点肯定没有做好，那就是没有认真发动起人民群众、利用人民群众。在官僚体制之内的人物，哪怕是像林则徐、严复这样开明又亲民的人物，所影响的圈子都是很小众的。他们确实做到了睁眼看世界，甚至把自己的心得体会编纂成书，可是，中国有几亿文盲，他们不会读书，也不知道这些人在讲什么。还有些人，虽然读懂了他们要说的话，却拼死不愿相信，因为这些人平时得到的信息，跟真相有巨大差距，而且即使是有图有真相，也难以改变这些人。林则徐和严复他们，没有按照民众能听懂的话去表达自己的看法，还在走“阳春白雪”的路子，这是那个时代人物的共同局限。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显得既落后又愚昧，难道是因为那时候的老百姓智商不足吗？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绝不会存在同一人种，前几十年很聪明，后几十年很聪明，偏偏到了晚清那几十年集体都变愚蠢的事情。这些人之所以显得愚蠢，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全新的世界。
　　 平头百姓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是当时晚清最大的问题之一。现代化教育没有推广，极大影响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除此之外，还有人故意捂盘子、盖盖子。李鸿章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就专门提到这件事。李鸿章说，其实我们也有报纸，但我们的报纸从来不说事实真相，或者极少说事实真相。
　　 本来是为传播事实而生的报纸，为什么不敢说真相？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当时中世纪的官吏还只是对上负责，事实真相跟你们这帮平头百姓说不着；第二是不敢告诉平民百姓真相，如果告诉平民事情真相，就等于承认敌人的强大，自己的落后，那可就连最后一块遮羞布都没有了。第三点似乎更重要，如果坦诚自己的落后，本来积弱的民族，再失去最后一点虚幻的自尊，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不了解真相的民众，还处于普遍的义愤填膺阶段，因为洋人的文化入侵与胡作非为，包括政府与外国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后还是要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在面对岛国日本的时候，大清国内，除了李鸿章等寥寥数人，整个国家一片狂潮，坚决要给倭寇一个教训，让小日本知道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
　　 而在战争失败之后，举国上下还是一片狂潮。老百姓痛骂政府无能，政府也没有机制向民众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而造成普通民众对政府更加不满。政府在那时候，除了认输投降、割地赔款之外，到底该干些什么，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外发声？“江湖”中人，单纯归罪于政府的无能，政府想解释自己的处境却没有渠道，干脆就派兵弹压各种声音。这样一来，引来的是更多的反对声音。
　　 就在国家上下严重隔阂之时，义和团出现了。义和团的出现，实际上是民众对政府不信任、不认可的体现。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政府与民间上下之间的壅塞现象，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危急过。
　　 在过去，其实一直都存在这种上下壅塞的现象，但是对国家生活影响并不大。在那些偏远山区，旧帝去世新皇登基，不知道的人大有人在，甚至有人连改朝换代都浑然不知的情况也屡见不鲜。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写照，还有些人甚至会捂上耳朵，故意不去听那些事情。
　　 但是这种小民式的自立，因为强大的外患，终于在满清后期结出苦果。最大的问题，就是造成了整个国家难以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即使有人在振臂疾呼，也有人当时被感动，可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后，还是依然故我。
　　 能把旧时代的民众集合起来，其实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几乎所有国家都经历了痛苦的涅槃。在法国，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在与世界为敌的过程中，才完成准现代化的进程；英国采用费边主义，而且占据工业革命的先声，但还是经历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在东南亚的泰国，銮披汶以民族主义者的姿态，掀起对泰国华人迫害的狂潮，同时推动各项革新政策，还大搞舆论宣传，才渐渐把国人的目光聚拢在一起。
　　 也许会有人说，在今天的美国，总统选举投票率近年来越来越低，2016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投票率不超过20%，那又该如何评价？
　　 聚集国民的目光，不是人人都讲政治。而是指让大家对自己的国家有所认识，不论是不是关心国家大事，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
　　 外来力量在深刻改变这个国家，催化这个国家。
　　 19世纪最后几年，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短短几年里，西洋人像蝗虫一样大规模进入神州大地的很多地方。少数人自律一些，更多人成了混世魔王，他们傲慢地看着神州子民，肆无忌惮的飞扬跋扈。而官府，几乎是一水儿站在洋人一边，唯恐在自己任区内发生让洋人不满意的事情，进而影响自己的乌纱帽。民族大义、民众利益，在官本位面前变得一钱不值。上层人士拼命捂盘子，下层人特别想揭盖子。中世纪的政府对付不了工业化的西洋人，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民众却经常下狠手！一桩桩、一件件不公平的事情接连出现，让民众普遍不满。终于，这些不满又一次开始唤醒中国人的血性。
　　 而这一次民众的觉醒，与历史上所有觉醒都不一样，那就是无数民众忽然认识到，这个国家是大家的，而不是姓李的、姓朱的。因为它与过去某个朝代走到穷途末路，然后更换皇帝人选不一样，甚至与五胡乱华时候，野蛮杀人的胡人也不一样。那时候的胡人，还是希望在这片大地上扎下根来，建立自己政权的，于是在野蛮的背后，对这片土地还有一份责任。而这次汹涌而来的洋人，只是来消灭中国有生力量，只是来掠夺财富，却不想承担任何社会责任。
　　 虽然民众在觉醒，但是如果我们把反抗、抵制、斗争等革命性的词语，过多引入到这时候的大众生活中来，显然与实际情况相差很远。翻开鲁迅先生的一些文章，看看那时候的民众，整体看上去还是那么麻木、僵硬、愚昧、缺乏同情心，仍然是一盘散沙的样子。
　　 那么，这些觉醒民众的热情藏到哪里去了？
　　 觉醒的热情当然还在，只不过在19世纪末，还没有杰出人物能做到因势利导，把这股能量激发出来。把这种热情真正转化成喷薄向上的能量，是在四十几年以后的抗日战争、抗美援朝，包括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通过以毛泽东为首的一群了不起革命领导人的引导、组织，变成排山倒海的力量，然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赶走蒋家王朝，逼平美帝国主义，又引爆了原子弹，还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工业化生产的基础。
　　 晚清末年，让整个国家上下隔阂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宗族。
　　 今天的人们，对于宗族这个名词已经相当陌生了。今天我们能感受到的，充其量不过是马家庄、李家庄的村霸，或者政治势力中的某些帮派而已。然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宗族一直是皇权之外另一股巨大力量。
　　 那时候的宗族，是上百年，甚至几百年形成的大家族，是官宦家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利益团体，是横亘在政府与小民之间的巨大阴影。
　　 在远离北方统治中心的南方，在很多偏远乡村，那些以姓氏、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治，它代替政府行使各种权力，管理一方民众。中央政府的命令，不是直接下达到普通民众那里，而是给了宗族，而民众的诉求，也需要宗族进行上传，宗族将国家力量分割成一个个孤岛。在中央政府足够强大时，这些力量并不多么可怕，但是，只要朝廷露出疲态，宗族立刻就会占据上风。
　　 这样一来，宗族力量就成为了双刃剑，在驯良的时候稳定国家治安，安抚普通民众，在起异心的时候则对抗朝廷，成为反叛力量的渊薮。而在清末，宗族势力更像一层厚厚的绝缘垫，让本来就疏离的朝廷与民众之间的距离，更加天遥地远。民众能觉察出这个国家不对劲，但是因为宗族势力隔绝，并不知道原因在哪里；上层想把自己的责任分解下来，以便与民众一起形成对外来侵略者的合力，然而经过宗族势力缓冲之后，责任被稀释，甚至被带偏。于是，一方面是无数人扼腕叹息，希望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是无数人被推入吃瓜群众的行列，就算是想伸手帮忙，都不知道从何帮起。国家行政方面的深刻危机，达到五千年未有之高度。
　　 宗族制度，让这个国家深深陷入到中世纪厚重、暗埋的人情套子里面。因为它发展到了极致，所以也就走到了落幕的时候。当它与时代潮流相背离，必然被时代所抛弃，这是颠扑不灭的真理。
　　 在打击宗族势力方面，毛主席的贡献是无以伦比的，是他将宗族制度的锁链彻底打碎，切断了旧时代最粗壮的脐带，使中国迅速甩掉过去的包袱，向未来进发。
　　 晚清的中国，能臣那么光彩夺目，庸官那么腐败无能，社会风气那么因循、僵硬，织成一个紧密的蛛网，一个孙悟空的金箍棒也搅不开蛛网。当然，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政府，政府里的人还是旧式的官员，明明三言两语说清楚的事情，偏偏对着百姓故弄玄虚，唯恐真相被暴露；政府更不敢与民众齐心协力，不敢与民众志同道合，唯恐自己的遮羞布被扯下来。然而，一次次不平等条约，一次次割地赔款，故弄玄虚和耍官威这两块遮羞布已经遮挡不住什么东西，民众的窃窃私语，远比洋人的枪炮，更深刻地腐蚀着满清的统治基础。
　　
　　 （三）
　　 中国人似乎特别愿意相信善恶有报，所以中国人所拍摄的鬼片，基本上都是围绕了结因果报应展开的，鬼怪造型主要以阴森恐怖为主。而西洋人似乎不大相信这些，于是欧美的鬼片，鬼怪造型主要以恶心人为主，仿佛模样越腌臜，越让人反胃就越恐怖。这似乎也很正常，看美国人残害印第安人的卑劣手段，如果按照因果报应来考量的话，美国大概早就该亡国亡种了，哪有机会到现在还耀武扬威？所以这些人干脆对此置之不理，以免自己心里有了阴影，没办法摆出神圣而纯洁的样子来。
　　 入侵中原的满洲人，在这方面似乎是个矛盾体。他们一方面受到汉人文化的浸染，全面接受了儒释道三教的教义；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对汉文化痛下杀手。
　　 争夺天下的时候，采用各种极端手段似乎不用太过苛责，那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时候，就算是冤杀一些人也无可厚非。然而，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满人反而对自己越发不自信起来，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大兴文字狱，拼命扼杀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
　　 在顺治、康熙时期，“文字狱”还只是偶尔为之，到了雍正时期，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制度”。而自命风流的乾隆，更是这方面的刽子手，统治期间共发起一百三十余案，数以万计的人为此丢掉性命。
　　 文字狱是为了控制士大夫的思想，案件常常是无中生有，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皇帝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现代史学家柳诒征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
　　 像篦子一样一遍遍进行梳理，确实把敢于表达自己思想的“异端”都消灭了。然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整个国家陷入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境地之中，不让说话，不让写书，那就不说话、不写书呗，天天喝喝小酒，赏赏牡丹，反倒活得更惬意。而满族人想要的，似乎就是这种效果，要求天下人，要么为循吏，要么为顺民，不然就是杀无赦。
　　 这种情况一直到满清后期，100多年前所种的因，在这时候终于结出了果：民众确实有呼声，甚至有些人有真知灼见、救世良方。但是，只有一少部分人加入到了政府体制当中，大部分人宁愿拿起枪杆子革命，也不愿到紫禁城陈述自己的见解。为什么？因为在这些人看来，拿起枪杆子，生死是五五开，而去紫禁城，那就是百分百要送命。
　　 大清朝在前期和中期，确实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开疆拓土方面，在对付蒙古方面，在收服西藏方面，它都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以“外王”为引领，它也随之实现了自己的“内圣”。国家蓬勃向前发展，自然就带给民众自豪感。然而，满族人的这种“内圣”，在受到外部冲击的时候，立刻就显出它的虚弱来。当朝廷面临危机，需要民众万众一心的时候，数以亿计的民众，温顺如羔羊的民众，却没有选择站在朝廷一边，而是“忽然”选择当了看客。
　　 不用说，对普通民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责难随之到来。然而，那些敢于担当、敢于直言的人早就被“篦掉”了，平常大家都跪服惯了，仓促之间，在权威面前如何能站得起来？
　　 因为民众对国家的冷漠，只愿意维护自己利益，让这个走下坡路的政权心虚起来。因为心虚，进而影响它的决策能力和执政的能力，让它更加不敢放开怀抱去拥抱自己的国民。
　　 有人因此说，清朝12帝，没有昏君！这句话看上去没有错误，其实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如果方向错了，越努力也就越可怕。正是通过满清政府的努力，才把把中华民族推上高高悬崖，然后重重摔下去。相比来说，清朝的皇帝甚至不如明朝的万历，那个40年不上朝的皇帝。为什么？因为在万历的“慵懒”下，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红衣大炮开始投入，火器开始列装军队。国家强大、皇帝宽容，民主就兴旺起来。如果按照明朝的路子发展下去，中国完全会是另一种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