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到手里才发现，那膨体衫是我母亲工厂里生产的。这就是传说中的出口转内销吗？用现在的话来评论，舅舅也是个暖男。二姐小学毕业时，三姐初中还没毕业时，就都被母亲带了家属工，进工厂，在新车间当织衫工人。那时家属都能进厂上班，应该是厂里创了新业，否则很难想象一个二轻手工企业，能养活许许多多家庭。
　　 二姐是个勤俭节约的人，小时候母亲都是派她，从乡下针织厂坐塘河内河的船，到城里外婆家，送我和大姐的伙食费给外婆家。她舍不得坐船，这样可以省下两分钱。她也舍不得穿鞋走，把塑料鞋脱了提在手里，劈里啪啦小脚丫沿着河岸走十里路，徒步走到外婆家门口时，才穿上塑料鞋。她走近大门洞时，金荣的阿婆，一般都是坐大门口，劈里啪啦摇着拍着大蒲扇纳凉消遣，就拔长高声喊叫，乡下人走来呗，乡下人走来呗。此时，实在是金荣阿婆们的节日时分，也是她们天天守在大门口的欢乐时光。二姐就在老太太夹道欢迎声中，羞羞然地，劈里啪啦走进院落，但是这一次发出的是肉脚板拍地的声音。她不小心把塑料鞋给弄丢了。当然，不难想象，回家后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三姐在之前，当过一个小小个体企业的出纳，工资十五块钱，财务室就放在我们家里的五斗橱的第一个抽屉里，上面郑重其事加了一把挂锁，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了。大姐初中毕业，在学校一直当红卫兵连长，后来早早入了共青团，学习成绩很不错。她很想继续读书。那时支边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父亲还是担心她会被送去插队下乡，读书就到此为止，她偷偷哭了好几次。父亲早早托关系把她落实在瓯江对岸的梅岙水库工地，当广播站广播员。当时还送去培训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晚上灯光下把棉被行李都打了包，次日就要出发去工地，却不知咋的事情起了变化，不知是工地停工了，还是那个岗位被人顶替了，等了好几个星期也不见消息。后来又想办法进了办在垟底的车木厂，当了一个为小孩花雨伞柄喷漆木偶的女工，每天一进家门，衣服上都是一股浓重的香蕉水味。许多年以后她还患有严重的鼻炎，鼻子时常无意识地一哼一哼的。
　　 母亲的工作岗位，是在洋袜厂第一代产品的车间里，在织袜子机前辛辛苦苦摇袜子。一大排一大排的机台排列着，边上依次安装着几十台袜机，一个个工人坐在机器边，在明亮的灯光下，拼命地摇织袜子。母亲手腕的骨节，特别粗大，手腕一直会疼痛。现在想来，应该就是腱鞘炎，妈妈手，严重影响生活。摇袜子是件非常辛苦的工种，我跨到她边上放袜子的箩筐，顺手把发育良好的小尾巴理出来，放在箩筐眼里，惬意地双腿团团盘坐在袜子堆里，津津有味地看小人书，偶然抬起头来看，会看见她有时这支手摇痛了，换另外一支手摇，牙齿咬着嘴唇，露出很痛苦的神情。边上的阿婆阿姨姐姐，对我的异常早已见怪不怪，但母亲心里显然一直放不下，那时我还没到能体会母亲痛苦的年龄。母亲曾试图让我穿上满裆裤，掩盖我的与众不同，满裆裤容易勒住我尾巴，感觉很不舒服，所以我坚决予以拒绝，母亲只能脸色惨白地选择妥协。
　　 平时，她每天晚上给我洗澡时，最后一个程序，就是用毛巾把小尾巴擦净，然后叹一口气。我在走廊撒欢时，小尾巴在身后嘀哩嘀哩转，发挥着螺旋桨的作用。我知道，晚上八点半以后，我能拿着一只庞大的白色搪瓷碗，外边沿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的，跑到食堂窗口排长长的队伍，打回香气扑鼻的大白菜炒年糕条。排队时，免不了有小朋友手贱，玩弄我的小尾巴，我噼里啪啦一阵打，他们就很开心，发出呱呱的笑声。每个加班，都有我无比贪婪的点心可吃。筷子偶然会翻到年糕条当中夹杂着的切得很细、炸得很香的五花肉块，用牙齿嚼得碎碎的，别提有多香。偶尔我也会听见闲聊的叔叔阿姨，在讨论返祖现象，以及手术能否切除。但见了尾随我出来的母亲，他们的话题便停止了。
　　 我知道我的父母亲也商量过手术切除的事情。我半夜起来撒尿时，听见母亲在哀哀地哭泣，生了三个女儿，唯一的儿子却长了小尾巴，真是见不得人。他以后怎么娶亲呢。爸大大咧咧，这有什么，我不也一样。我睡意朦胧地问，什么见不得人，什么一样？母亲说，没你的事，睡吧，继续睡。我听见父亲说，我去借钱，你放心，会有办法的。年纪轻，方便做手术，年纪大起来，就麻烦多了。
　　 除了加班点心是我每天思思念念的想头之外，我和另外一个叫阿金的小伙伴，每天的伸手讨钱，也是至今无法遗忘的事体。我们当时才念低幼年级的书。手里握的是大把大把花不完的时间。我们的游玩，有时附带上我们的姐姐。姐姐们那时已经读书，但是也没多少作业可做。老师压根儿就没布置什么作业。
　　 我们一起在厂区里到处游玩，天天把工厂跑个了遍。厂区大约有十几亩地。都跑腻了以后，我们会准时跑到传达室阿公面前，摊开手向阿公要钱。工友们统一叫阿公为阿旺老司。那时，大家都不富裕。父母累死累活，要养活一大家子，也没多少余钱。我有三个姐姐，阿金有两个姐姐。两家所有的经济来源，就是工厂每个月发放的工资。父亲那时已经从公安局辞职，没有固定收入，整个家庭的负担，压在母亲的肩上。
　　 阿金的父亲，早年去世。他母亲的担子，当然也一点都不轻松。传达室阿旺公的口袋，就是我们的取款机。这是我们每天的例行公事，在阿公面前伸手这个固定动作，我们做了好多年。现在想来，这实在是很没脸没羞的事情。因为阿公和我非亲非故，和我没有一丁点儿的亲戚关系，后来仿佛听母亲说过，也许他和阿金家有亲戚关系也未可知。而我当时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即使给假设中的亲戚小孩阿金零钱花，也是可以不给我的，但是他一直一视同仁，从来没有一次说不给我，或者对我假以颜色。而我潜意识当中始终有感觉，阿公其实对我比对阿金要更亲切一些。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敏感的人，阿公如果对我哪怕有一丁点儿的不耐烦，我便不会再去纠缠他，而阿公对我的亲切，一定是发自肺腑的。现在才恍惚明白这个道理似的。阿公原来是可以不给我们零花钱的。因为他只是我们口中称呼的阿公，并不是我们血缘的亲爷爷。
　　 那时的工人，工资应该在十八元左右，随着工龄的增长，大概在二十八、三十八、四十八，这样往上涨。作为一个传达室工友，阿公的收入可想而知。我人生头一次领工资，是在十三岁时，在父亲开设的药店里打工三个月，每个月领到十三块钱。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许多中药知识，到现在还很受用。但是，当时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不对的事情。因为走出厂门，拐弯大约一百米远，那个南陈桥头边上的小摊上的，零食小吃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阿公有一条腿不大方便，可能是年轻时摔坏，没什么钱治疗，或者是生过什么毛病的后遗症，都已不可考，他平时走路一踮一踮的，应该很是辛苦。看到我们俩满头大汗一擦一大把，小尾巴在我身后一甩一甩的，跑到他面前，阿公就边抽着上游、飞马或者大前门香烟，边一退一退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担心我们俩岩撞似的，会撞到他。我对国产香烟老牌子的认识，自此处始。他伸手到裤袋里掏出一分钱，有时是两分钱，有时是五分钱。一人一枚，公平合理。很有可能是他事先换好放在口袋的，因为知道这俩娃儿会准时过来要钱的。不是说阿公天天掏钱给小时候的我们，我今天怀念他。实在是回想起来，有些苦涩的味道。他应该是一辈子没结过婚，也没见过他有家人亲戚来看望他。当然也就没有子女。他是把我们当成他的后辈来照顾的吗？我们撒着欢儿，兴高采烈地跑到南陈桥头边上的小摊上，买酱菜头，菜头条儿，炒米花，爆破筒，那几分钱能带给我们长久的愉悦，自舌尖到心田。阿公一直微微笑着，跟在我们后头，到小店门口和认识的人们聊天，脚步一踮一踮的。那笑纹里，洋溢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喜爱。怎么忽然会有一种，很想大哭一场的感觉。
　　 我终于做了尾巴切除手术，头顶的无影灯，反映出我的苍白乏力，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不久我就被麻醉得昏睡过去。我趴在推车上被推出来时，感觉屁股根部，有点麻辣辣的痛。不好躺，我趴在病床上，挂了三天盐水，便出院了。半个月后去医院拆线。我很想看见切了尾巴后是什么样子，但显然还看不了。在彻底摆脱敷料后，我站在卫生间镜子前，够不着，我只好搬了一张折叠凳，站上去，拗着脖子，看自己的伤口，镜子里反映出来的影像，和当年草堂巷三根竹电影银幕背后的影像一样，也是反着的。伤口倒是愈合得比较好，我是疤痕体质，在那里留了一个明显的伤疤，随着时间流逝，那里凝聚了一个疙瘩，经久不衰。折叠凳摇摇摆摆的，轰隆一声，我摔了下来，母亲在卫生间外慌乱地问，怎么了，怎么了？我强忍着剧烈的疼痛，安慰她，没事没事。她听我说没事，就继续去忙她的厨房去了。我暗暗倒吸一口冷气，痛死了。尾巴被切除后，我成了和大家一样的人，不再特立独行，我甚至完全忘记我是有过尾巴的人。我和大家一样，过上正常的生活，学习考试，工作。
　　 邻居介绍我相亲，双方门当户对，很快就确定下对象。阿蝉很善良，在行进到比较了解的阶段时，我对她坦白了我的隐私。她浑身颤抖，暴露出恋爱关系的脆弱。我呆坐了一会儿，和她告别回家，悲观地想，早知道这样，就先不说尾巴的事情了，船到桥头自会直。我们有半个多月没有联系，我留给她冷处理的时间。半个月后，她过来了，和我母亲谈笑风生，帮忙料理厨房，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母亲战战兢兢，见她镇定自若，才放下心来。我想问又不敢开口，害怕打破难得的平静。不久我们结了婚。婚礼比较简单，因为我实在穷。但婚礼比较热闹，因为我的身份特殊，了解的人，来看热闹的特别多，大家挤眉弄眼，关心我们婚房里的事情。我们在尴尬中维持着镇定，当没看见他们的表情。新娘子脸色苍白僵硬。
　　 我去了城里上班，一周回乡下一次。这天还是星期三，岳母来了电话，说阿蝉早产了。我迂回曲折，赶到老家诊所。七个月大儿子，脚板就豌豆那么大，躺在她身边，眨巴着眼睛不肯睡觉。邻床的陪护，端脸盆进来搁到床底发出声响，他也随之一惊一乍。阿蝉疲惫解释，厂里仓库失火，到处叫人救火，吓得淌了羊水。我示意她不用解释，我不会埋怨她，只是疼惜母子俩，想触碰又胆怯缩回，瞧那小脚丫，不到我小指大，弄坏了怎么赔偿。哈哈，难道你认识我？他的大眼睛骨碌碌盯我，迟迟不肯睡着。岳母拿进一只铅盆，盆边痕迹触目惊心。我说您辛苦了，该我去倒才是。岳母摆手说没事，你坐你的。还没来得及拉呱，斜刺里闯进一个助产士，一把夺过铅盆，杏眼圆睁，你咋把胎盘扔了，谁允许你倒掉的？你要赔偿，产钳五十，胎盘两百。我心头火起上前责问，你这是哪来的规矩？她没搭理我，从她眼角，我看到一股子不屑。岳母脸上很尴尬，但勉强保持镇定自若，腮帮子浮现一阵阵潮红。我刚才把它倒进坑里了。她骄傲得像个乡村巫婆。我苦笑着逗弄儿子，妻子疲倦而开心，配合着我。在完全做好心理准备后，我终于找准机会，悄悄揭开小朋友的襁褓，我目瞪口呆，担心了许久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他的屁股根部，有一条小小的尾巴，粉红而娇嫩，摆脱了襁褓的束缚后，在凉飕飕的空气中，旁若无人地，缓缓卷曲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