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陶杰连问了几个老师和学生，他们都不知道李耀宗这个人。陶杰不死心，找到派出所希望帮忙查到李耀宗家住址。但当时的条件，盲目地要找到一个人，通常情况下没有个一两天是查不到的。陶杰失望了。
　　 夕阳快下山时，陶杰搭上预约好的一辆去市区办事的手扶式拖拉机离开了学校。拖拉机驶上省道，陶杰才发现刚跟在后面追来的年青人竟然是李耀宗。陶杰欲叫停车，却见李耀宗冲上公路对面一个小山丘，挥着手对陶杰喊道：“老师——，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因为我是您永远的学生！”
　　 拖拉机到市区已经是夜里九点了，拖拉机手坚持把陶杰送到住地。
　　 拖拉机手谢拒了陶杰的挽留，说自己还要赶去火车站货场装货连夜返回去。他提起一只口袋递给陶杰，说道：“耀宗上午让带上给您的，全是自家土里长的。不贵重！”
　　 陶杰双手接过口袋，感觉沉甸甸的，也感到口袋里的东西特别特别的贵重。
　　 拖拉机发动了，陶杰谦卑地礼送拖拉机离去。
　　 陶杰回到宿舍，二十来分钟后又突然夺门而出，手里捏着一封信，飞也似的向火车站货场跑去。他要赶快找到拖拉机手，搭乘拖拉机赶回去，连夜去见李耀宗，他相信拖拉机手是知道李耀宗住在什么地方的。
　　 火车站货场挺大，他不知道来装货的拖拉机在几号门几仓。他心急火燎地在货场奔跑寻找，几乎跑遍了货场，没有看见要寻找的目标。
　　 他失望地仰天长叹一声，一下瘫倒在路边的水泥椅上，把那封信紧紧贴在胸口上。
　　 “是李耀宗写的信吧？”朱柯忍不住挿话问。
　　 陶杰扫一眼朱轲，说道：“读了李耀宗写的信，我觉得作为他的老师，我很失败。”停了停，呼了一口长气又说，“人啊，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病了，却不知道自己有病，甚至病入膏肓了，还知迷不悟。我就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有病的人。”他眼角再度潮湿了，站起身，走到向日葵花前，昂起头强忍着没敢哭出来。
　　 朱柯琢磨着陶老师的话，跟上去，试图安慰他。
　　 陶杰缓缓回过头，双眼红红的，轻声说：“你们走吧。”
　　 朱柯张嘴还想说什么。明天拉拉她，眨眨眼制止了，说：“我们走吧，让老师好好休息休息。”
　　 朱柯被明天推着，仍扭头回望，眼里是不舍和大大的疑问。
　　 “朱老师，你想知道的，明天都可以告诉你。”陶杰挥着手说。
　　
　　 四
　　
　　 我尊敬的陶老师：
　　 您好！
　　 抑止制不住内心的无比激动，决定还是提笔与您写这封信。
　　 老师，没有想到在离别您多年后的今天晚上，终于又十分意外而惊喜地见到了您——我尊敬的老师。老师，您还是像当年那样帅气、英姿飒爽，那样博学多才，让学生我自愧不如。
　　 老师，请原谅我今晚没有勇气敢认您，刚刚在车上，在校门口与您分别的时候，几次想喊一声：老师，我是您的学生啊！可是，我强忍住了，不敢久留便匆匆离开了。
　　 其实，我没有离去，并且还悄悄地回到了学校，主要是想再听听您精彩的讲话。在您集中又一届学弟学妹们与他们讲话的教室后面，在雨中我一字一句聆听完您对学弟学妹们的谆谆教导。您讲话还是那么风趣幽默，还是那么善解人意触动人心，还是那么鼓舞热情催人奋进。听您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真的好想再走进您的课堂，再聆听您亲切的教诲啊。可是，这些都不可能的了。
　　 老师，今天晚上我要鼓起勇气，请求您原谅我当年的无知与任性。
　　 我知道，也许您至今都在疑惑我当年为什么总是迟到，为什么成绩急剧下降而最终不辞而别，而且永远告别了校园。
　　 老师，当年我倡议其他几个考上市一中初中实验班的同学都留下来，除了主要是冲您而来的原因外，其实我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的家太贫穷了，家中仅有我和患病的父亲。母亲嫌家穷，早在我小学二年级时就离家不知去向了。家，不可能让我远走，我也没有条件敢到市里上学。
　　 父亲患的是一种原发性淋巴水肿病，俗称象皮肿，四肢水肿自然不能下地干活，做家务。
　　 能够在家门口遇上好老师，学好功课，是我命运中的福分，因此我格外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虽然家距学校有十二三里路，但我还是坚持每天早上四点半起床，做好父亲一天的饭菜，温在锅里。晚上下自习赶回家，常常是夜里十点过了，父亲还坐在家门口，在黑暗中等着我回家，不管是刮风下雨，春夏秋冬，天天如此。我和父亲吃完晚饭，我照顾他服药洗脚，为他擦外用药，侍候他上床休息。父亲总是倚在床头，黙黙地看着我做家务，准备一天的猪食，打扫猪圈，洗父子俩的衣服。还有时间的话，会再看一会儿课本，背背英语单词，那时候我的英语成绩是不好的。每天，夜里十二点以前我从没有上床睡过觉，我甚至忘记了夜里十二点之前睡觉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父亲很坚强，他的病很严重，夜里常常痛得大汗淋漓，浑身发抖，怕影响我休息，总是强忍着，不呻吟不动弹。第二天常常看见他下嘴唇下青紫一块。问他，他总是强装笑容说，牙齿不听话，不小心咬了的。可我们父子俩合盖的那床被子的两头，早已经留下了他“不听话的牙齿”咬下的一排排窟窿呀。
　　 我读懂了父亲的坚强和希望。每当想到父亲，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初中第三学期开学时，父亲病情加重了，有段时间需要每天打针输液。家中贫寒，不敢住在医院治疗，只能到场上诊所治治。于是，我一大早便背着父亲跌跌撞撞艰难地赶在去诊所和上学的路上，当时我十三岁不到，父亲伏在我背上握住电筒照路。如遇天下雨，父亲还得忍着疼痛硬撑着雨伞为我挡雨，累得他满头大汗，分不清哪是雨水哪是汗水，而照路的电筒则只能咬在我的嘴巴中。半路上，我们父子俩早已成了两只落汤鸡。
　　 赶到诊所，还没有开门。好在一个护士姐姐可怜我们父子俩，早早为我们开了门，还主动答应帮我照顾好父亲，并让我放心学习。如果碰巧她某天晚上值班，她还会偷偷留下我们父子俩在诊所住宿。留宿的晚上，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屋子虽小但没有透墙的风，格外安全温暖；明亮的电灯；舒适的病床，虽然窄小，但那已经是我住过的最好最暖和的床了。还有护士姐姐灯下给我缝补裤子上的破洞的温馨情景，使我泪流满面，我仿佛又享受到了已经消失了的母爱。不久，护士姐姐突然被调走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护士姐姐调走后，我失落了好一阵子。
　　 当我赶到学校时，常常已经超过老师您的七点以前必须到校早自习的规定。老师您知道吗，此刻，其他班的同学早一点的还在来学校的路上，晚一点的也许还在家中吃早饭，甚至有的可能还在睡觉啊。
　　 第三学期开学时还是冬季，即使我不背父亲到诊所治病，单是赶十多里山路到学校，都让我够呛。几乎全是一路的小跑，跑到学校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半天甚至一天就穿着这冰凉的衣服听课。常常冻得发抖，您和其他老师上课讲了些什么，几乎都没有听进过了。
　　 当时，我最奢望的就是：老师，您罚我吧。因为我迟到了，您罚我扫地吧；因为我班长工作没做好，您罚我搬煤吧；因为我学习成绩下降了，您罚我到工地搬砖吧……。在这些“罚”中，我不会再冻得瑟瑟发抖，不再有饥寒交迫的感觉。在这些“罚”中，我也体会到老师您对我的希望，您是“恨铁不成钢”不得已而为之呀。
　　 说实话，在这些“罚”中，我也有难受，好羡慕那些坐在教室里听课而不被“罚”的同学们。
　　 尽管如此，我还是坚定地抱着无论生活多么窘迫，都要努力挺住，千方百计跟上您的节奏，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信念，而黙黙接受和承受着所发生的这一切。
　　 第三学期结束时，父亲走了，我再也挺不住病倒了，最终被迫辍学。我想，一个学生在他正该读书的年龄，而且在吃过不少苦学习成绩还过得去的时候，如果不是遭遇不可抗拒的事，谁会主动辍学？
　　 老师，您知道吗，在决定辍学的那段日子里，我的心真的如刀绞一般，在床上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死的念头都曾经有过。
　　 那段日子，我多么渴望有人能和我说一两句话，特别特别地想老师，想您能走近我、安慰我、鼓励我，因为我最崇拜您。我知道您很忙，不一定会来找我返校学习，但我又担心您会来，要是您知道我的处境后会伤心难过，会增加您的担心，会分心您的工作。当时正值同学们毕业冲刺的时候，我不能分散您宝贵的精力，那样对其他同学来说是不公平的（虽然，当时我也被不公平着）。于是，我住到了一远房亲戚家，开始学习独立生活。
　　 所谓独立生活就是赶场、错场贩卖鸡蛋、粮食等等，赚差价。如果运气好，每天可以赚到几毛钱，甚至一元多。一个月下来，往往都有二十多元，差不多快赶上老师您的收入了吧。这活，苦是苦，累是累，但对我来说仅仅是小菜一碟，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许多知识。
　　 老师，我这段往事已经过去几年了，几乎已从记忆中抹去，平时也不想去触碰它。今晚，重新见到您，再聆听了您鼓舞人心的讲话，使我想起了当年这段往事。认真想来，我个人觉得重新提及这段往事，也许有一些值得您和我反思的地方（请原谅我的直言）。今晚我把它写出来，目的是让我们当年的师生共同审视它的意义。我今后的路需要它的意义，您，作为一名肩负全市教育工作管理责任的领导者，也许更需要它的意义吧。
　　 老师，夜已深了，明天您我都还有各自的事，就此停笔吧。
　　 哦，老师，还需特别向您汇报，去年我取得了成人普通高中毕业证书，今年将参加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希望能圆我大学梦。
　　 恭祝：老师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您永远的学生：李耀宗
　　 于1985年5月11日凌晨
　　 朱柯饱含热泪几度哽咽坚持读完这封三十多年前的书信，她一头伏在明天大腿上好一阵抽泣。
　　 明天抚着妻子的秀发，任她洒泪。他就是希望这封信能唤醒她内心深处的共鸣，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夕阳西下，江面上闪烁着万千点金色的波光，一艘江轮拉响汽笛从彩虹大桥下穿过，留下一根银色的尾巴。
　　 朱柯坐起身，双手揩去泪花，说：“醍醐灌顶，太感人了！”
　　 “嗯？”明天感到有戏，及时跟进说道：“醍醐灌顶？”
　　 “李耀宗这封信是写给陶老师的。在我看来，也是写给我的，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朱柯说：“教育是以最客观、最公正的意识思维教化于人的一种行为活动。在陶老师身上，既看不到他客观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因为他不了解学生无论是家庭还是性格上的差异，不能因人施教；也看不到他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对违规学生动辙就罚，甚至不让他们上课等等。这怎么让学生接受最公正的意识思维并教化于自己呢？”
　　 明天由衷地说：“说得有道理！”
　　 “我承认陶老师教学业绩确实光鲜，如果他对学生再多一点爱，对学生多一点了解，与学生特别是不守规矩的学生多一点沟通交流，树人中多一点公平，那就完美了。老师不仅仅是往车上装货的人，更重要的还是往油箱里加油的人。”
　　 “不错！如果让你用陶老师和李耀宗师生俩的故事检验你目前的教育行为，你会有什么样的反思？”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我觉得我现在的教育行为还不错的呀，对得起我的每一个学生啦。”朱柯很自信地说。
　　 明天话里有话地说：“是吗，不要太盲目的乐观自信啊。”
　　 朱柯听了，自然就联想到周五晚上君子兰花养护一事，觉得丈夫一定掌握了自己工作上的什么失误，否则他不会如此大动干戈。她信赖丈夫，觉得他是自己工作上的良师，生活中的好伴侣。尤其是他政治上的成熟可靠，让她感到特别的安全和幸福。
　　 朱柯真诚地说道：“说吧，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大家都是党员，开门见山直接说。”
　　 明天见朱柯是认真的，便问道：“最近，你们学校一年级是不是发展了一批少先队员？”
　　 “是啊。这学期快结束了嘛，在一年级新生中首先发展一批表现优秀的学生为少先队员，有错吗？”朱柯十分坦然地说。
　　 “发展少先队员是没错。但是你们是怎样发展的，你身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对发展的对象都做了深入了解吗？”
　　 “怎样发展的，当然是按《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规定，达到入队要求的，经批准，就发展为少先队员啦。”
　　 明天紧逼问：“你们定的‘入队要求’是什么？”
　　 “我们的入队要求，当然都是执行《章程》的规定。”
　　 “未必！”
　　 “那你说是什么？”朱柯又耍起了小脾气。
　　 “我请问，《章程》上有‘家长委员会成员的子女入队优先’的规定吗？”
　　 朱柯一楞，不明就里地看着丈夫，眨巴着秀美的大眼睛，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这样做呀。”
　　 “真的是没有这样做？”明天反问道。便把那晚家长反映的事和盘托出：一年级本次准备新发展的少先队员，除几名本校教师子女外，其余全都是各班家长委员会成员的子女。
　　 “家长委员会全体成员子女一个不落全入队了。这些子女都达到了入队条件吗？非也！据反映，其中有部分学生依仗自己家长是家长委员会的，就不知天高地厚，日常行为不规范，欺负同学，上课调皮捣蛋，不尊重老师，学习成绩也不好等等，这些学生凭什么该入队？这对于其他真正够入队条件的学生来说，公平吗？这难道就是教育权利公平和教育机会公平？这样做，对该入队而没有入队和暂时不该入队却又入了队的小学一年级学生们来说，在他们纯洁幼小的心灵上各自留下的将是什么，他们纯洁的心灵会不会被污染？如果一旦被污染，会不会影响他们今后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后果是什么，你们想过没有？”明天痛心疾首地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