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们81级在学习方面，也是独特的一代。我们不仅在思想行为上不同于我们的学哥学姐77、78级，也不同于我们的学弟学妹82、83级。我们在学习的路上，一直也是特立独行的。
　　 1978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开始改革开放的号角，到了81年，虽然在经济方面在广东做了试点开放，但思想方面，有松动但还不是太开放；在和国外交往方面，有少许走动但还是处于半封闭状态。那时的我们在学校还是能静下心读书的。我们除了孜孜不倦地学习老师传授的各种知识，有时甚至觉得和中学读书差不多。我们还是以班级为单位，有固定的座位，固定的同桌。老师每天按课程表上课，什么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还有心理学，教育学；英语和党史等，甚至连体育课都和中学一样，一周两次。除了英语老师年纪大比较差外，其他老师都很棒，上课各有特色。尤其是我们古代汉语的L老师，他曾经是王力的学生，所以讲起王力的古代汉语更多的是自豪。他的口头禅是：“王老师，曾对我们说……”，我们带着对大师的崇拜，经常被他带偏到过去的岁月里，也浑然不知，还常常听得津津有味；我们有个美学老师，他是朱光潜的学生，他和L老师不同，他常说的是：“我虽然是朱光潜的学生，也是他的同乡，可他的许多观点我都不认同”。于是他上课总是和朱老前辈唱反调，我们也是瞪大眼睛，听得趣味无穷。其实我们当时最喜欢的还是一个77级留校的年轻老师，他姓崔，是教我们当代文学的。比起那些老教师，他的优势是普通话标准，年轻帅气，有激情有文采。他一上课，我们就早早到教室坐好，拿好笔记本。他一开讲，我们就刷刷的记录，没有人敢开小差。因为他语速非常快，思维也敏捷，不像老教师慢慢吞吞给你解释。他是一气呵成，一泻千里，你稍一走神，他就滑过去了，再想追赶就很难了。而且他用词非常华美，这对中文系的学生来说，诱惑是致命的。我们班不管男女，不管成绩好坏，没有一个同学不喜欢他的。可是几十年过去了，再翻翻他的听课笔记，除了词语优美以外，其实也不比那些老师讲课更有内涵。但当时的我们年幼无知，还是比较喜欢花哨一点的东西。
　　 我们那时对知识真的是如饥似渴的，那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对我们构成诱惑。既没有电子类产品对我们的干扰，又没有商品经济的浪潮对我们的吸引，更没有花花绿绿的外面世界对我们的侵害。我们除了读书就是读书。我们不仅读学校老师教给我们的各类知识，更主要的是我们沉浸到了古典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记得那时，我们除了上课就是去图书馆阅览室，虽然那时图书资料也比今天贫乏，但一个大学的图书馆，古今中外应该有的历史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基本书籍，都是具备的。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们会互相介绍自己阅读的书籍，如果觉得好就互相推荐，互相借读，也互相讨论，那时的读书气氛真的非常浓厚。记得那时，我们不仅同学之间互相介绍，还把自己亲戚朋友同学所在学校，他们读的书也介绍给同学读。一次，我的同学W她哥哥说有一本书叫《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很好看，于是我们全寝室的人都去图书馆借这本书，结果造成了大家一齐跑到了图书馆，图书馆的老师说：“只有一套，你们谁先借。”大家都要先看，后来我们只有抽签决定。那一个礼拜，我们宿舍整天都围绕着这本书打转。一个月后，我们终于以最快的速度，整个寝室的6名同学都读完了，那晚，我们整夜都在谈论这本书，后来被房管多次警告，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睡去。其实像这样的读书卧谈的事，不知发生过多少次，几乎成了我们整个大学阶段最主要的记忆。
　　 我们几乎把能找到的中外名著，都读了个遍，当时还比较流行苏联文学，我们把托尔斯泰的、高尔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蒙托洛夫的、戈果里、冈察洛夫。肖霍罗夫，契诃夫等苏联著名作者的作品都找出来读了。结合外国文学课上的学习，我们又涉猎了巴尔扎克、雨果、莎士比亚、歌德，等一大批欧美文学家。随着真理标准在我们学校的讨论展开，我们又去看了一大堆西方哲学著作。记得我们80年代最流行的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凡是存在都是合理的”，这句经典哲理名言，让我们终身难忘。那时国门还没有彻底打开，但已经漏了点缝，我们已经闻到了一点世界的气息。所以那时我们都在拼命地读书，因为好奇也因为新鲜，更是因为我们那时除了读书，也没有什么好玩的。所以我们可以自豪的说，我们81级虽然不是最优秀的一届，但应该是读书普遍比较多的一届。
　　
　　 四
　　 说起我们那时的课外生活，比起现在的大学生的生活，实在是太单一了。记得我们当时连电视机都不普及，其他电子设备就更不用说了。记得不知是在大几，刚好当时的香港电视剧开始进入了大陆。《上海滩》、《霍元甲》是那时最流行的电视剧。可我们学校总共只有一个电视机房，那么多学生，全挤到一起看，热闹是真的热闹，可很多同学稍微迟点就进不去了。所以我们每当晚上有这个剧播出的时候，大家都像过节一样兴奋，早早吃好晚饭，力求能抢个位置。有亲戚朋友在本市的，都到他们家去看。记得我当时有一个舅妈，她是华侨，从国外带回了一个电视机，我只要一看放《上海滩》，就带领我们全寝室的同学到她家去看。一来二往，我们班的女生都和我表妹们混的很熟，我3岁的表妹叫我所有同学都是姐姐，和他们关系比我还亲。那时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偶像，许文强几乎是我们那代所有女人的偶像。一直至今，我们还是觉得现今的那些小鲜肉没有一个超过许文强的。后来接着又播放了《霍元甲》，让所有男生又兴奋了一把，走在路上人们哼的歌，不是《上海滩》的插曲，就是《霍元甲》的主题歌。那也几乎是我们整个大学时代的主题曲。等到我们快毕业了，台湾的校园歌曲才传进了我们校园，那时我们要忙毕业论文又要忙毕业分配，几乎就顾不了这些新玩意了。
　　 和《上海滩》同样吸引我们的是当时女排的五连胜，全国人民都是女排的狂热粉丝，我们大学生也不例外。记得在女排最后决赛的那个晚上，我们学校的电视机房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就在寝室里听收音机。同学们随着球赛的进行，或喜或悲，或激动或惋惜，一直惊心动魄地和女排们一起起伏变化着心情，直到看完了比赛。最后女排取得胜利的消息传来，全校沸腾了！同学们深更半夜的，自动举行游行庆祝。许多同学激动的把自己的热水瓶从窗子扔下去，发出很响的爆炸声，以示祝贺！还有同学手拿脸盆茶缸，敲打着发出“咣咣”像锣鼓一样的声音。那晚我们和当地的市民汇合在一起，彻夜狂欢，爱国热情达到了高潮。为中国女排，更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自豪！第二天早晨。男生寝室窗下，都是一地破热水瓶的玻璃渣。清洁工打扫卫生，也没有任何怨言，只是笑嘻嘻地问同学们：“你们以后拿什么冲开水呀？”同学们笑笑说：“我们喝凉水也开心！只是辛苦阿姨们啦，对不起”！那是我们读大学时最激动人心的一件事，至今想起还是情绪激动！女排的五连胜，几乎是我们这代人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柱。
　　 当然我们偶尔也有一些其他业余活动，比如，我们系在全校运动会时，我们中文系获得了冠军，而我们班又是成绩最突出的那一个时，我们就组织了全班同学游历九华山，攀爬黄山；那是大三的时候，我们那时实在太穷，几块钱的路费，也是七拼八凑的，记得我们当时从九华山到黄山要乘船，我们没钱买坐票，一晚上我们就站在船舷边，大家一点不觉得累，依然兴致勃勃地大谈理想和未来。到了黄山，我们从早晨5点，大家手拉手，一起攀登黄山的天都峰和莲花峰，虽然很艰难，山路太陡峭，我们还是互相鼓励，一直到晚上8点多钟才登上了天都峰。当晚我们全班同学，不分男女，就住在一个大通铺里。大家没有一点怨言，那一夜大家还睡得特别香。直到天还没亮，班长又把大家叫醒，说去看黄山日出。同学们脸没洗，饭没吃，山上又特别冷，但这些又算什么呢，大家照样开开心心地看日出了。这恐怕是我们最开心的一次旅游经历了
　　 还有一年元旦，我们班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旦晚会。首先我们每个同学都要准备一份礼物一张卡片，交给邮差（由班长和团支部书记担任）。然后当新年钟声敲响时，穿着邮差绿色衣服的班长和书记，背着两个大包，去各个宿舍，每个同学随便从邮包里拿一件礼物和一张卡片，等邮差一走，就可以拆开看。在拆开礼物和打开卡片的那一瞬间，全寝室的同学都乐开了花。因为每个人都要大声把卡片的内容读出来，读着读着，大家都笑弯了腰，各种搞笑，各样奇奇怪怪礼物，让大家笑得喘不过气来。那是我们过过的最快乐的一个元旦，前20年没有过，后几十年也不可能有！因为这是我们青春火花的绽放，是我们纯真岁月的见证。
　　 81级注定是特殊的一届，我们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第一次正规的从应届高中生中招生的第一届，我们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我们就像是文章中的过度段，跨江大桥的引桥。我们既要继承一些传统文化的精髓，又要担负一些开拓未来的责任。继承和传递，是我们81级不可推卸的义务，我们将继往开来，永不停步。
　　 虽然我们没有77、78级，他们有那么丰富的阅历，和社会实践经验，但我们比他们年轻，比他们更能静下心读书；与82、83级同学相比，我们虽然思想没他们活跃，相对保守些，但我们却比他们踏实，比他们能吃苦。所以，几十年后，再见到我们当年的辅导员时，他说：“你们八一级本科生，比现在的研究生水平高多了！”他最后肯定地说：“我在高校教了几十年书，也做了这么多年的高校管理工作，还是觉得81级学生是最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