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心大教堂”对我来讲可并不陌生，从《红与黑》中已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去的时候刚好在做礼拜，大厅里挤满了人，但都很安静。
　　 “圣心大教堂”的旁边是法国很有名的露天艺术中心。各类艺人好像都集中在了一起。最多的是搞美术的学生。在此走动，很有点被艺术感染的味道。事实上，许多大画家在未曾出名时，也都在这里卖过画。只要你有眼光，买一幅作者还不出名时的画，等上几年，如果作者有了名，再把画卖掉。嘿嘿！
　　 有两个艺人，从头到脚涂满了涂料，表演着各种机械性动作。其实，这是国外的“叫化子”，给他10法郎，他就会和你握手或照相。
　　 在此地，我碰到了一件很难堪的事。我需要“方便”，可你知道管厕所的黑婆娘收了我多少钱？20法郎！相当于人民币33元（当时的牌价）。（我在旅馆打了一个电话回国，也就五六分钟；你知道多少钱？160法郎。）靠！
　　
　　 （四）
　　
　　 由于某些特殊原因，我离开A组，单身前往B组。
　　 开车的老外把我送到巴黎里昂火车站门口后，独自扬长而去。
　　 在法国坐火车和国内有所不同。几十个车道，不知道要找的是哪一个；而且火车一般都是在出发前的五至十分钟才会到站，你必须提前找到并等候着。看火车时刻表，全是法语，对于我来说等于文盲。问警察，全背着机关枪。没办法，硬着头皮找到一个当官的，谁知他的英语水平比我还臭（在我接触过的法国人中，大多英语水平是很高的，这小子可能是个意外）。不过，那小子也算是个好心人，把我带到了车站管理室，在证实了十五车道后，我道了一声“merci，aurevoir！（法语：谢谢，再见！）”怔得那小子一愣一愣的。
　　 我还在车站碰到了一对亚洲夫妇。他们一点英语也不会，看见我就如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我一个黄皮肤的人混在老外中间，无疑是“鹤立鸡群”，很容易分辨出我是他们的同种）。我也很想帮他们，可我实在是一句也未听懂他们在说什么，看来，他们绝对不是中国人（我估计是越南人）。没办法，我把他们交给了刚才那个警察。（如果他们是偷渡者，可就是我害了他们了。）
　　 这是一部高速列车，坐在我旁边的是个英国学生。我操着半生不熟、语法混乱的英语加上手势，也还能和他进行勾通，几个小时的火车也就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下了火车，我傻眼了，说好来接我的人没来。我一个人在这举目无亲的火车站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钟，也不见个熟悉的身影。没办法，凭着我的聪明才智，我不相信会找不到我要住的地方。
　　 买地图，查词典，总算找到了要去的目的地。再一边走一边查一边对照一边问，总算找到了那旅馆。（后来我再次在这条路上步行了一次，用了二十分钟；而我当时却用了近一个小时。最可气的是，从火车站到旅馆有一条有轨电车，化五法郎就行；另外，最简单的方法是打个的。你说我笨不笨呀！）
　　 旅馆的老外好似早就知道我要来，一进门就问我“AreyouMr.Zhu？”。
　　 一进房间，我就抓起电话。我要把满腔的怒火洒在没来接我的人身上。电话一通，当对方知道是我后，高兴得什么似的。我在电话里也能感觉出他们当时的高兴样。我想，当时肯定有人会想，我已一个人偷偷地跑了移居西欧了（我的护照可以去西欧七个国家而不用办签证）。
　　 十多分钟后，B组组长带了一个叫Durand（杜朗）的人来接我。那个Durand个子很高，足足有二米，走起路来使人联想到黑猩猩。车上，B组组长和我讲了为什么没有接着我的原因（他还有点怪我自己一个人去找旅馆而不是等着）。原来，Durand就是来接我的人，法国人接人的方法和我们不同。我们接人一般是等在出口处，而法国人则直接上火车。可怜我们俩，一个在车站外苦等，一个在火车上疯找。没接到我的Durand回去后，苦着脸对B组组长说：“我把Mr.Zhu丢了！”这边一个电话去A组，A组那边把那个送我去车站的司机一顿臭骂（他们还以为我连火车也没找到呢）。
　　 我从法国的最北部，跑到了法国的最南部，也算是“走遍法国”了。
　　
　　 为慰劳我旅途的辛苦和没接上我的歉意，Durand带我去吃海鲜，这是我一生中到目前为止吃过的最好的海鲜。海鲜用一个三层大盘子装着，每份可四人食用，我们六人上了二份。喝着法国产的白葡萄酒，享受着从大西洋捕来的海鲜。哈哈！人生何其快哉！
　　 法国人喝葡萄酒也有讲究，吃鱼喝白葡萄酒，吃肉喝红葡萄酒。酒上来时，必须当着客人的面开瓶，然后先给主人倒小半杯，主人尝后觉得味道可以，就可以开始给客人倒酒，主人尝后觉得味道不好，就得从新换一瓶。
　　 “格努勃”在法国只算中等城市，名气不大。不过，我们住在市中心，晚上得以能够逛街。
　　 我们被告知尽量不要单独外出。如果真想单独外出的话，也不要带很多现金，因为一般老外身上带的都是卡，极少带现金，所以不会引人去抢；而我们作为旅游者，情况肯定就不一样。
　　 街道异常古典，处处能见“歌特色”建筑。有一幢房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房子外表很沉旧，里面已被掏空，仅剩四周的墙还很顽强地耸立着。墙里放着许多机械设备，看样子是在重新建这幢大楼。可为什么又不把墙推倒呢？B组的导游是香港人，他给我们解释说，这房子已过百年，属于需要保护的范围，可里面结构以及设施都无法跟上现代办公的要求，必须重新建设。法国人的办法就是保住外墙，里面重新建造；新房建好后，再把外墙固定在新墙上，这样就满足了各方面的要求。哇靠！我们那些考察团是怎样来西方取经的？当初杭州“水漾桥”这么好的房子，说拆就全拆了！
　　 在大街上逛，你随处可见法国女郎，穿着牛仔裤高跟鞋，吸着烟，牵着狗在散步。所以在大街上行走，你得小心踩着狗屎。另外，你偶尔也能见到一对热恋中的情人，站在大街的中央紧紧地抱在一起亲热。这一亲热可能就会有些时辰，因为有一次我老远就看见一对抱在一起，等我们走完整条大街回过头来看他们，依然还紧紧地抱在一起接吻。
　　 这儿的中式餐馆也很多，可只要你一进去，就立刻明白全是假冒的。开饭店的基本上都是东南亚人。在一家法国人开的中餐馆里，有一位普通话说得比我们还地道的孕妇，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北京来的留学生。
　　 教你一招。如果你想移民，最好的办法就是生孩子，这样孩子就可以入法国籍，而你也就可以作为孩子的监护人留在了法国。
　　
　　 （五）
　　
　　 离“格努勃”不远有个滑雪场，举办过冬运会。
　　 滑雪场很大，对我们这些在南方长大的人来说，就如旱鸭子进了游泳池。
　　 不会滑雪，玩还是可以的。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脱掉了皮鞋换上滑雪用具。我原来有过旱冰基础，总算还能站稳；另几位可就惨了，站起来就是一个大筋斗。呵呵，滑了一个下午，摔了不下百次。好在雪非常干净、松软，不至于伤身体。据管理员说，我们是他见到的第一批来此玩滑雪的中国人。你说我们该不该骄傲。
　　 第二天，Durand带我们去了阿尔卑斯山，同行的还有一对年轻的法国夫妇。
　　 汽车在公路上急速行驶，两旁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地。偶尔也会见到几个足球场（最多的地方，连排五个）。路上不停地可以遇到一些自行车、摩托车爱好者。车进山区，风景真是一言难以道尽，就如置身于图画一般。一幢一幢的小别墅，连着一条一条曲曲弯弯的小公路，两边尽是草地、树木、雪山。
　　 在路上我又听说了二件新鲜事。一是老外建房，要在屋边立一根杆子，以取得邻居对他所建房屋距离、高度的认可；二是老外修路，需先造好便道，以不妨碍交通。联想到我们，真的要好好向他们学习点什么才是。
　　 我们去的阿尔卑斯山处在法、意边境（其实我们一抬腿就已经是意大利了）。由于是周日，来游玩的人很多。我们先坐火车（火车底部有个大齿轮咬紧铁轨中间的齿条，整列火车就是靠它来驱动、刹车的），再坐索道到山顶。
　　 山顶有一个千年不化的冰洞，颜色呈深绿色，幽幽的你能感觉着一定的深度。洞里有一条站起来比我人还高的大狼狗，用来供游人拍照（这一点到很符合国情）。
　　 站在洞口，一个身体极灵活的人从远处向我们飘来，在高低不平的雪路上，时隐时现，后面还跟了一大串。不一会工夫，那人就来到了我们面前。脱下头盔才看清楚，原来是个老太太，年龄不会低于五十岁。我们直感惊讶！可见西方人对体育的普及以及热爱的程度了。后来我们知道，来滑雪的并不全是法国、意大利人，更多的是德国、荷兰人。
　　
　　 （六）
　　
　　 要回家了，想到还必须买点纪念品什么的送送朋友，就出去购物。可街上除了饭馆和几家类似于我们友谊商店的免税商店外全部关门。问香港导游，知道了法国一般的商店周一至周五营业，周六、周日必须停业（在这五天中，一般的商铺也在晚上六点钟歇业），这是法律规定的，目的是保护劳动者合法的休息时间和反不正当竞争。
　　 从“格努勃”坐火车去“里昂”，再从“里昂”坐火车去“巴黎戴高乐机场”，我们的这次法国之旅就全部结束。
　　 在回国的飞机上，香港导游对我说，在离我们旅馆三站路的地方，是“格努勃”的新城区，那里有一个“红灯区”。我在“格努勃”住了一个多星期，本来完全可以去见识一下资产阶级“腐败生活”的，可由于不知道，错过了一次极好的机会。呵呵！
　　 飞机回国要比去时少二个小时，或许它也“归心似箭”。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飞机飞得更快，而是飞机逆着地球。
　　 回到杭州已是大年三十晚六点。一些急性子的人忍不住寂寞，点起了鞭炮放起了炮仗，好像他们也知道了我凯旋而归特意欢迎我似的。家人正伸长了脖子等着我吃年夜饭呢。
　　 这一餐年夜饭，是这辈子感觉味道最好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