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中，作者也写了一些正面人物，通过对他们的描写表达自己不屑功名富贵、不愿应试不愿做官的思想。如第三十七回以铺陈的笔墨写祭泰伯祠的场面，就是为了恢复“古礼古乐”这一政治理想。全书结尾处的那四个市井奇人，他们本是下层市民，却精于知识分子才会的琴棋书画，更不把这些本领作为猎取功名的资本。充分肯定了下层普通劳动者的聪明才智，热情赞美了他们清白高洁的品德，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民主思想。但他把这些人写成有清高名士的风雅气质，把知识分子的情趣和理想赋予这些人物，也显然有失真实，是吴敬梓思想的偏颇之处。
　　 总之，小说以批判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儒林人物为主，又并不局限于儒子，涉及到官僚、豪绅、恶霸、商人、流氓恶棍、妓女及风水先生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广泛深刻地刻画了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众生相，揭露了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倾向。作者希望以恢复古礼古乐来改变世风，并把这种思想寄托在他认为的“真儒”身上，显示出一定的幻想性和悲剧性。
　　 小说的艺术特色有以下几点：
　　 一是强烈的讽刺效果。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已臻化境，为古代讽刺小说的一个高峰。讽刺，是用戏谑的手法，把想法把要讲的道理用另一种口吻说出来。一般讽刺小说的主角即讽刺的对象也不一定全是坏人，有善良的，有恶俗的，有愚蠢的，也有貌似聪明的糊涂人。而对社会对人物的讽刺，多是揭露、笞伐、批判，用挖苦奚落嘲讽的笔法，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如书中对范进的描写，就是用调侃的笔法，来进行善意地讽刺。范进几十年如一日地苦苦追求，使自己的精神几乎处于崩溃的边沿，使生活几乎难以维持。然他死不放手，忍辱负重继续往前冲。这种迂腐执着的做法，作者认为实在不可取。还有，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当范进追求一切全到手后，他却精神错乱成了一个疯子，蓬头垢面满大街乱跑。由喜极到癫狂，由大喜到大悲。这正是科举制度酿出的苦酒，是封建社会腐败黑暗的真实面貌。因之，作者对范进的卑微可怜给予了深切的哀怜与同情，同时，也作了无情尖刻的嘲讽。再还有周进，也是屈辱受尽到六十多岁才混出了名堂。所以作者对他也是以嘲讽的笔调去写，也给予辛辣的讽刺。对于他提携范进的描写，通过他这种随意性的判文取士，揭露了科举的不公平，亦是对科举制度的嘲笑挖苦。
　　 小说以白描的手法来刻画人物，不以情节的曲折和矛盾的激烈取胜，而以人物的活脱和讽刺的深刻见长。如小说通过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各种人物的表演，通过对他们自身语言的逼真描绘，真实生动地显现其真伪、善恶和美丑的本来面目，发掘人物的灵魂深处。全篇作者并没有说一句表示自己爱憎褒贬的话，而自己的情感，对人物的爱恨褒贬即已鲜明地体现在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描绘之中，使读者从中体会到了作者的思想倾向，分辨出了人物的美丑善恶。从而使科举害人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在小说中，作者以对比的手法来描写人物叙述事件。如对周进和范进的描绘，一个是“绯袍金带，何等辉煌”，一个是穷酸悲苦可怜兮兮；一个因长期落魄而潦倒悲苦，一个因巍然高中而飞黄腾达。写范进与胡屠户，一个是势利小人，一个是穷酸卑微的文人。写秀才梅玖在周进高中前后的态度变化，写张静斋与众乡邻的前倨后恭、前冷眼后拍马，还有写范进大悲与大喜的对比，这些，使人物的形象鲜明生动栩栩如生，使小说的主题更为清晰。
　　 夸张也是《儒林外史》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如范进的发疯，就是夸张手法的典型。对于一般人来说，高中举人之后的情绪变化也许很大，但达到发疯的程度却是作者的大胆构想，是夸张手法的体现。然这种夸张是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是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不显牵强，是艺术的夸张，所以令人信服并不感到突兀和不真实。
　　 《儒林外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是由一个个可以独立成篇的小故事组成，书中的章节自成一体，不像其他长篇小说围绕一个事件和人物进行，如范进中举等故事。但是，它虽是故事各自独立，却有一条中心思想贯穿其中，使各个故事的主旨落在一条线上，以揭露科举腐败、社会黑暗、儒子灵魂空虚、世人趋炎附势为中心；不是一盘散沙思想混乱、东拼西凑的大杂烩。这也充分彰显示出作者的统驭能力，体现了吴敬梓高超的文学水平，应该肯定、学习和借鉴。
　　
　　 四、《儒林外史》创作背景
　　 吴敬梓（1701一一1754年），字敏轩，自号秦淮寓客，晚年又自称文山老人。安徽全椒（今安徽全椒县）人。曾祖和祖父都是通过科举做了大官，但父亲功名不高，只是一个“拔贡”，做了一任江苏赣榆县的教谕，从父亲开始家道中落。父亲是个比较正派的封建知识分子，具有正统的儒家思想。吴敬梓对父亲十分敬重，以为父亲正直很有学问、不追求钱财、很孝顺。父亲的才学、思想对他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吴敬梓自幼聪慧喜欢读书，“四书”“五经”与各种野史笔记他都广泛涉猎。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家族为争夺遗产发生了一场纠纷。这次变故使他认识到族人中那些谋夺财产的卑劣行径和丑恶灵魂。
　　 吴敬梓不会守家业，轻财好义挥金如土，不到十年便把家业挥霍一空。生活陷入窘境，但他很有骨气，不肯向富裕亲戚登门求助而安居穷困。五十四岁时客居扬州，不久即在穷愁潦倒中去世，死后的安葬费也是朋友凑的。
　　 由于家庭的教养和影响，吴敬梓的思想主要是儒家的正统思想，但他又不为传统思想所束缚，性格放浪不羁，喜欢和各种人物交朋友，除了知识分子，还有乐工、戏子、歌女等市井人物，因而他的思想行为又带有某种民主色彩。
　　 吴敬梓十八岁考取秀才，二十九岁时曾到滁州参加科试（参加乡试以前的预试），成绩不错，却不为考官赏识，而秋天的乡试又告失败，使他非常失望。因他久负才名，三十五岁时经上江督学郑筠谷和江宁府学训导唐时琳两人荐举，到安庆参加博学鸿词科的省试（这是清朝为网罗人才而设立的一种考试），第二年春，安徽巡抚赵国鳞又推荐他上北京应博学鸿词科的廷试，但他因病没参加。吴敬梓在生活中亲眼目睹了科举制度的腐败，因而功名仕进之心逐渐淡薄，三十六岁以后不再应试，连秀才的学籍也不要了，表示了跟科举功名彻底决裂。
　　 在文学创作上，他讨厌束缚人思想的八股文，更讨厌作八股文的人。创作思路宽广下笔挥洒自如。他诗词也写得很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诗词的成就没有小说大，使他留名千古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这是他三十六岁时动笔，到四十九岁经历十多年才完成的一本传世经典。小说最初以抄本流传，他死后十几年才问世。
　　 《儒林外史》的思想精髓是反对封建科举制度，痛恨社会黑暗。对这种腐朽黑暗社会和科举所造成的人间悲剧，作者投以辛辣的笔触给予无情揭露，使人们看清这种制度对人民精神的毒害，对社会造成的恶劣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取士，是古代一种看似公正实则很不公平的用人方法。首先它漏洞不少，监考官可以凭个人好恶批阅考卷决定考生命运，而不是由组织机构来公平评判；这种制度带有浓厚的封建专制色彩，就像殿试，由皇帝御笔钦点，完全由皇帝一人说了算，由皇帝当时的心情好恶所决定，没有任何标尺衡量。这显然是偏颇不会有公正。它由一定的个人情感来左右，而不是凭真才实学决定。
　　 再就是，这种官吏任用方法，对官员的综合素质与从政能力没有一个准确无误的标尺界定，单凭文章定性，以文章写的好坏来定高低委官职，是一种太粗放的做法。官员的素质不高才能不行难以胜任的历历可数。
　　 最后，科举不是一条轻松路，好多儒生毕一生之力，但一朝高中得志，当上官后便有一种报复似的补偿心理，失去了清正为官的初衷，把心思放在了聚敛钱财上，把做官变成了为自己敛财的渠道，而一发不可收拾。他们这些昔日的寒窗学子，一个个为了敛财背叛良心，残害百姓，包庇恶人，草菅人命，为害一方。这也是不容忽视的由科举孳生出来的社会一大毒瘤。
　　 从这层意义上来讲，吴公用他那支巨笔为后世留下的，不啻是一笔十分珍贵的遗产。他讽刺的笔触深入到封建社会的神经末梢，为之后的国家治理、用人制度、官员的擢升，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