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朋友围坐在一楼茶桌旁聊天。王建取大约四十来岁，穿短袖T恤，身板壮实。捏起一撮黑沉沉的铁观音，动作有着女子般的柔情、细腻：“注意听啊。”随即有茶叶入壶发出的有力、清脆的触底声，像铁屑，铮铮作响。“这样的声音，才是好茶叶，无声或声音浑浊，茶叶品质就一般。”建取说，他家的极品铁观音，一年只能制作十多斤，每斤价值在一万元以上。其他茶品，则每斤几百元、数千元不等。我暗自庸俗地揣摩，这一晚，建取盛情招待的铁观音价值多少？
　　 建取是岐阳村乃至感德镇的著名茶人，通过茶叶合作社和公司化运营，组织村民经营数千亩茶园。安溪境内，海拔一千米以上的山脉约一百一十余座，湿度与光照适宜铁观音生长，茶园共计约六十万亩。全县目前一百万人，劳息与忧欢一概系于自唐末肇始至今的茶叶茶事，直接或间接。清明前、立夏前、霜降前，是安溪最忙碌最喜悦的三个时节。每一时节，茶人们只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可掌控，提前或滞后，茶叶就沦为一般树叶。制茶，每天须在十八小时内完成十六道工序：采青、摊青、晒青、凉青、摇醒、摇水、摇青、摇韵、炒青、揉捻、初烘、包揉、烘焙、塑形、焙味、收藏。“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曹子建《精微篇》中的这句诗，可献给一代代精微至心的安溪茶人。
　　 “看看我的手指，裂纹、老茧，都是在铁鼎中炒青落下的。”我握了握建取的手，感受到铁的热息：“您采茶怎么样，能赶上女孩子吗？”建取憨憨一笑：“采茶就不灵光啦，女孩子手指尖尖，采得快，姿势也好看，记者们、摄影家们最爱照采茶女！采茶舞也是女孩子们跳好看。”我大笑。建取举起茶碗，很沉醉地抿了一口：“女孩子采茶也辛苦哩，趁天晴，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间采摘，品质好。采茶不能用机器。摇青、炒青没以前辛苦了，有机器了—这是我父亲的功劳！”
　　 建取的父亲王奕荣，之所以能进省城、上电视，名闻安溪乃至闽地，在于琢磨、发明了空调除湿恒温机、摇青机、炒青机等现代制茶设备，模拟手工制茶的环境和细微过程。这一发明异常艰辛，屡败屡试，在各种疑虑、非议、观望中，最终获得成功并推广。如今，在安溪，许多土旧房舍外也挂着空调外机，室内一定就是茶叶作坊。正是这些工具演进，使制茶期可以延长，规模化生产得以实现。“现在，世界茶叶市场，外国人占大半，粗暴直接，就是让制茶过程工业化。咱中国的茶叶有故事，有人情味，可也得进步，继承、发展祖宗手艺，不能满足于吃老本、过小日子。”建取经常出去给茶农讲课，口才好，说话流畅，像门前哗哗啦啦的溪水，在夜晚异常响亮。
　　 从王奕荣，到王建取，这些乡贤式的人物，是民间生活中的先知，赋予一方地域以智性、活力和戏剧性。
　　 说得高兴，喝得畅快，建取起身带领我到二楼茶叶作坊，开动摇青机。那机器，果然像一个人端着圆竹匾摇动怀抱中的茶叶。建取也端起一个圆竹匾，演绎摇青动作，与摇青机的节奏、姿势神似魂通。一团团碧绿茶叶摇荡着，酷似恋爱，在摇荡中散发出越来越浓烈的香气。
　　 摇青，这种充满美感和抒情性的技艺，据说来自一只古代野兔的启示：它反复穿越茶园，茶树摇曳不止；一个猎人东奔西窜追逐，茶树继续摇曳不止。这块茶园中的茶叶，炒制后散发的香气，明显强于其他没有野兔出现的茶园。自唐、宋、元、明、清，到今天，人于茶叶，如逢美色；茶叶于人，终成知己。
　　 一个老人推门进来，矮壮。建取介绍：“老父亲，老父亲呵呵。”我忙起立，邀他入座，老人摆摆手：“您坐，您喝，我走走，走走。”我赞美他一头黑发：“喝铁观音的缘故吧？精神！”老人咧开嘴笑了：“染的。喝铁观音，头白得慢一些，但还是要白的。”老人处于退休状态，茶事由建取和另外两个远在厦门、香港经销茶叶的儿子打理。孙辈都从事与茶无关的职业，让他惆怅：“年轻人都跑得远远的，山里茶园怎么办？”这些年，岐阳村乃至整个安溪，茶园荒废的现象屡屡可见。老人告辞转身，后面寸步不离的一只狗，像在认真回味由种种传奇故事所造就的一个人的独特气息。
　　 建取一家人住在旁边另一座红楼里。红楼与我所处的这座楼之间，是老人在20世纪70年代盖成的砖木结构四合院，风吹雨打，蚁噬虫啄，仍舍不得拆毁。我从阳台上俯瞰这座四合院，瓦片密集如鱼鳞向天空游动。屋脊飞檐也是燕子翅膀形状，代表春意、吉祥。
　　 一夜无梦。鸡鸣声、火车声突然响亮，为黎明的到来和人间觉醒，广泛制造舆论。我赤脚跑到阳台上。一列从漳州开往泉州方向的绿皮火车，沿着深谷之上的高架桥缓慢掠过，车头蒸汽像白手绢朝我挥舞了几下。小盆地以东，名为“旗鼓山”的峰顶，为我呈现了一次日出全过程：从灰苍苍中的一抹微白，到忍无可忍的赤身跃出、大放光彩，前后历时约五分钟。一个逐渐进入暮境的人，仰望山顶，眼神在支持还是拖累日出？在上海，我多年没有看见日出，也未目睹一个婴儿的出生。
　　 小盆地传来国歌声。岐阳学校的孩子们，在绿色塑胶操场上列队、升旗、做体操。我俯瞰他们，像一只高处的鹰。鹰飞翔，我刷牙、洗脸、走下山坡。到学校紧闭的大门前窥视，被一高大保安目光炯炯地盯了几秒钟。忙转身，在岐阳村里晃荡半小时。村民打量我，邀请我进家喝茶。我谢绝，感动：大清早就邀请陌生人进家喝茶，这是其他地域没有的事情吧？小盆地里散居的数百户村民，都姓王，源自中原迁徙至此的同一祖先。我母亲、妻子也都姓王，不知道彼此间的血脉是否存在隐秘关联。
　　 溪水边，矗立着一座“深厚王氏祠堂”。悬山屋顶，土木结构，墙上有“明代保护建筑”铭牌。门紧闭，楹联醒目：“深高阅历，方知世味如尝胆；厚丰乡土，别管人情且看花。”
　　 我俯身看过茶叶开出的细碎花朵，是白花瓣、黄花蕊，像娇嫩的小女孩。
　　 在岐阳村乃至安溪、闽地，茶园里按时序夹杂共生着如下花草：灯芯草、白叶菊、野淮山、金银花、弯枝花、耳筋草、米粉草、五根草、鸭母草、玉碗抱金珠、山葡萄、无根草、石橄榄、水甘草、鸡骨蓝、将军草、金钱莲、接骨草……茶人们不会清除这野生的草和花，任其萌发与枯萎。草好花好茶才好，是我在安溪获悉的地方性知识—看花尝胆德深厚。
　　 一个骑摩托车的少年，疾风般从我身边掠过，沿溪水旁的石子小路，蓦然掉头，冲向山坡上的树林。在唐代或晚清的早晨，他的某个祖先，或许也疾风般冲向山坡上的树林，骑一匹马，从我的某个祖先身边掠过？
　　
　　 四、南方嘉木与个人饮茶简史
　　 罗伯特·福琼走在1849年5月的武夷山中。两个仆人紧跟，挑担，牵一匹马，周围是山雾水声、鸡鸣狗吠。每当茶园出现，福琼便尤为激动，止步，钻进去……
　　 身高一米八的福琼，用中国人装束掩盖英国人身份，长袍、马褂、假辫子。说一口流利汉语，熟练操持筷子，聊《西游记》《水浒传》，喝黄酒。当然，更用诡异眼神闻着茶杯盖上的余香，盯着茶壶中叶子的沉浮舒卷，随时掏出笔记本书写。中国人好奇询问，他解释：“我是游记作家，是文人、写书人。我爱你们的生活，爱你们的茶叶，要记下来，让远方的人羡慕。”中国人笑了。他下意识按按鼻子。剃去茂密胡须后，这鼻子更显嶙峋，令他有些不安。
　　 从苏州、石门、塘栖、杭州，至徽州的屯溪、婺源，又到宁波、金塘，现在进入武夷山，这条神奇而危险的路线，福琼走了一年多。中国人完全忽视了对他身份的探究，热情接待，有问必答。地方官员也没有觉察到辖区内有某种异常。而一旦觉察的严峻后果，这个英国人明白：牢狱之灾。他正肩负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赋予的秘密使命：猎取最好的茶种，带回英属印度加尔各答和喜马拉雅山，并招募茶人协助移植、传授加工技术，以摆脱对中国茶叶进口的依赖和重金支出。
　　 资料表明，自17世纪中叶，茶叶被引入伦敦，英国人对这神奇的中国树叶需求不断上升。18世纪末，中国七分之一的茶叶出口到英国，每年达到两千三百万镑。喝下午茶，不仅是贵族阶层、文人雅士间的流行风尚，甚至会吸引一个码头工人迟到早退去喝茶。如此巨大的商机，怎能丧失并受制于东方大陆？东印度公司为福琼开出的年薪，约合今天的一百万元人民币，以支持这一意义深远的隐秘行动。福琼成为第一个深入中国未开放地区的茶叶猎人，或者说间谍、贼。此前百年间，英国人数度尝试从中国公开或隐蔽地引入茶树，均因清政府禁令或漫长海路运输中的环境变化，而告失败。1843年，福琼曾作为植物学家首次来中国，三年后带回一百余种植物，出版游记《中国北方的三年漫游》。显然，他是这次新尝试的合适人选。
　　 行走于中国南方茶树茶人间，福琼口袋里装着一本陆羽的《茶经》，手摹神追。
　　 安史之乱时期，陆羽结束在南方产茶区的旅行，于湖州隐居、写作。《茶经》，这部世界上最早的茶叶经典，对茶叶缘起、采摘工具、制茶工艺、泉水、茶器、分布地区、茶叶分类、功能、茶事等等，都详加叙述。从神农尝百草以“荼”解毒的遥远传说，到陆羽自己眼观、身历、心得，由“荼”字生发、确立“茶”字，整部书文笔雅致、从容开阔，完全是一篇七千余字的散文。从此，中国茶，被赋予诗性美感和禅意的幽深。
　　 《茶经》开篇，福琼常常在途中自言自语地背诵：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栟榈，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由《茶经》，我知道陆羽没来过福建。他所经历的产茶区，有峡州、襄州、荆州、光州、黄州、湖州、常州、杭州、睦州、润州、苏州、越州、婺州、台州、彭州、绵州、蜀州、泸州、邛州等地，涵盖当下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云南、四川诸省。陆羽坦言，对岭南、闽地茶叶所知不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也就是说，陆羽品尝过武夷山中的红茶，和安溪介于红茶、绿茶之间半发酵的乌龙茶，即清代乾隆年间定名的铁观音。
　　 嘉木在南方。福琼用自己携带的测量工具，以现代科技术语，确定中国茶叶分布的边界线：北纬25度与北纬31度之间。查看地球仪，我明白：中原的信阳毛尖，位于茶叶版图的最北端。再向北，喜欢温湿、云雾的茶树就止步不前了。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也就必然出现，向辽远寒冷地带，输送南方中国浓缩、暗藏的生机与暖意。
　　 以《茶经》为行动指南，福琼从1848年起步，至1849年5月，在中国南方的嘉木暗香间寻访、记录，将收集来的茶种，移植于密闭的玻璃容器“沃德箱”。他根据中国与印度的气候、土质差异性，在沃德箱内同时种下桑树苗，使其蒸腾出的水分均匀支持茶种发芽。可以说，在沃德箱内，福琼模拟构造出一个微型的中国南方：平均气温在十七度到二十一度，平均海拔一千米，年平均降雨量一千八百毫米，酸性土壤……两年后，1851年，福琼和八名中国茶人所携带的数万株茶苗，乘船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植物园，落地生根，化名为印度茶，与中国茶竞逐世界市场。
　　 “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这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名言，非穆斯林信仰的福琼，亦践行之。
　　 正是在武夷山和安溪，福琼才明白：红茶并非红色茶树上的茶叶，乌龙茶与“龙”这种虚无缥缈的动物毫无关系。茶叶滋味与功能的种种微妙分野，全赖于中国茶人的双手，在光线、云雾、火焰、铁鼎、泉水间，研磨追索数千年，渐次形成制茶工艺中的简劲与繁复，继而在人类的舌尖肺腑焕发幸福和感动。茶，就是“敬天时、惜地利、重人和”的中国智慧之佐证。例如，发酵术的出现，就源于自然的赐予：茶叶在运输途中偶遇骤雨，抵达目的地后晾晒，这干湿交替后的茶叶品尝起来，比出发时的滋味又醇厚许多。于是，此后茶叶加工过程中，就以人工模仿骤雨、日晒，骤雨、日晒……
　　 这些年，我常喝简单、快捷的袋泡立顿红茶，契合于这扁平、提速的世界，也凸显个人生活的单调平庸。这种红茶，显然是福琼中国行之后才会出现的工业化品牌，毫无中国茶的雅致与深情。它拒绝传说和梦境，符合我的渴饮方式：鲸吸，牛饮，马狂吞。回忆大半生所喝饮料，自远至近如下：井水、溪水、自来水、柳叶茶、菊花茶、信阳毛尖、咖啡、立顿红茶、绞股蓝降压茶、枸杞菊花茶—这样一个饮料序列，配合的相应饮具如下：双手捧成凹形、粗瓷碗、水壶、玻璃杯、一次性纸杯、保温杯—充分暴露一个人的清寒来历和窘迫现实。目前，也杂乱喝着苏州碧螺春、杭州龙井、云南普洱、武夷山大红袍、安溪铁观音，品不出彼此的差异，辜负嘉木南方，惭愧。某年，一友人在山中发现一处野茶林，惊喜万端，就亲手采青、晒青、炒青，用小陶罐装满寄给我品尝，滋味难忘。
　　 马可·波罗曾经在帆樯林立的泉州港观察，并大为震惊。那奔赴世界各地的大船，装满陶瓷器物和茶叶。陶瓷为中国赋形，茶叶为汉人乃至全人类赋魂。所谓“味道”，就是万千滋味中隐含的一条道路。什么样的味道里，走着什么样的人，抵达什么样的远方。所谓“斟酌”，就是围绕一个茶壶，对世态人心深切玩味、清醒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