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扶老大下楼，那三个兄弟个个面红耳赤，在大厅门口赏着雪景，高声喧哗着，相谈甚欢。
　　 老大，快来，快来。你看，那个脖子上缠着围巾、满头白发的老人，是不是有点像高老师？老二指着雪地里那个打着雨伞正蹒跚前行的老者，疑惑地说。
　　 哪个高老师？老大懵然。
　　 就是，就是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呀。老三补充。
　　 老大揉揉眼睛，盯着那慢慢远去的背影，看了又看，最后慢悠悠地说，嗯，身个瘦高，走路外八字，右腿有残疾，老是右倾，不是他是谁？嗯，这老头子来这干嘛？
　　 不，他是从对面的面馆里出来的，也许是去吃面吧——他可从来不下像模像样的饭店，当然也不会来这香椿楼。老四用猜测的口气做着肯定的判断。
　　 他也许退休了，哦，不对，一定是退休了——他今年也该古稀了。嗯，哪天有空我们去看看高老头。老大喷着酒气，瓮声瓮气地说。
　　 哪天抽空去。大家应和着。
　　 看着那个蹒跚的背影，我约莫他就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高老师，名叫高全德。高老师老婆去世得早，高老师不会做饭，工作也忙，就经常去面馆吃面，省事省时又不太费钱。他的独生女出嫁后，他就更是以小面馆里的面续命了。我小时候和高老师是邻居，当然知道高老师的一些典故，他的过去在我的脑海里快速地闪现。啊，我猛然想起来了，这四位都是高老师的高徒，是高老师口中传扬了三十年的“四大金刚”，他们在上学期间，经常被高老师召集到家里，高老师给他们补课——开小灶，有时补习时间太长，肚子饿了，高老师就带他们去附近的面馆吃面，每人一大碗，高老师还给他们每人加一个荷包蛋，自然都是高老师付钱，尽管他的工资微薄，还要养活一家老小。
　　 那时，我虽然还是小不点，可我对吃已经有了深刻的记忆，家境不好的我经常饿肚子，碰到高老师带他们去吃面，也会喊上我，我也不知道客气，就跟着一块去，一大碗面我也能吃完，连汤都喝进肚子里，小肚子撑得鼓鼓圆圆的。吃罢，高老师——那时我叫他高伯伯，就会问我吃饱了吗？我打着饱嗝，不知道羞地搂起上衣，露出圆滚滚的肚子，拍拍说，高伯伯，你看俺的大西瓜熟透不？高伯伯便笑眯了眼，夸奖似地说，呀，真的熟透了。
　　 哎哟，时间虽然很久远了，可现在我还能回味那面的劲道、那汤的爽口呢，后来我似乎再也没有吃过那令我记忆犹新的面了，再也没有喝过那令我回味无穷的汤了，再也没有尝过那令我终身难忘的荷包蛋了。
　　 四个兄弟并没有去追高老师，高老师在他们的视野中慢慢地晃晃悠悠地消失了，远处雪夜里只余一串迷茫又杂乱的脚印。
　　 他们四个不停地握手，不停地拥抱，不停地寒暄，啰嗦了一遍又一遍分别时人们常说的那串客套话，最后终于各自钻进自己的车子，冒着飘飘洒洒的大雪飞奔而去，四轮溅起一串串雪水，飞到马路边的绿化带中。那宝马X7昂首挺胸，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头，瞬间融入到迷茫的雪夜中。
　　 我向他们的车子鞠躬道别，期待着他们常来，期待着再听到他们非凡的“论道”。
　　
　　 四
　　 后来，我经常看到宣传员提着一个兜子，走街串巷地张贴招生广告，那广告上有一串名师的姓名、照片，其中老大的最显赫，广告把他描绘成了点石成金的教育专家。我不认识其他人，我只认识老大，他是那个时代本县的高考状元，他是走出这山坳之后功成名就的俊杰，所以不咋相信广告的我，感到这样的广告对我很有吸引力，对其他有孩子上学的家长当然也是。
　　 第一年，补课公司向宣传员保证：招一个学生回扣500，超过十人上浮到600。
　　 第二年，补课公司向宣传员保证：招一个学生回扣600，超过十人上浮到700。
　　 第三年，补课公司向宣传员保证：招一个学生回扣700，超过十人上浮到800。
　　 回扣年年涨。
　　 我每年都能收到很多张老大补课机构里那些宣传员发的广告，可谓是铺天盖地，小县城的角角落落都随处可见。但我并不腻烦，每一张都保存着，有的已经变色腐烂，也不丢弃，我时时关注着这方面的信息，我儿子成绩不咋地，我常常指着广告上的老大向儿子说老大曾经的故事，更添油加醋地说老大现在的飞黄腾达。儿子听得聚精会神，频频点头。我带儿子多次参加了老大的补课班，成绩确有进步。当然，孩子的进步也真切地消耗了我工资的大半，让我不得不节衣缩食。可我不遗余力，因为我也期待着儿子能走出这大山，跨越这破败的县城，像老大那样扎根在南方，也能当老板，也能攒点让我骄傲的资本，抑或还能带我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广场，游游紫禁城，还能吃一顿全聚德的纯正烤鸭，当然从来不敢做去东南亚、欧罗巴旅游的美梦。
　　 我的孩子在我的期待中慢慢长大，进入了中学，也进入到补课最烧钱的高烧阶段，我的节衣缩食便更加严苛了，对生活中的柴米油盐无不斤斤计较，就连丈夫的烟也被我勒令戒掉了，他的小酒更别想了。此时此刻，钱对我来说无比重要，我对钱的渴求也无比强烈。
　　 那以后，我在香椿楼更加卖力地工作，期望有更多的回头客，期望得到顾客更多的“小费”，期望得到这个酒店老板更多的奖赏。但香椿楼的999房间——五洲万汇厅，再也没有迎来这四位尊贵的客人，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论道”声。我年年在999值守，不愿意换房间，期望“四大金刚”能再相聚999，甚而奢望他们还能给我介绍更多的贵客，让我能获得丰厚的回扣，以解我燃眉之急。可是我的期望一直落空，但这样的期望老是在我的心中存续，就是不能抹去，每到春节前夕，特别是雪花纷飞的晚上，那期望更加的迫切。当然，迫切之后，依然是更深的失望。
　　
　　 五
　　 又一个学期开始了，我送儿子去参加补课，在培训机构竟然碰见了高伯伯，他走路时右倾得更厉害了，眼睛浑沌，神情呆滞，说话也不清楚，似得过脑血栓。
　　 我赶忙过去搀着他，和他说话。他看着我，直愣神。不过，他想了一会，还是认出我来。我问他来这干吗？他努力用含糊的话语说，自己不能辅导外孙、外孙女了，他要把这俩孩子送到这里补课。他手里拿着一张广告，他指着广告上那个大嘴且胖乎乎的教育专家说，这个大专家是三十年前的高考状元，上的是重点师范大学。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沫，接着说，他是这个专家的老师，哦，还是班主任呢，这个学生现在不仅仅是专家，听说还是这个补课机构的老板，传说这个学生在南方的事业更大，厉害吧？
　　 说完，他喘着气，笑吟吟地看着我，好像怕我不相信。
　　 我说，高伯伯，我当然知道，我们是邻居啊，你那时是全县最牛的老师，也是最牛的班主任，当时大家背后都说你牛气冲天呢，厉害哟！你还给我辅导过课呢，可我不是学习的料，没出息，给你丢脸啦。
　　 他听了我的话，又指了指广告上的老大，开心地笑了，满脸呈现着无限的自豪和幸福。
　　 接着，他向鼻梁上方推了推下坠的近视镜，扭过头去，弓着腰，伸长脖子，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跟旁边的服务员一字一句地说：“闺女，你好，你的老板是我的学生，你看，能不能给点优惠？”
　　 这让我很惊讶，一辈子不曾和人讨价还价的高伯伯如今怎么也谈起价格了？我望着高伯伯干瘦的身躯，望着他身边两个孩子皱皱巴巴的衣着，知道高老师这些年过得不容易。
　　 服务员瞅瞅眼前这个歪斜着身子的干瘦老头，干脆利索地说，这里是品牌补课机构，货真价实，没有降价空间。要想优惠，只能由老板亲批。哦，巧了，你看，老板的车就在门口，你赶快去和他说，赶快！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正大步流星地走向轿车。
　　 高伯伯赶紧抬步向前追去，他身子一歪一歪的，看似很快，其实在向左右摇晃中消耗了大部分能量，导致向前的速度有限，只能跟在胖男人的屁股后面。
　　 唉，他现在的样子真有点像跛腿的鸭子被顽皮的小狗追逐时呈现出的窘态。
　　 我看见这一幕，既想笑，又想哭。
　　 胖男人钻进车里，唰地关上了车门，车窗上的玻璃冉冉升起。高伯伯透过没有完全闭合的车窗，喊出老大的学名，并伸出右手。那张胖乎乎的脸转向高伯伯，但双目只飞出漠然的一撇。
　　 司机启动引擎，车窗上的玻璃紧闭，车子从高伯伯身边绝尘而去。
　　 高伯伯忙收住脚，躲在一旁。
　　 我看见高伯伯掏出一部老年手机，可他看了看车子消失的方向，又把手机装进了兜里，折回头，拉着外孙、外孙女，左摇右晃着走向收银台。那张印有老大头像的彩色广告纸从高伯伯的手中脱落，掉在了他的身后。
　　 我噙着泪，快步走到高伯伯前面，咬咬牙，交了三个孩子的补课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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