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县是一个小县城，还没有通火车。她必须要从呼和浩特坐火车到大同，然后再从大同坐汽车回应县。大同的火车站离汽车站还有十来里的路程，她一个人拖着笨重的身子，背着行李艰难地走啊，走啊，那路不知怎么比平时更难走，更长，怎么总是到不了？
　　 终于回到了应县，她已经虚脱的没有一点力气。还好，恰巧看到一个熟人在车站捎东西。就像一张干裂得布满了血痕的嘴唇，猛然落下一滴凉滢滢的水，她用尽全力地去唤醒生命的热情。
　　 你帮帮我吧，我实在背不动了……
　　 第二天，根本顾不上休息，她又得准备月子里的吃用。她拿着粮本出去买了8斤白面8斤小米。然后，又去团里找食堂管事的，想让人家卖给她一些白菜。
　　 “咱们食堂的菜只供给食堂内部，不能外卖，你又不是不知道。”食堂管事很为难。
　　 “你看我这一坐月子就不在食堂吃了，权当把我每天吃的那份卖给我了，我这马上要生了，挺着个大肚子实在不方便去外面买。”刘亚平苦苦哀求。
　　 就这样，好不容易买下了十来斤白菜。整个月子除了烩白菜，就是炒白菜，白面不够的时候，就吃玉米面。
　　 月子，是丈夫年迈的姥姥照顾，等孩子生出来23天丈夫才回来。到了28天的时候，雁北地区参观团到应县，点名非要听她的《红楼梦》，没有办法，这个月子还是没有坐够，她就不得不扔下嗷嗷待哺的孩子，连唱了两天。
　　 生老二，他只在家休息了36天，生老三休息了72天，到了老四，也仅仅是36天。女人一生中最该被厚待的时光她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宠爱，甚至在一次流产中差点丢了性命。
　　 那次流产，下午刚刮完宫，晚上就得接着唱戏，而且是连唱七天。
　　 台下的人热情高涨，台上的她唱着唱着，只觉得掌声和锣鼓声绞在了一起，密密麻麻灌满了耳朵，远处的山一点一点，渐渐隐没，房舍，那些房舍钻进了土里再也没有出来，晃动的人群从稠密到松散，最后竟然与大地融在了一起，空荡荡的天地之间惟有一个她，青衫鼓荡，水袖轻颤。她唱啊，舞啊，她鼓涨的热情随着激情的锣鼓像一团愈燃愈烈的火，她的青春她的执着，一同跳进了火里。火还在烧，一直烧，直到她连自己也再看不到。
　　 她晕倒在了台上。
　　 医生严厉地说，亚平这是返起热来了，你们再不让她休息，出了人命可别怪我没告诉你们。
　　 仅仅在家休息了一晚，她又接到命令，要坐上大车去怀仁的鹅毛口演出。
　　 一根弦若是崩得太久，极容易断裂，刘亚平觉得她就是那根弦，她很快就要断得七零八落。一个女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她怕自己坚持不下去了，她怕这样唱着唱着，哪一天就真的倒在台上再起不来，她不明白自己这样拼命究竟是为了什么。她想回去。可是到了站，上妆，包头，着装，大幕一拉，锣鼓一响，她又唱了起来，忘我地唱。
　　 人生，伤痛与生同在，活着，必须像一条河流一样豁达。眼泪，在夜晚落下，白天，走出去，还是要笑成阳光的模样。
　　 依然是一年四季忙着外出唱戏，四个孩子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在天空中流浪。虽说，四五岁之前都把孩子们从奶妈家接了回来，可是她还是无法给予她们正常的照顾，隔三岔五就得寄到亲戚家。要不然就是老大给弟弟们做饭，再大点，老二还可以帮着老大烩菜。孩子们饥一顿饱一顿，要是能有剩菜剩饭吃都算不错了，每次回家，总能看到窗台上一撮一撮的生糕。学校要学费没人给，出了麻疹也没人管，孩子们多多少少都落下了毛病，不是肠胃炎，就是关节炎。
　　 她的心像被无数的针狠狠扎着，可是她又能怎么样？比起生下孩子们，为了唱戏生生把奶憋回去的疼痛，这些似乎更强烈，更让人泪流满面。天下哪有不疼孩子的母亲？又有哪个母亲不希望孩子和她是最亲的？
　　 老三，是四五岁接回来的。但很明显，他已经不怎么习惯于这个给予他生命的母亲了，他情感的天平明显偏向了和他日夜相守的奶父母，他多数的日子还是牵绊在奶父母家里，直到最后披麻戴孝为两位老人养老送终。
　　 大儿子和二儿子刚接回来的时候和她也很生分，在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才慢慢改变了过来。对于这一切，她表现得尽量不在意，说得很潇洒，笑得也很淡然。她是一个好演员，可以把戏演得逼真得没法再逼真。
　　 每次下乡走的时候，最小的儿子总会跑在车子后面，他挥动着小手，然后不停地揉眼窝。那一刻，她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咝拉”一下被撕成两半，而断开的截面又在被一阵接一阵的火灼烤着。她会想起十三岁的她，想起一个人躲在剧团哭泣，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唱戏，非她所选，可是为什么一唱就是这么多年？为什么愈唱愈爱？在汹涌的生活以及澎湃的内心里，究竟蕴含着什么？是什么让她如此坚韧？
　　 这些年，究竟是她在唱“青衣”，还是那些台上的青衣在唱她？
　　 车子越走越远，风掠过了山川和树木，也掠过了她不断被调色的人生，成捆成捆的记忆汹涌而来，又不动声色地掩藏于内心，她在无人得见的转换中最终以一场微笑呈现。
　　 坚强地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她不断地告诉自己，也告诉她的孩子们。
　　 4.
　　 1983年12月14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她们一家人要离开应县了。
　　 算算，她到应县整整26年了。她在应县长大、结婚、生子、奋斗，她的口音都变成浓郁的应县味儿了。人已中年，对脚下的土地已不再是简单的生命供养的依附，而是一种深沉的、刻骨的眷恋。
　　 当年娃娃班里的娃娃们都长大了，却开始慢慢散去，那个时候为了吃饱饭而学戏，现在还是为了吃饱饭，他们只能离开热爱的舞台。晋剧越来越不景气，尽管1978年开放了旧戏，然而如同一个离家出走的孩子，在很多年后回到阔别的故乡，却无端生出了太多的陌生。村里的老井没了水，村口的老树早已死去，而那些追赶打闹的孩童又是谁家新添的宝贝？
　　 看电影的人多了，看电视的人也多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文化元素的介入，各种先进的舞台效果无一不让人们眼花瞭乱起来。唱戏，已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开放了的思想。
　　 娃娃班的人越来越少，看戏的人越来越少，唱戏的人也越来越没激情。
　　 刘亚平经常会从柜子里取出那厚厚的一摞剧本，都是她一笔一笔记下的，看着它们，她的心就亮堂了。她总觉得戏剧也应该和这些剧本一样，就算泛黄了折角了，但它是珍贵的。作为一种文化，应该是具备足够的坚韧。不管是“唱、念、坐、打”一招一式中蕴含的意义，还是戏曲服装以及扮相的讲究，都代表着中国博大精深的艺术文化。唱戏的人都知道“宁穿破，不穿错”,更知道眉眼间一个细微的表情或者几个动作就可是一截岁月的全部。或许在不同的环境下，它只是选择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而并不会消亡。
　　 但此时，刘亚平开始变得焦灼，不安，更多的是失落，她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而比这些更让她痛心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薄凉与伤害。一切，已物是人非。她十三岁来到应县，从此把一切都交给了应县，可是最终应县让她生起了太多的无奈与心酸。
　　 生活，是粗糙的。
　　 生活逼着她不得不做出一番艰难的抉择。
　　 “要不，我们离开应县吧，人挪活，树挪死。”
　　 “能去哪里呢？应县是我们的家啊。”
　　 “1980年我们在呼和浩特不是唱过十来天戏吗，你忘了那个剧团团长一直想要调我过去。”
　　 反正辗转反侧睡不着，他俩干脆披着被子坐了起来商量。
　　 她矛盾，她也迷茫。走和留像两股强烈的气流互相拧结，刘亚平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不是26年前，她作为一个小姑娘的简单的背井离乡，这是一个家庭的迁徙，也是悲壮的告别。
　　 前路尚不可知，可又身处荆棘。
　　 “走好就走好了，走不好，咱谁也别怪谁。”高日升说。
　　 丈夫像山一样，给了她依靠。刘亚平终于下定决心了。
　　 为了挚爱的戏剧，为了能热烈地唱着，活着，别的，都可以忽略，不管今后如何，她都不会为今天的选择后悔，她应该和她的戏剧相濡以沫。或许，离开是一种放下，也是一种追求。
　　 “别看我荆钗素裙衣素淡，却好似雪里梅花耐霜寒……你休仗人多势众威风八面，这威风吓不住我秦香莲……”刘亚平隐约听到了秦香莲在唱，又好像是她自己的声音。
　　 新盖起来的三间平房卖了3700块，不是没有这些钱活不了，而是再不想留下一点反悔的余地。一辆卡车拉着两个板箱，一个洋柜，还有两个皮袄和行李，还有半车用来生火的葵花杆，就这样，她们一家走向了内蒙古。巷子里的人都跑出来送她们，邻居们泪流满面。
　　 刘亚平没有哭，她把泪淌进了心里。
　　 从小，她就倔。
　　 一踏入呼和浩特的人民剧场，一字排开的醒目的标语让人不觉热血沸腾起来，每一张红纸写一个字，分别是正、工、青、衣、刘、亚、平。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晋剧团团长对他们很是不错，团里又是拉炭买粮，又是给他们一家人落实户口，玉泉区长为了他们上班方便，还把岳父的房子分了一半给他们。
　　 要唱第一场戏了，她在后台化妆，包场负责人走了进来，看样子有点来者不善，“额们呼市可不是好哄的，别想着来这里哄了，额们可是见过那好唱戏的，可得好好唱了，唱不好可是往下轰了，就拿西瓜皮轰。”他一口纯正的呼和浩特话，一脸虚张声势的威严。其实当时后台很多的小学员一直在窃窃私语，怀疑她是否真的会唱戏。看她穿戴得特别普通，根本看不起她。
　　 亚平，别怕。有一位当年艺校的大师姐恰好也在，她给刘亚平鼓劲。
　　 我怕谁？怕就不敢来了。她还是那个倔强的她。
　　 刘亚平唱的是《算粮登殿》，还是清水头饰，立领青衫，青缎彩鞋上缀以淡粉色穗，台上的王宝钏时而冷若冰山，时而娇柔可人，时而又傲气逼人，一嗔一怨，一笑一颦间，水袖轻舞，风情万种。只见王银钏红衣着身，左手食指与拇指轻捻，右手执一折扇，说道：人前，夸富贵。王宝钏随即不紧不慢走过来，两手平抬，然后轻轻翻腕，昂首，抬头，满眼的骄傲和不屑，言道：贫穷，志气高。她唱“你看你那珍珠翡翠在头上戴有多么好看，红红绿绿在身上穿，夸富贵打扮的花枝招展，你看我好比那露水落在草边上，来来来二姐姐呀……”她又唱“魏虎贼讲话不自量，乌鸦竟敢扰凤凰，低下头自思量，猛想起当年事一桩，我父女席棚三击掌，莫非又穿父的好衣裳，我把这好衣裳与父宽下，儿纵然穷死也不沾父的光……”说完，上得前去就把那衣服脱了下来。
　　 刘亚平将相府三千金骨子里的高贵与出尘不染的果敢与刚强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种内心的哀、怨以及怒都尽在了观众面前。
　　 台下的观众热情一浪高过一浪，连鼓了七次掌，好不热闹。等到演出结束的时候，包场经理又来到了后台，这次的他流露出来的是赞许，他要请亚平去吃羊肉，还有人要请她去艺校上课。
　　 再后来，团里要让她当业务团长，她婉拒了，她只想好好地唱戏，安静地唱她的青衣。
　　 在内蒙古，她依然经常下乡演出，她把晋剧唱给那里的草原，唱给淳朴的农牧民。附近的农牧民们驱着勒勒车从几十里远都要赶到演出的地方，好几次在演出结束时，农牧民们还热情不减，又要求返场再唱。
　　 1985年，因为工作需要她又调到了鄂尔多斯市晋剧团，从此，就把根牢牢扎在了那里。
　　 唱着，唱着，直到唱不动的那一天。
　　 唱不动了，她就在团里负责排戏，把舞台让给了年轻人，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就常常想起应县娃娃班，想起曾经的她。
　　 她把一生最美的时光都留给了应县，旷远的记忆里，长着甜，也泛着酸。那些老剧本还在，她的剧照和奖牌还在，这些被她无数次触摸过的东西沾染了她的体温，流经岁月的长廊，已成为一种永恒的情怀。
　　 5、
　　 她从年轻唱到了年老，从应县唱到了内蒙古，从此在六月的草原上盛开的不仅仅是马兰花，还有戏剧的艺术之花；广袤的大草原飘出的也不仅仅是马奶酒的醇香，还有一个女子悠扬婉转的唱腔。内蒙古豁达而深情的土地将她深深拥抱，把生命的气味传递给她，给予她以及她的“青衣”更加崭新的生命。
　　 在内蒙古生活得久了，刘亚平觉得自己变了许多，草原的宽广与辽远像一双绵柔的手轻轻抚慰着她内心的纷扰，于岁月以慈悲，予生命以宽容，如今的她，更从容。
　　 当孩子们问及当年是否很苦，她只是微微一笑，然后说：“就那么回事吧，还行。”
　　 唱了无数的青衣，有时感觉她就是那些青衣，可她又不是。她带着人性的本真行走人间，也爱，也恨，亦柔亦烈。她不是剧本中被艺术化了的青衣形象，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浓郁的烟火气息的生活中真实的青衣。她不够完美，却足够独特。
　　 她这一生，何曾不是一出悲喜交加的戏啊！
　　 如今，她白发染鬓，孩子们一个个都长大了，有的也已经当上了爷爷，与丈夫回想起当年，真是百味杂陈。更值得她欣慰的是孩子们个个孝顺，事业有成，天伦之乐，不过如此。
　　 高兴时，来几嗓子，已是她的习惯。
　　 “在宫院，我领了万岁爷的旨意，上前去，与尔们排解是非，我不叫附马称贵婿，国母我爱女儿更疼女婿，我养的女儿不成器……”76岁的她唱起《打金枝》来依然精神抖擞，顾盼间已是醉人心扉。惊叹的除了她优美的唱腔，最应该是那一番眉眼生欢，那一双极具灵性的眼睛诠释着所有的意义。俨然，那就是那雍容的国母。她一唱起，周遭的一切就停止了，而你的耳朵，你的眼里，浩浩荡荡全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