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虽然一心想发动内战，但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发对内战。还因为他的军队主要在西南地区，要开赴内战前线的华北、华东和东北地区，还需要时间，于是，他一连向延安发了三份电报，邀请毛主席去重庆“共定大计”。中国共产党为了尽可能地争取和平，同时也为了让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的所谓“和平”真相，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与周恩来、王若飞一起赴重庆谈判。中央就毛泽东是否到重庆谈判，曾有不同意见，不同意赴重庆，主要是担心他的安全。毛泽东为此做了最坏的打算，让刘少奇代理主席职务，并且增补了陈云、彭真为候补书记。毛泽东到了重庆，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准备，竟拿不出任何意见。谈判内容都是共产党提出的初稿。谈判过程一再拖延，一共谈了43天，最后签署了《双十协定》。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
　　 会议纪要接受中共方面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同意结束国民党的所谓训政，召开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应有的民主自由权利，等等。但是，对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尽管共产党作出了重大让步，但由于国民党方面执意要取消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虽然这两问题未能达成协议，但表示以后双方“继续协商”。
　　 1946年1月10—31日，有国共代表和中间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队问题案、宪法草案、五项决议。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和停战协议签订之时，中共中央对形势的发展曾经给予乐观的估计。
　　 1946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主席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出：“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后，已获得重大成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
　　 既然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斗争形式自然也应相应地发生转变，中共中央为此指示全党：“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即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内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们还要准备将全党的工作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去，用心去学习与组织合法斗争即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配合，把党的工作推进到全国范围去，推进到一切大城市去，并在广大范围内，参加全国经济建设，使国军工业化的工作。”《指示》对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即将到来的乐观情绪跃然纸上。这也说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和平抱着极大诚意的，真心希望抗战胜利之后中国进入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且作出了军队改编、进入议会的准备。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延安，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对毛主席说：“和平实行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阴），开会就到南京。”
　　 然而，共产党期待的这种“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并没有真正到来，迎来的却是蒋介石的背信弃义与倒行逆施。3月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举行了第八次大会，要求共产党“放弃割据之政权”“放弃武力夺取政权之野心”。
　　 此时的局势是，一方面，国民党军队不停地向解放区进行蚕食进攻；另一面，除东北外，关内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还没有发生，由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三方面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不停地派人到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全面内战即将爆发。4月16日，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说，蒋介石表面愿求妥协以欺骗国人，暗中布置军事，阴谋甚大，马歇尔的态度如何，尚难断定。4月18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各中央局，通报了周恩来来电的内容，要求各地“准备一切条件，应付任何事变。各战略区主要负责人不得中央许可，不要离开队伍”。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练兵的指示，指出：“国民党反动派除在东北扩大内战外，现在正准备发动全面内战，在此种情况下，我党必须有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6月底，蒋介石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不得不以革命战争应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
　　 三、全面内战爆发初期军事形势
　　 关于解放战争的时间划分，学术界有多种划分，有三年解放战争之说，有四年解放战争之说，有五年解放战争之说。说三年的是指从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开始，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止。说四年的是指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开始，至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为止。说五年的是至从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开始，至1950年6月海南岛解放、国民党残余基本消灭为止，一共五年。但解放战争全面爆发时期可以基本确定为1946年6月。整个解放战争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反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
　　 第一阶段：战略防御（1946.6—1947.6）；第二阶段：战略反攻（1947.6—1948.9）；第三阶段：战略决战（1948.9—1949.12）；第四阶段：战略追歼（1949.12—1950.6）。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蒋军对华东进攻的部署，第一步重点放在华中，第二步向山东进攻。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大举进犯解放区，发动了全国内战。在华东战场，国民党军投入了三分之一的兵力进攻解放区，到9月中旬，国民党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占领了苏皖边区首府淮阴和淮安，我军在华东战局一时处于被动。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国民党军也处于攻势之中。根据战局发展和新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及华中分局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集中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在淮海区行动，打开战局，并将山野、华野两指挥部合为一个。到12月上旬，国民党军以整编第六十九师及从鲁西南地区调来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十一师集结于宿迁，准备分成左、右两路，向沭阳和新安镇发起进攻。同时，还分别由淮阴向涟水，东台向盐城，峄县、枣庄向临沂发起进攻，企图压迫在淮海地区的山东、华中野战军北移山东，尔后在山东境内与我决战。为了改变华东战局，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由陈毅和粟裕指挥山东、华中野战军25个团兵力，发起宿北战役，歼击由宿迁进犯之敌。这是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的第一个大仗。战役从12月13日开始，至12月19日结束，我军全歼整编第六十九师师部和3个半旅等计2.1万余人，开创了一次歼敌一个师部的范例。12月18日和20日，毛泽东在延安代中央军委起草贺电：“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12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蒋介石孤注一掷的失败》，指出宿北大捷是“苏皖解放区超过以前十一次大捷的空前的大胜利，也是今年7月以来整个爱国自卫战争中空前的伟大胜利”“给了蒋介石的独裁内战计划以极其严重的打击”“对于今后的战局将产生重大影响”。宿北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华东战场的转折，揭开了华东野战军打更大更多歼灭战的序幕。宿北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嚣张气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士气；对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争取全国解放产生了重大影响。宿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辉煌一页，也是宿迁境内历史上的重要篇章。
　　 宿北战役是成为华东战区的一个转折点，华东战场从前沿逐步转为纵深，正面战场逐步收缩，兵力也随之集中，以后的歼灭战的规模也逐步扩大。
　　 四、宿北大战的历史意义
　　 1.宿北大战的胜利证明我党七大确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正确。宿北大战的胜利是贯彻党的七大确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以及军事战略战术的结果。
　　 2.土地改革的成功。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作出了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指出“土地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1931年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通告，明确指出：农民是小私有者，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要让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的土地所有权，加强他们对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1942年，建立敌后抗战民主根据地后，中共中央采取的土地政策主要是减租减息，已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要求农民交租交息，照顾地主富农的利益。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成功打破了农村基层政权由地主富农霸占的局面。为宿北大战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也为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
　　 3.在战略上，八路军、新四军由各自独立的战斗，开始形成了野战军。直接促使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的合并，最终形成华东野战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打好歼灭战。当时，华东是两个军区：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两个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山东军区的司令是陈毅，政委是饶漱石，副司令员是张云逸；山东野战军则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中军区司令员是张鼎丞，政委是邓子恢，副司令员是粟裕；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则是粟裕，政委是谭震林。宿北大战的胜利是在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力作战的结果。随后，1947年，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组华东野战军，由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渠、唐亮统一指挥。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组成华东军区，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陈士渠、舒同统一指挥。
　　 宿北大战是野战军联合的转折点，彻底解决了战略防御阶段集中兵力问题，因而在宿北战役之后，连续作战，取得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歼灭战的胜利。
　　 4.在战术上，解放军由抗战时期的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抗战时期，由于敌强我弱，八路军、新四军无法与日寇开展正规战，只能开展游击战，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这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斗争的客观要求。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调整了战略，开始组建野战军，可以集中优势的兵力，在运动战中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运动战成为主要军事手段。
　　 5.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宿北大战期间，宿迁境内各县和鲁南人民群众支前民工41万人，及时完成运送伤员、筹集与运送粮食、物资等任务，保障了大战的顺利进行。地处大战前沿的宿北、宿迁两县，分别出动民工4.66万人次、7.6万人次，占了支前民工总数的四分之一。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将消耗更多的兵力。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