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曹禺23岁。
　　 写《雷雨》这个剧，是曹禺从童年开始心里壅积的情绪在青春季被引爆的结果。曹禺说，周朴园的家庭氛围有一些是他童年时代的家庭氛围，另一些是他跟着父亲串门，感受到的其他上流社会的家庭气氛。周朴园的人物形象是从他父亲的朋友们身上萃取的。这些人有钱有势有地位有学问，看上去道貌岸然，实际上伪善奸诈，有着封建专制和资本家的双重特征。他们在思想上浸透了封建主义的流毒，三妻四妾，男尊女卑，唯我独尊，周朴园对鲁侍萍的始乱终弃，对繁漪的严格控制，对子女的生杀予夺，无不体现这一点。而在现实中，他们则是彻底的资产阶级做派，为了利润可以践踏一切的法律、道德、伦理！周朴园用几百个矿工的命换取自己发家的第一桶金，为了镇压矿工的请愿，连自己的亲骨肉、他跟鲁侍萍的私生子鲁大海也照杀不误！这就是资本家赤裸裸的嗜血的本性！可笑的是从《雷雨》诞生起直到现在，很多涉世未深的女性看过这部剧之后对周朴园心存好感，以为他有钱有势有地位，是成功的男士，而且对妻子特别暖心，关照无微不至——你看，他关心妻子繁漪，连吃药的水都准备好，药也亲自递过去。繁漪不吃，他还会耐心哄劝——你必须吃药！（剧中的繁漪其实不需要吃药。）
　　 ……
　　
　　 《日出》是继《雷雨》之后曹禺的又一力作。剧中的妓女陈白露和书生方达生各有原型。曹禺说：“方达生的影子是靳以，靳以就有那股憨劲儿，从来不懂世故。”①而妓女陈白露的人物原型，则来自曹禺对妓女的调查和印象，还有轰动一时的阮玲玉自杀的新闻，以及他曾经收到过的一名自称“筠”的女孩，写给他的、谈她个人感情经历的来信，曹禺把这些都综合起来，提炼出陈白露这个人物形象。
　　 中学时代，曹禺有一次出游五台山的经历。在太原，他吃惊地看到妓女被关在笼子里，摆在街边招来嫖客的悲惨景象。养尊处优的少爷第一次看到人间居然有生活在地狱里的女性，他性格里的抑郁、敏感、善良让他惊骇而难过。后来，他慢慢地了解到天津劝业场附近酒楼里妓女们的生活状况，他想起左拉在《娜娜》里描写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整个社会都向女人扑上去。”底层妓女的辛酸，衣不蔽体的穷人，饥寒号啕的下层社会，纸醉金迷的上流社会……这一切都让他冥眩不安。他要替最底层挣扎的人们喊出那句心里的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商书•汤誓》）
　　 《日出》的写作，倾注了曹禺对底层女性的同情和对黑暗社会的愤怒，他几乎为此而疯狂。在《日出•跋》里面他说：“我按捺不住了，在情绪的爆发当中，我曾经摔碎了许多可纪念的东西，内中有我最心爱的瓷马观音，是我在两岁时母亲给我买来的护神和玩物。我绝望地嘶嘎着，那时我愿意一切都毁灭了吧！我如一只负伤的狗扑在地上，啮着咸丝丝的涩口的土壤。我觉着宇宙似乎缩成昏黑的一团，压得我喘不出一口气，湿漉漉的，粘腻腻的，我紧紧抓着一把泥土的黑手，我划起洋火，我惊愕地看见了血。污黑的拇指被那瓷像的碎片割成一道沟，血，一滴一滴快意的血缓缓地流出来……”
　　 为了写好陈白露，曹禺“跟着中国旅行剧团的人去三等妓院调查，什么样的人物都看到过……”甚至挨过流氓的打，被流言蜚语围攻。他发现“在这堆‘人类的渣滓’中，有一颗金子似的的心。”一个个“曾经有着美妙青春、漂亮、能干、纯洁的少女，被迫堕入了醉生梦死的生活里，既不得已又不能自拔。”她们“被强大的黑暗势力吞噬了，精神崩溃了，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陈白露临死前的这句话蕴含了无穷的感慨，无尽的悲伤，和对于明天的希望……今天，当我们重读这一句话，心里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太阳升起来了！但那是别人的太阳！美好的生活与我无关，我要睡了，沉入永远的黑暗之中。让那些善良的、勤劳的人们，去享受日出之后美好的生活吧！
　　
　　 童年时代，曹禺跟随父亲到宣化去住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被官府逮住暴打的土匪，看到啼饥号寒的农民，看到不同于以往所熟悉的上流社会的另一个世界。后来他遇到很多从农村逃到城里讨生活的流民，她们是女佣、奶妈、小偷、匪盗、妓女……他们给他讲农村的故事，讲自己悲惨的遭遇，讲农村里的恶霸和地主怎样巧取豪夺敲骨吸髓。他在《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里说:“我不熟悉农民，但是，我那个奶妈给我讲了很多农村里的故事，公公、婆婆都上吊死了，丈夫死了，儿子死了，只有一个女儿也没有带出来，很惨啊！这是有原型的。仇、焦、花三家，原来是差不多的，很要好的。可能焦家宽裕些。等焦阎王在外做了军阀的什么连长、营长回来，就霸占仇家的土地。我是写这样三种类型，一种是焦阎王变坏了；一种是白傻子，他还能活下去；一种是仇虎，他活不下去了，没有他的路。”这是《原野》的来源。
　　 为了抢夺仇虎家的土地，恶霸地主焦阎王贿赂腐败的地方政府，诬陷一个罪名把仇虎抓进大牢，仇虎的父亲被焦阎王活埋了，妹妹被抓起来卖给城里的三等妓院，母亲被烧死了，他的情人花金子被焦阎王强夺给自己的儿子焦大星做媳妇。杀父之仇，夺妻之耻，灭门之恨，全部集中在仇虎身上。他在牢里每时每刻都想着报仇，终于。他越狱成功了，潜回了村里，摸进恶霸地主焦阎王的家里，可是焦阎王死了，地主婆瞎了，他报仇的对象没有了……
　　 这时候，他看见昔日的情人花金子和曾经的邻居焦大星。怎么办？是杀了这地主家的儿子儿媳？还是放过自己心爱的女人和懦弱的、并不曾伤害过自己的朋友？（一切坏事都是焦大星的父母干的，焦大星是个懦弱的人。）仇虎最终的选择是杀了焦大星，在他的逻辑里，父债子还，天经地义。父亲做的孽儿子要偿还。然而，他也清楚焦大星是无辜的，他杀了焦大星，可是并没有感到复仇的快乐，反而感到陷入无边无际的泥泞中，不辨方向，无法自拔。
　　 《原野》不仅反映了社会尖锐的矛盾，人性幽微而复杂的善恶，而且还把黑暗中的美，绝望中的爱呈现给人们。如果说《日出》里的日出不属于陈白露，那么《原野》里的原野也不属于仇虎。灿烂的日出，美丽的原野，都是属于别人的，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可是，在那个社会里，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看得人都麻木了。
　　 《原野》公演后，有评论家写道：“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作者在原野中还表现着一个美丽的idea，这种idea颇值得深思和回味。”“《原野》是代表坦白、善良、真理而向黑暗，不公，罪恶来痛击的！”②
　　
　　 《原野》《日出》《雷雨》《北京人》是曹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共同的特点是反映了人在时代的背景和个体不幸遭遇的多重压迫下，所表现出来的挣扎、反抗、以及人性的变化。剧本跟写小说不同，除了人物塑造和故事架构之外，话剧是靠“话”来表现人和事的，人物对话是剧本最难写的、也是最重要的部分。譬如我们现在看影视剧，总觉得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从剧中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不够味儿，不得体！这就是编剧导演们在打磨“对话”上欠功夫。曹禺的剧本在人物对话上的精到精准迄今无人超越！就连同样擅长写剧本的郭沫若也赞不觉口。《雷雨》中周朴园跟鲁侍萍的那段对话，每句话仅仅几个字，却概括了30年的沧桑和怨恨，体现出当下的人物心情，揭露了人物的本质。周朴园面对被自己始乱终弃的鲁侍萍，（忽然严厉地）说出的话只有五个字：“你来干什么？”曹禺用这五个字撕去了他的面纱，让他头上笼罩的那些慈善家、道德高尚、上流贤达等等光晕一消而散，准确地表现了他的冷酷无情，卑鄙和奸诈。周萍跟继母兼情人繁漪的对话同样是字字惊心，字字千钧，揭露了这个堂皇的家庭最肮脏下流的真实，也痛快淋漓地体现和嘲讽了他们之间“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很。”具有一种撕碎假面的进攻性，是最具魅力的戏剧语言。也许到现在还无人媲美。③
　　 在《原野》里，仇虎和昔日情人花金子的一段对话也堪称经典，从1930年代《原野》上演一直流传到现在，真是名副其实的百年经典啊！花金子跟仇虎偷情，她知道瞎眼的地主婆婆就躲在门外偷听，她也知道仇虎的母亲早已去世，但是，她偏偏拿模拿样卖弄风骚，问仇虎：我和你妈都掉到河里，你先救谁？仇虎的回答，花金子的继续挑逗，让剧情在这里掀起了高潮，尤其是观众，无论什么时候看到这一段都会哈哈大笑。笑完了，心里又有一种沉重。现在的社交平台上、剧情里，常常有人抖这个梗！也不知道他们看没看过《原野》，知不知道这是曹禺先生一百年前的杰作。
　　 曹禺的人生其实是很坎坷的，除了情路嵯峨，从心态上回望，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敏感、抑郁和孤单之中。虽然少年成名，但是国运不幸，山河凋零，他们那一代人饱受了战乱流离之苦。为了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写作环境，他曾经在川江的一条普通的渔船上住了三个月，跟打鱼的人一起生活，吃同样的饭菜，睡同样的船板。解放之后又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无论生活的压力多重，他始终能够战胜困难，为人民创造出有价值的艺术精品。从青年时期起，他不止一次对人重复奥尼尔的一句话：“诗的想象力照亮生活中污秽的死胡同。”我想，他是用“诗的想象力”来生活，创作。在他的代表作的结尾，你都能感受到光明和希望就在生活的前方，那是雷雨过后的原野和日出，那是新的人新的生活。
　　 最近的社交媒体上，有一些所谓的“文化领域优质创作者”们一直在拿曹禺的情史黑曹禺。从文章看，他们既不清楚曹禺的生平经历，也没有认真研读过曹禺的原著，更不可能理解一个天才剧作家的心路历程。他们仅凭着一星半点的资料，揣测着读者的阅读兴趣信口雌黄，取悦一众“吃瓜”的人以“增粉”。无知者无畏，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读了这些错讹百出的所谓“优质文案”，在评论区骂声一片，一代伟大的剧作家就这样被消费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不仅是对名作名人的污蔑和亵渎，更是对纯洁的、不谙世事的下一代的戕害和荼毒——单纯的青少年们还没接触曹禺的剧作，就先从社交平台上得出一个错误的、很恶心的印象，这势必会影响他们日后对曹禺著作的阅读兴趣和理解程度，因此，正本清源是必要的，这是我写作本文的初心，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更多的读者丢掉手机，去认真地读一读曹禺的传记，曹禺剧作的原著。
　　
　　 注释
　　 ①1982年5月26日曹禺同传记作者谈话记录
　　 ②见《中国文艺》1943年第3期文章《评原野》
　　 ③见《曹禺传》1988年版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