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时，娘心情很好，每路过一个村庄，她就告诉我村庄的名字，并说那村里有个什么亲戚，我应该称呼他（她）什么等等。在路边那个很美的泉池边休息过后，岔路去了在北山沟里独住的一户人家，娘说那家老太太的娘家也是院东头村，论起来叫她姑姑。
　　 我读二年级的那年暑假，有一天娘对我说，“有人捎信说你姨去了你姥爷家，你去叫她来咱家住几天，让弟弟和你作伴。”当时我刚满八岁，弟弟不满七岁。
　　 我们记着娘的嘱咐，沿着河边的小路一直往东走。刚过了开“六一”儿童节庆祝会的那个村，就感觉已经走了很远很远。在一个岔路口附近，遇到了一个扛锄头的大爷（大伯），我问他：“大爷，去院东头走哪条路？还有多远？”
　　 那人打量了我们一眼：“你父亲叫什么名？”我们回答后，他抬手一指：“这条路，一直往前走，还远着呢！”
　　 就这样，我们走走问问，终于看到了姥爷家南山上的那棵大松树。
　　 后来，我慢慢长大，上学、推磨、推碾、拾柴、赶羊、打猪草，挑水，曾经拉着娘的那双小手成了她的家务帮手，但是，娘还是一步一步“拉”着我们，从来没松开过，只不过那种“拉”，有时是春风拂煦般的教育引导，有时是疾风暴雨式的训诫修正。
　　 娘很重视我们的日常养成，也教我们一些礼节常识。如，穿衣不要开胸露怀，吃饭不能吧唧嘴，夹菜时不能在碗里乱翻或把筷子伸到别人的一面，见人要主动称呼招呼，不要学着骂人说脏话，不能偷拿人家的东西等。
　　 有一次姨家表哥到我家，娘包了饺子招待他，让我陪着他吃。我感到当“陪客”很不自在，匆匆吃了一些就离开了餐桌。娘看见后问我：“你表哥吃好了吗?”当听我回答还没有后，她教我说：“你这样很不礼貌。陪客人吃饭时要慢慢吃，只有等到客人吃饱后你才能放下筷子。”我有时坐在凳子上学着一些人翘起二郎腿不停地抖动着，娘就训斥我：“看你不学好，浑身“嘚瑟（山东方言读diēxie，抖动的意思），一点儿也不稳重！”有个阶段我见有人干活或走路时吹着口哨，感到很有“范儿”，就练了起来。娘告诫我：“不能学这个！看起来像‘二流子’，把嘴巴子都吹长了！”我小时候性急口快，遇到困难常哭丧着脸心焦，娘就批评我：“你这样的急赖脾气，成不了大器！”上初中时，有一个阶段我迷上了看章回小说，白天得空就看，夜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看到很晚，娘多次语重心长的劝我说：“快别看了！整天看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处？灯光这么暗，会把眼睛看坏的！”
　　 对于我们的错误，娘有时很宽容，有时候严厉的让我们胆战心惊，当然也有打的我嚎啕大哭的时候。
　　 好像是我八岁那年，有一次娘让我去供销社门市部用小麦换饼干。饼干都是散装的，门市部的工作人员在称饼干时，每斤里面放进了两个小月饼，可能是因八月十五节已过，卖不出去了。拿回家后，娘也没说干什么用，就放进小竹篮子挂到房梁上。过了几天，我见娘没有使用，便踩着凳子将里面的月饼拿出来和弟弟分吃了，我以为饼干里有月饼的事我没告诉娘，偷吃了她也不会知道。又过了些天，我见娘还是没有动静，胆子就大起来，没用几次就把二斤饼干偷吃了一半。当然，吃的时候我也没忘记弟弟。那些天我已经做好了被责备教训的心理准备，谁知娘却一直没有追究，像是什么事没有一样。当时我还为娘的宽容而心安理得，现在想来真是羞愧。
　　 好像是那一年的秋后，我闯了一次祸。
　　 那时候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喜欢玩“打芼（māo，音）儿”游戏。“芼儿”是用棉线缠成的类似手球的一种玩具，玩法也类似手球。别人的“芼儿”一般都是用拆棉被棉衣剩下的旧线缠，我因为找不到那么多旧线，就偷拿了一个娘刚刚纺成的线穗子。装在衣兜里还没来得及使用，就被娘发现了，当娘从我衣兜里翻出那个线穗子时，已经秃噜得一塌糊涂，不能再用。娘看到她辛辛苦苦熬夜纺出的线团被我糟蹋成那样，顿时火冒三丈，大声训骂着我的同时，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就朝我身上打，我边哭着边往外跑，娘就在后面追，直到我跑出很远她才罢休。
　　 那天，我直到天快黑也没敢回家，娘急了，边四处寻找，边唤着我的乳名呼叫着：“我不打你了，回家吧！”当娘在北山坡上找到我时，说了声：“走，咱们回家！”就一把抓住我的手，把我领回家中。
　　 还有一件类似的事让娘发了一次火。
　　 那些年经济困难，为了收入点儿学杂费钱，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们就上山挖草药、掀蝎子、捡蘑菇等。有一次，我和弟弟将捉的一小葫芦头蝎子，拿到供销社门市部卖了四角五分钱。钱刚到手，抬头就被货架上一串红红绿绿的香蕉形口琴吸引住，我和弟弟商量后，就花四角二分钱买了一个。一路上你吹一会儿，我吹一会儿，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回到家还没进院门，娘听到口琴声，立刻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气呼呼地站在大门口，一把将我拽进院子，简单问了几句，接着就是一通劈头盖脸的数落。其实，我在买时心里就有些忐忑。那次我被娘批评的口服心服，每学期几角钱的书费都不一定能按时缴上，买盐买火柴都要靠拿着几个鸡蛋去换的家庭经济状况我是知道的。那年我九岁，按说，应该知道为家庭分忧了。
　　
　　 三、烛光里的妈妈
　　
　　 妈妈，我想对您说
　　 话到嘴边又咽下
　　 妈妈，我想对您笑
　　 眼里却点点泪花
　　 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您的黑发泛起了霜花
　　 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您的脸颊印着这多牵挂
　　 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您的腰身倦得不再挺拔
　　 妈妈，烛光里的妈妈
　　 您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
　　 ——题记
　　
　　 娘叫杜以慧，生于1934年2月，属狗。22岁和父亲结婚，从此就与张家结缘，与我们结缘，与高高的大山和崎岖的山路结缘，也开始了她人生另一程艰难漫长的跋涉。
　　 娘也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父亲也说，1963至1966年，是他这一辈子感到最舒心、最幸福的日子。那时候，刚刚熬过了“三年困难”的父老乡亲们，正精神振奋地走在集体化的道路上，对“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充满憧憬。山村的山坡上，田野里，到处飘荡着歌声，笑声。当时，父亲任村民兵连长，娘任村妇女主任，正是青春年华的他们，在忙里忙外的同时，精心经营着我们那个小家。我和弟弟团结亲和，形影相随，学习成绩双双名列前茅。1965年，家中又添了一个妹妹，一家人和和睦睦，其乐融融。
　　 娘喜欢装扮生活，为让平平淡淡的日子多些色彩。春天来了，她会折一枝桃花插在盛上水的空酒瓶里，放在堂屋正中的橱柜上；秋后，她就折上几枝果实稠密的柿子挂在墙壁或房梁上，既可观赏，又能留作日后食用。“那些年，家家悬挂毛主席像，娘自己制作了大红花装饰到毛主席像的四角，还制作了些莲花、栀子花、梅花等摆放在毛主席像下。庭院内外，有她栽种的凤仙花、紫茉莉、月季花、向日葵等，有几年还在院子里种了十几棵清香脆嫩的白皮黄瓜。院子东面的一棵桃树上，她嫁接了三个不同品种的桃子，其中一个品种叫“三样味”，又大又甜又脆，至今还怀念那种味道。
　　 娘担任妇女主任期间（1964-1967？），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刚刚起步，村里的育龄夫妇几乎全是文盲，加上几千年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工作开展起来难度非常大，是得罪人的活儿。娘在操劳着家务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经常走门入户了解情况，做说服教育工作。对于上级的要求，她从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的落实，而不死搬硬套。如，遇到上级检查工作时，她就想法先给孕妇夫妇提前打个招呼，让他们早拿主意；有的孕妇躲藏了起来，就等她回家后再去做工作。她认为，都是邻居本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闹僵了，不仅伤了和气，今后的工作也就更难开展了。
　　 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母亲带头组建了妇女秧歌队。记得她自己制作了扭秧歌用的彩绸带，打花棍用的花棍等，每逢召开社员大会和大的节日就登台表演几段。那是我见到的我村最早的自娱自乐自教活动。
　　 娘思想进步，也爱学习。她识一些字，有没有上过学，我没问过她。小时候常见她边做针线活边对着《打渔杀家》《王二姐思夫》等剧本哼唱。早年她收藏了一些线装书，据说是姥爷托她保管的。其中有一本石刻本《诗经》，灰色布裱糊的封面，还有个小扣袢，合上时可以扣上，后来娘用它夹了刺绣用的花线。保存最完好的是一部康熙五十五年武英殿本《康熙字典》，在我初中毕业差点儿无缘高中那段时光，多亏了它与我相伴。那些我们看不懂也认为没用的《大学》《中庸》《论语》之类，很早就毁坏、散失了。据说还有一部非常珍贵的医药书籍，姥爷后来问起过它的情况，但娘和我都没有印象。
　　 娘崇敬文字。她曾嘱咐我，要爱护书籍，善待有文字的纸张，不能将有文字的纸张扔在厕所、粪堆等不干净的地方。这实际上是她对文化的向往和渴望，是残酷的生活现实把她的向往和渴望淹没了。在翻盖老屋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她自己用废纸装订的写字本，还有一本杂志和一枝很短的铅笔，笔记本的前几页一笔一划地写满了文字，我们才知道，娘在她人生后几年有闲的日子里，竟然在认认真真的学习文化，这令我感慨万千。娘的这种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财富，我们会永远珍藏在心里！
　　 1965年，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要求不仅部队官兵、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学，农村干部要学，一些识字的男女社员、家庭妇女、学生、儿童都要学。娘是妇女主任，又识一些字，自然积极带头。她还要求我和弟弟同她一起学，一家人开展起了学习竞赛。那些日子，娘像着了迷，推着磨学、做着饭学，做着女红活学，晚上睡觉前在灯光下学，早晨起来就小声的复习背诵，背完了《为人民服务》，又背《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遇有不认识的字，就问父亲和我。那年，我们全家被大队推选为学习《老三篇》的代表，参加了区（乡）里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
　　 在过日子上，娘会打算，有主意，也勤劳。父亲晚年谈起娘时说：“你娘思想开明，不守旧，遇事看的开。有时候我没了主意，但只要按她说的做，事保证能办成。”还说那些年多亏娘帮助他理内理外，才平平稳稳的度过了困难时期。曾有人问父亲：“咱们两家的收入、人口都差不多，为什么你家就过的好些呢？”父亲回答说：“精打细算罢了。”的确如此。就拿吃菜来说，那些年，冬季只有白菜、萝卜和切碎晒干的地瓜秧叶。我家除了每家必备的白菜、萝卜和一大囤干地瓜秧叶外，母亲每年都将秋天吃不完的扁豆、豆角、茄子以及萝卜英子（萝卜叶）等上锅蒸煮后再晒干，以作冬季干菜。此外，每年还要腌制一大缸辣菜疙瘩，一缸香椿芽、一缸罗卜豆豉和一小缸杂菜。扁豆、豆角、芸豆、茄子、黄瓜、西红柿、小萝卜、生姜等杂七杂八的菜蔬，都能被娘腌制成可口的美味。娘每年还制作一些黄酒、豆瓣酱、麸子酱、豆腐乳之类的佐餐食品，我们也就多尝了些别人家没有的东西。
　　 那些年，很多人家的粮食都青黄不接，少则缺一、二个月，多则缺三、四个月。为此，上级号召节约粮食，特印发了一批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公开信中关于节约粮食的那段话，发到各村张贴学习。娘拿回家后，将那张宣传语录贴在了盛煎饼的簸箩上方，每次吃饭时抬头就能看到。日常生活中，也按照毛主席说的“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调剂，如，冬天没有重体力劳动时，就只吃两顿饭，晚饭则是以地瓜干粥为主等。当然，别人家也是那个样子。
　　 娘盛衣服的柜子里，曾藏着一包银元，好像有十几块，对以种地为生的山里人家来说，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听父亲说了那些银元的来历和去向：一部分是父亲退伍带回的，父母结婚后分家时，爷爷分给了他四块，一部分是娘结婚时从娘家带来的——娘小时候过继给了信佛的大姥爷，那部分银元是大姥爷寄存在娘那里的善款。本来那钱是不能花的，但由于急缺钱用，母亲也不管那些了。除1957年盖房用去十三块外，剩余那些在生活困难时期逐渐卖掉。那时供销社门市部收购，娘让我去卖过几次，起初每块银元换1.9元人民币，后来卖到2.9元。还剩三块时，母亲说留下给我们弟妹把玩，但后来也没能留住。
　　 好像是从1967年，娘开始被疾病缠身。吃过一些草药，也尝试过一些偏方，但收效甚微。以后，随着两个弟弟的出生和我们一天天长大，母亲的负担越来越重，虽然她还是一如既往的操持着家务，但已经不能参加重体力劳动。
　　 回想那些年娘的样子，都是些忙碌的身影，且大都是油灯下的片段——在油灯下缝补衣服，在油灯下搓麻线、纳鞋帮鞋底，在油灯下撮棉、纺线，在油灯下切地瓜秧，腌咸菜，打着灯笼切地瓜干、晒地瓜干、收地瓜干……那些看似简单细碎的家务活，像一团永远都扯不尽的乱线团，缠绕着娘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