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枣大婶还不到六十岁，但她已经老了，花白的头发，驼背，走路慢腾腾的，像一张射向大地的弓。
　　 牌楼留守的十一户人家，只有拐枣大婶还养着几只鸡，喂着一头猪。我沮丧地走出村口，一路寂无人声，没有狗叫。村里已经没有狗了。苍穹低垂，灰白色，像一团团凝结的炊烟，稀薄的阳光撕开一条条罅隙，炸裂般迸射。没有风，远处的白荡湖像一块毛玻璃。田畴清寂，沟渠干枯，棉花光秃秃的植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儿时的江家大塘成了一滩墨绿色的死水，一叶殷红的乌桕消失了，碧玉妆成的垂柳消失了，粉糯的野菱角、圆润的鸡头米、幽雅的绿菖蒲，活蹦乱跳的鲫鱼、鲤鱼、皖鱼、胖头鲢子……消失了，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些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
　　 那些光屁股长大的小伙伴，都去了哪呢？我只能确定几个人的去向，其他人都在茫茫人海里消失了。他们曾经和桂生一样找我帮忙，有的是儿子上大学，有的是女儿找工作，都是一些棘手的事。他们想上的大学不是“某某电脑学校”，而是“某某大学”；他们要找的工作也不是合同工，而是一个摔不烂的“铁饭碗”。我找不到这样的“铁饭碗”，但牌楼人不这样认为。在牌楼人看来，我是“公家人”，到月就能拿钱，到哪都有人管吃管喝。他们公开议论“老江家那个在电视台工作的小儿子”“尽写牌楼的丑事！”“听他鬼扯！他又不在家，怎么晓得哉？”闲言碎语传到父亲耳里，父亲忿忿不平，又不能跳出来公开争辩，只能一个人闷在家里，长时间郁郁寡欢。事实上，父亲也没有争辩的机会，抬头不见低头见，乡亲们表面上还是嘻嘻哈哈地，给父亲留一些面子。父亲喜欢打麻将，以往总有人上门邀请，不邀请也会预留一个位子，姗姗来迟的父亲捧着保温杯，一屁股坐下来，笑眯眯的。曾几何时，这些礼遇都消失了，迟到的父亲只能僵着尴尬的笑容，站在麻将桌旁边，和其他人一起围观。父亲心知肚明，昔日那个受人尊崇的四爷（父亲行四）已经褪尽了光环，如今的他，只是一个喜欢“打打小牌”的空巢老人。仅此而已。父亲内心失落，却又无可奈何，“怪也不能怪哦，现在这个社会，多现实啊！”他原本住不惯高高在上的“鸽子笼”，也看不惯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冷漠，但权衡再三，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牌楼，来合肥和我们一起生活。
　　 年逾古稀的父亲没有想到，自己七老八十了，居然还要背井离乡，到一个看不到星空、听不见蛙声、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地方安放自己的晚年，这与其说是投靠子女，共享天伦，还不如说是被逼无奈，向世俗妥协。父亲能文识字，骄傲了一辈子，临到老了，竟然不能做人，在乡亲们跟前抬不起头来。他进城后心事重重，吃得不习惯，住得不安心，走得不踏实，却只能强作欢颜。他越是若无其事，我越是不安，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再增加我的思想负担。进城后的父亲一反常态，他小心翼翼地，只和两三个亲友保持电话联系，每一次，他都要再三叮嘱，“一般人要是问我的号码，你们就讲不知道啊……”我想笑，又笑不出来。
　　 那几年，乡亲们仿佛约好了，没有人再联系父亲，往日经常上门讨酒喝的三四个老友也从茫茫人海里消失了，数年杳无音讯。
　　 父亲过世时，上门吊唁的乡亲屈指可数，葬礼甚是冷清。父亲素来要面子，也爱热闹，每念及此，我便自觉罪孽深重。停灵的日子，我不止一次想起那些消失的脸，谄媚的笑容，卑躬屈膝的样子，太真切了，历历在目，犹如万箭穿心。
　　 父亲的老屋，炊烟不再升起，我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客人。
　　 留守的乡亲都老了，病痛扛在身上，沧桑埋在心底。也只有沧桑岁月，才能抚平一个人内心的惊涛、郁积的怨恨。每次回牌楼，老人们都客客气气地，有的盛情留我吃饭，有地拉着我的手，摇晃着，久久不放。走过几十年风风雨雨，他们变得格外健谈。我有些恍惚——陪着他们半个下午，仿佛走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