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七还有一次大醉，是老巫讲给我的。老巫说有一次，他带来老七去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开学术研讨会。结果在会后参加酒宴时，老七喝得兴起，与俄罗斯人拼起了酒，本来俄罗斯人就是伏特加浇灌下的民族，素来嗜酒如命，一是能喝，二是敢喝。老七呢，也是性情中人，来者不拒。而且有来有往，不敬自干，弄得老巫一个劲儿地拦都拦不住，甚至上手夺下老七手里的酒杯，老七就又顺手抄起一个酒瓶，兀自在那里咕噜噜地一口气干掉。那一夜在俄罗斯的冰天雪地里，老巫真的害怕了，怕老七喝出个三长两短，他这个带队的是有责任的。好在老巫懂俄语，认识道，想方设法打个车把拉起拉回酒店，一进房间，老七就脱光了身上所有的衣物，一丝不挂地躺在冰冷的酒店地板上，任凭老巫怎么叫，怎么拉，怎么拽都不起来。第二天酒醒后，老巫问老七还记得怎么回来的吗，老七完全断片了。又问他光腚拉擦睡了一夜地板知道不？老七说这个虽然也不记得了，但肯定错不了。他告诉老巫，已经好多年了，他一喝酒就浑身燥热，回到家必然是脱光了睡地板，这个谁也没辙。听老巫这么说，我忽然想起魏晋名士来了。老七的做派与阮籍、刘伶那些名士醉酒裸程，何其相似乃尔。但魏晋名士的风度是因为服食了五石散，要发散必须冷食、冷卧、饮温酒。而我知道老七并没有服食过五石散，但他也与魏晋名士一样豪饮，喜欢卧冰冷地面。
　　 老巫给我讲老七在俄罗斯喝醉酒的事，虽然不乏对老七的责备，但更多地是想通过我劝劝老同学，他担心这样喝下去，老七早晚得喝死。
　　 这老巫姓巫，他这张嘴也像开了光似的，真把老七给说死了。
　　 老七的死讯也是老巫告诉我的。事情的经过大概是这样的：有一天老七媳妇因为娘家妈得病，回娘家照顾老人，太晚了当天就没有回家。那天，老七自己在家，熬夜赶写省出版社催他的那本《寻找消逝的史诗——伊玛堪的故事》。临睡前，他照例来上半斤小烧酒，就着油炸花生米，美美地喝上一顿再睡。
　　 等他媳妇第二天早上回家后，发现老七赤身裸体躺在地当间儿，桌子上的碟子里还剩几粒花生米，酒瓶里的烧酒已经见底。媳妇以为老七还没有醒酒，就去叫他，结果一碰，感觉不对，人已经凉透了，硬硬的，死去多时了。媳妇吓得赶紧喊人，但也已经无力回天了。后来，派出所也来了，县医院的大夫也来了。结论就是排除他杀，应该是意外死亡。老七虽然好酒，但身体一直棒棒的，只是有点高血压。照这么个死法，很大程度是急性脑溢血或心肌梗塞。因为不是刑事案件，也就没有必要再折腾死者进行尸检。老七就这样走完了自己52年的人生旅程，在疫情期间不让聚集的情况下，凄凉地在几个至亲的发送下，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爱又恨的世界。带着壮志未酬身先死的遗憾，带着没有完成的学术梦，老七去了另一个世界。
　　 那天给我打电话时，老巫直后悔说那句“照这么下去，老七早晚得喝死”的话，真是一语成谶呀。我说，你他妈的就是个乌鸦嘴。
　　
　　 附记：
　　 听说老七突然去世的消息，大学同学都很震惊，曹老大曾张罗要组织几个人到老七老家去送他最后一程，但还是因为疫情原因，只得作罢。
　　 说起老七，老大总感觉自己愧对老七。这倒不是因为与袁可萍谈恋爱的事，而是前几年老七曾来找过老大，他想在县里建一个伊玛堪非遗文博馆。老大这时已经当上了省文化厅主管文博事业方面的处长。老七希望老大帮着运作，如果运作成功，自己就可以当这个文博馆的馆长，借此机会先调离畜牧局的配种站，因为老七总觉得在配种站工作，就是对他人格的羞辱和精神的折磨。老大当时完全有能力促成这个事，而且全省文化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支持文博事业发展，特别是重点支持边远民族地区发挥当地历史文化优势和非遗传统，创办各具特色的文博场馆。老大开始也觉得老七的创意很好，并向主管厅长做了汇报，在主管厅长同意后，又向大厅长阚厅长汇报。没想到，阚厅长看了老大呈报上的材料和附在后面那份老七起草的创建伊玛堪非遗文博馆的策划和可研报告后，非常生气，用手指笃笃地点着桌面，呵斥道：这纯粹是瞎胡闹，我在那个县当过书记，根本就没有什么伊玛堪非遗文化资源。这个策划不可行，没有必要研究。老大多机灵呀，他能坐到处长的位子早就不靠他老丈人的荫蔽，而完全得益于他深谙官场之道，善于察言观色。他凭直觉感觉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差头。很快他就从不同渠道得到消息，阚厅长曾当过几年那个县的县长，后来又升任县委书记，按说一定会支持自己曾经工作过的县市发展，但阚厅长这个态度明显这里面是有蹊跷的。
　　 后来，老大也巧妙地从老七那里套出了老七与阚厅长之间的恩恩怨怨，自然老大不会为了老七的事而再去找厅长了。这个事后来在老大不说不办、但一直拖拉下，毫无进展，直到老七突然离世，也没有弄出个眉目来。
　　 前年9月份，难得那个月没有什么疫情。老八来省城送姑娘。老八的女儿在H大读大三，老八觉得疫情期间坐火车不安全，怕染上新冠，就自己开车从来老家赶过来送姑娘返校。老大借机张罗在省城的几个同学一起聚了聚。席间当然要说到走了快一年的老七，大家免不了唏嘘惋惜一番，回忆些大学时期的旧事，探究一下老七到底死于什么病，再相互勉励一些彼此珍重、爱惜身体、什么也不如健康重要之类的真理性废话。那天，曹老大整个过程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上几句话，但不知为什么，他却破天荒地喝醉了，醉到不省人事的程度，这是我们自从认识那一天起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但即便是烂醉如泥，曹老大也始终什么都不说，宁可把一切憋在心里，烂在肚子里。
　　 前年底，H市疫情再起，人人居家隔离，鲜少联系。疫情过后不久，突然听说曹老大前一阵也去世了。这个消息太让人意外和震惊了，但消息的准确性无可置疑，是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说的，她老公与曹老大是文化厅的同事。很快，情况得到了证实。去年9月那次聚会不久，曹老大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被告知身体有点问题，建议他到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曹老大就去了医大二院，结果查出得了胰腺癌晚期。曹老大不信，又去了医大一院，甚至去了北京、上海的大医院做了检查，结果都是一样的，是胰腺癌中的胰头癌，医生对孟幼军说老大顶多能活三个月，已经没有手术和放化疗的价值了。结果，老大没挺到三个月，人就没了。疫情期间，丧事从简，也就没有通知大家。
　　 没想到，一年时间里，我们寝室一下子走了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