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娘儿俩带到王七现任妻子身边后，热心干部匆匆告辞了。至于两位夫人和三个孩子是如何解决这个极为棘手难题的，王七并不知道，他当时正在沿海视察。等他风尘仆仆进家门后才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大儿子以及根本认不出来了的结发妻子。
　　 一家六口坐了下来。第二任妻子面带微笑说：“姐姐来的正是时候。我爸爸昨天打电报，说想见我，还想见两个孩子。再说，我也想老人了。报告已经打了、也批准了，我也买好了火车票，今晚就去西安。可能得半个多月。你陪陪姐姐，他们出趟门不容易，在山东多玩几天。以后你每年也回萍乡看看，都挺不容易的……”结发妻子头也不抬，只是喃喃低语：“不知道你有家了。本来也不敢打扰你，只是爹娘临去前有几句话，让我务必亲口告诉你……”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知情人含笑，悉数掩口。
　　 终其一生，王七就维持着这种南北两个家的尴尬局面。说来也运气：没人举报他。所不同的是：没离休前和第二个妻子生活的时间长些；离休后，一年倒有七八个月呆在萍乡，声言家乡空气好，饭也吃的惯。
　　 动乱初起，家乡来人了，自称受江西省革命造反派司令委托，来调查和落实一些历史问题。来人满脸堆笑，一口一个王司令，谦虚的过头。
　　 “啥事？”
　　 “路线斗争的大事，不是大事也不敢惊动王司令您呢。”来人谗笑，忽然怒容满面：“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江西的代言人方志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胡说什么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点燃了安源煤矿的革命火种。更有甚者，还胡说李立三也是安源革命和罢工的领袖！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置我们伟大领袖于何地！”表示过应有的愤怒之后，来人又换上笑脸：“听家乡造反派说，王司令十岁时就幸福地见过我们伟大领袖，还荣幸地接待过他老人家、亲耳聆听过他老人家的当面教诲。我们想落实这件事，以便给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他们在江西的走狗一个迎头痛击。”
　　 王七目光锐利，沉着脸说：“听你说话真累。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毛主席在大革命时期一共去过安源八次，他第一次去安源是一九二一年的秋天。刘少奇是一九二二年的九月去的安源，此后就长期住在哪儿。他是文化教员、安源矿工俱乐部全权代表。而李立三就是湖南我邻县人，他是一九二一年的十二月去的安源。他也长住安源，并且他才是当时安源党组织的书记、罢工总指挥。安源罢工就是他和刘少奇主席领导的。顺便告诉你：他们三位我都认识，也听过他们讲课，还一起讨论革命理想。你想了解的我都告诉你了，你可以走了。”
　　 来人的脸腾地红了，笑容尴尬地凝固在脸上。但他还是坚持问道：“那王司令您最初遇见的是不是我们伟大的领袖呢？”
　　 王七发怒了，用手指着大门吼道：“与你无关，走！”
　　 事后儿子也曾问过他，王七回答：“问这干啥？想害你老子呀？”
　　 儿子不服：“是为了给您争面子！姜伯伯在背后讽刺您，说您打了一辈子仗，连个轻伤也没有，我听着就别扭。”
　　 “咋啦？嫌你老子没吃枪子啊？老子是福将！哪像他那么倒霉：浑身都是枪眼，肚子里还埋着一块炮弹皮，哈哈哈哈……”
　　 女儿受宠，有一天缠着王七问：“到底你那天遇见的是谁呢？就告诉女儿一个人嘛。”王七笑着说：“不管是那个，都够你老子骄傲一生的。”
　　 “那姜伯伯说，长征刚开始，毛主席就认出了你，还微笑打招呼：‘王七？’”
　　 “能认出我的可不止主席一人！”
　　 一九九六年，王七八十四岁。这期间他的称谓经历了副司令、中将司令；王七爷爷、七爷爷，最后定格为七爷。
　　 晨练后，七爷让乡下的孙子陪着，沿着禄水江往下游信步走去。忽然看见有人摆卦摊算命，还有人甩三张扑克骗钱，而围在周围的全是小学生。七爷一时怒起，抬脚踢摊子，忽然觉得心脏像被针扎了一样，浑身一软，倒在地上。
　　 此后，七爷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病榻生涯。
　　 他坚持住在萍乡。已过古稀的第二任妻子深感不便。她不能长期随着七爷住在乡下，比七爷还大一岁的第一任妻子虽说一头银发，但身体非常壮硕。自己去了甚至还要给她添麻烦。作为最有经验的护理医生，也是最了解七爷身体状况的人，这一处境使她每年都得多次往返于北京和萍乡之间。一年之中陪七爷的全部时间加起来不到三个月，而大多数时间只能把七爷交给乡下庸医。七爷每年都要“病危”几次，每次都是死去又活来，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去年入冬前那次最要命：心跳停了五分钟！当那个乡下庸医宣布“七爷已经驾鹤西去”时，第一个妻子和他的大儿子嚎声骤起，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正当一家人手忙脚乱地给七爷穿老衣、准备塞进提前备好的杉木棺材时，第二任妻子赶到了。如果迟来一步，也许家里就按照当地的风俗把七爷塞进棺材钉上盖子下到坟坑了。
　　 第二个妻子和她的两个孩子进门时，看到孝子贤孙披麻戴孝呼啦啦跪了一地，吓了一跳。已近八十的老太太二话不说，站在床边实施急救，流着泪却默默无语。两个孩子不习惯乡下环境，站在当屋呆若木鸡。女儿还滴了几滴泪象征性嚎叫了两声爸爸，儿子就差远了。在厉声质问“我爸爸是怎么死的”之后，就愣愣地站在当地，一脸仇视，警惕地打量着陌生的一切。算来他也不小，六十多岁的人了，却并不热心帮着母亲抢救七爷，眼睛只在床头搜索；倒是七爷的大儿子见到他们的母亲救治七爷，立刻扑过来，依葫芦画瓢地动起手来。天可怜见，七爷喘气了，众人一阵欢呼，一地的孝子贤孙惊喜若狂。
　　 农村妻子边擦眼泪边感激地望着北京来的妻子，笑容中饱含着敬佩和惭愧，嘴唇动了几下，终于一句话没说。七爷他老人家有趣，睁开眼看到家里的阵势却哈哈大笑，连说三个好。环视一周，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南下的一儿一女：“老子死了，你两个怎么不带孝？”女儿会说话，笑着回答：“您老人家革命意志无比坚强，台湾还没解放，任重道远，怎么能逃避责任呢？”
　　 大儿子把茶端过来，七爷轻呷一口，叮嘱道：“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这没得选择。但在别人的眼泪中离开，我不赞成。干吗要闹的哭哭啼啼的像死了人似的？我要真过去了，你们不准哭；要笑，谁不笑就不孝！”喘了口气，七爷看了看累的直喘气的第二夫人，说要下床，众人连忙搀扶。他坚持不脱老衣，嘻嘻笑道：世上没有几个人能看到自己穿老衣的情景，皇上也不能。一定要好好享受这次死亡带来的乐趣。七爷说到做到，他老人家愣是将那身老衣穿了三天，整日在大街上向人展示。还是“第一夫人”对他说太脏了，这才不情不愿地换了装。
　　 劳累过度，心力憔悴，第二个妻子回到北京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七爷没有回去。只是分别向北京的儿子和女儿打了两个电话。内容一致：办好你妈的后事。骨灰不存八宝山，留着将来和我合葬。
　　 七爷的一通电话很让那兄妹俩推敲了一阵子，甚至发展到为保存妈妈的骨灰闹翻了脸。
　　 儿子理直气壮地保存着妈妈的骨灰。他每个月一号准时打一个长途电话，详细询问父亲的健康状况，并提醒父亲：妈妈的骨灰盒在他这儿，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上香行礼。
　　 女儿诉说委屈。她每月一号和十六号准时打两次长途电话，拐弯抹角把父亲的心肝肺血肾统统关心一遍，最后少不了告哥哥一状：她和妈妈最亲，哥哥甚至都不让她保管几天妈妈的骨灰，太绝情。
　　 硕果仅存的乡下妻子感慨地说：“读过书的人就是不一样。你看那俩孩子，隔着几千里地操心你的健康。哪像咱家老大，天天见你，只会陪你聊天下棋。对你的身体啥也不问。”
　　 入冬后七爷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用他自己的话说“零件不对劲了，怕是要见马克思”。更让家人担心的是七爷的脑筋似乎出了问题。此前，他老人家的言行基本上能和报纸保持一致，言语间态度也平和。最近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骂起人来了。从区骂到省，还骂到了北京。所骂之事在外人看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结关系网、搞裙带，灰色收入、行贿受贿，都是他发飙的理由。七爷上纲上线，说人家在毁共产党的江山。
　　 七爷骂的最多的还是台独分子。常扬言：“我咋不晚生五十年？海、陆、空给我三个军，看我……”后边的话便是攻台的战略战术了。
　　 “欠扁！”这是他老人家骂辞的后缀。
　　 二儿子在电话里埋怨：一个离休在家的老将军，安度晚年得了，干吗替军委着急、替国防部谋划呢。
　　 七爷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
　　 远在北京的儿女捧着妈妈的骨灰盒搭着飞机匆匆赶到七爷身边。
　　 身体不便，头脑还算清醒。七爷让大儿子请来了乡长，并让所有人围坐在身边，开始交代后事。
　　 “我这里有四个木盒，”他让大儿子从床下捧出四个点心盒大小的木盒子，其中三个盒子上分别刻着孩子的名字。盒子上着锁。“这是你们三兄妹的。”他指着没有刻名字的盒子对乡长说：“这个盒子交给你。”同门同宗的乡长连连摆手，惶恐地说：“七叔，我不能收你老人家的东西！”七爷笑了，笑的有气无力：“不是给你的。是让你暂时保管、当个见证。我下葬后第二天你当着今天这些人的面打开它，然后照我的意思做就行了。”乡长这才郑重接过。
　　 七爷只拖了三天。他拒绝了军委、江西省政府和萍乡市政府的转院安排和治疗方案。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让所有人迷惑：“我真希望人能转世而生。下辈子再从军，定当收复晚清以来丢失的全部国土！”
　　 出殡那天人山人海。七爷毕竟是本乡有史以来最大的官。
　　 天下着毛毛雨，白幡开路、瓦盆引道、纸钱飘荡、鼓乐齐鸣。新修的马路盛不下送殡的人群；十辆卡车装不完缤纷的花圈。万人垂泪，孝子不哭。官家争相致辞，乡民多竖拇指。好一番热闹景象！
　　 第二天早上，北京的一双儿女借口家里有事，请来乡长开家庭会。
　　 七爷走后房间格外凄凉。四个木盒子静静地摆在桌上。孩子们一言不发；未亡人只是掉泪。作为见证人的乡长打破沉默，在一番对七爷的颂词之后，模仿着名人演说做派，凛然公正地说：“诸位，盒子就在这儿，各位可在确认无人打开后拿走属于自己的那个。剩下的这个盒子，我将遵照七叔的吩咐当你们面打开，然后按他老人家的意思处理盒子里的东西。诸位要是没有异议，现在就开锁。”在确认所有的人都点头后，乡长在每个木盒上放下一把钥匙，双手捧起，分别递到对方手里。
　　 空气忽然凝重。
　　 乡长双手微微颤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剩下的木盒。
　　 盒子里只有一个存折和一封信。
　　 信写的很短。
　　 官场老到、做事谨慎的乡长向所有人展示信笺，在被确认是七爷的笔迹后，朗声读道：“家乡太落后了。卦摊比书摊多、文盲比识字的多、打牌的比耕田的多。我看是文化不普及的原因，和当官的不好好干事也有关系。腐败，我治不了，乱麻一样的关系网也不是我能扯断的；但我还是能尽自己的力量做点事。盒子里的钱是我一生积蓄，由乡政府出面建一座农村小学，专款专用。王七家任何人不得过问。王七。”
　　 “完了？”
　　 “完了。”信被传阅过后又回到了乡长手里。
　　 二儿子忍不住问道：“有多少钱？”
　　 乡长打开存折：“五十九万三千六百七十元。”
　　 女儿一声惊呼：“这是爸爸在山东时部队的番号！”
　　 北京来的儿女急忙打开自己的小木盒。儿子的盒子里有一封信和一本薄薄的书，那书一看就是庙宇门口可随意索取的粗纸滥印的小册子；封面上印着三个大字：劝善歌。信上只有两句话：“虽然你胡子花白，我还是得骂你！你小子私心太重，人也贪婪。留给你一本书，好好救救你的后半生吧！”落款：“父字。”
　　 女儿和哥哥同时打开信。但她却伸过头去先看哥哥的信。速读之后，急忙合上自己手里那张信纸。但眼尖的乡长还是看到了一句：“都怪我太娇惯你------”
　　 乡下的大儿子并不关心别人盒子里的东西，睹物思人，只是捧着盒子落泪。
　　 “打开你的盒子让大家看看吗。”二儿子催促道。
　　 两颗脑袋围了上来。
　　 盒子里没有可担心的东西。躺在盒底的是七爷一身戎装的一张将军照。
　　 那是大儿子随母在山东初见王七时，他摆在客厅的照片。刚从农村来的妻子深情地望着那张照片，几次都缩回了伸出去的手。儿子不怕，拿过来端详了一眼就递给妈妈。妈妈并没有接那个像框，却用眼睛看着王七家新的女主人。延安出生的儿子不干，担心母亲心肠软，也许会将这张照片相送，抢先说：“爸爸只有这一张将军照，这张照片是要摆放在他自己家里的！”
　　 一个母亲尴尬，另一个母亲落泪了。
　　 当时被称做王司令的七爷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