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方的手术，持续了八个小时。我在手术室外面念了八小时的心经。医生把切下来的一盘肿瘤端到手术室与走廊连接的一个小窗口给我们看。
　　 那团从他身上割下来的肉，一直在我的记忆里散发着氨水味。
　　 医生说肠子已经穿孔，能不能醒来，要看病人的意志。
　　
　　 四
　　 躺了那么一小会儿，病房里进来一对母子。
　　 他们跟病床上的老头，似乎认识。老头和他的家属，都说那小伙子恢复得好。
　　 那位妈妈放下三四个包裹，里面全是吃的喝的。她把杯子和碗等一应用具，放到窗台上。再把两双拖鞋拿出来，放到我老公睡的那张床下面。说是医生把他们安排在我老公的床位上，等我老公输完液，他们就能到床上输液了。
　　 那个儿子大约三十来岁，背佝着，一直在看手机。他在病房里转了一圈，看没地方可坐，就跟他妈妈说自己到外面去等。
　　 隔壁床陪护老头的老太太拿过来一张凳子，给那位妈妈坐。她一屁股坐下来，吐了一口长长的气，两只眼睛有很重的黑眼圈，脸色比生病的儿子还差。如果是陌生人，在街上看到他们母子，肯定会以为是当妈妈的病了。
　　 靠窗的那老两口都说她那个儿子养得不错，脸色好，身上的肉也都长出来了。言下之意，他们曾见过那个曾经瘦弱的年轻人，被病魔吞噬的痛苦景象。
　　 那位妈妈说，虫草，灵芝孢子粉，一天要吃掉几百元钱呢。没办法，卖掉房子也要给他吃。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照顾他，管他的吃，管他的喝。不过他也省心，要注意些什么该吃什么喝什么都是自己在网上查，配合家人，配合医生。
　　 她说话的时候，还不忘问问我们家的情况：刀是谁开的？我说是杨医生。他说跟她儿子是同一个人做的手术。她说杨医生那把刀很好的，我们也是托关系找的他。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一点也不累的样子，还问我们化疗多久了？我说我们这是第一次。
　　 哦。她声调降了许多，语气轻缓地说，现在还不要紧，化疗到后面要难过的，第一次、第二次感觉不到什么的。被她这么一说，我的心往下沉了沉。
　　 你们有没有去吃中药？
　　 现在没有，也想找好的中医。
　　 她说我们找的中医院院长的儿子，很历害的，吃了他的中药，我们各方面的反应好了许多。
　　 听她这么说，我就很想跟她要那医生的联系方式，便问她在哪家医院看的中医。她说是沧浪医院，还说下次去开药时，跟医生要一张名片带给我。
　　 初次见面，我们都比较谨慎，我也没指望她真能给我带来老中医的联系方式。
　　
　　 五
　　 第二个疗程的第一天，安排在星期一的上午。儿子照例请假陪我们一起去医院。
　　 吉医生对我老公说，你身体条件这么好，还要老婆儿子陪着过来呀，家属该干嘛干嘛去，自己来就行了。我老公听了主治医生的话笑了，这是我在那段时间见过他最灿烂的一次笑。他对吉医生说他们是不放心我呀。主治医生说，放心吧，你明天去3号楼做放疗，我已经替你约好了。
　　 在肿瘤科见惯了生离死别，吉医生养出了见怪不怪的性情，面对病人的时候，总是笑着点头，嘴里习惯性地说着没事没事。他那胖墩墩的身材，走起路来往两边摇过来又摇过去。似乎摇上一摇，来自病人的那些酸楚，那些痛苦，都能抖落掉了一些。
　　 隔天，我们去放疗室做定位，又遇到了做化疗的那对母子。
　　 那位妈妈见了我老公，在包里头掏了很久。原来，她一直没有忘记要为我们讨一张老中医的名片。我老公把名片接过来递给我。
　　 这张名片，似乎给了我一种希望。
　　 我老公问那对母子，怎么也要过来做放疗。当妈妈的说，肝上还有个瘤呀，化疗这么久没起什么作用。
　　 你辛苦啊。对于这样的日常，我竟然到了词穷的地步。
　　 她说，怎么能不辛苦呢？我老公也说我，儿子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没办法呀，只有这么一个孩子。只要他好起来，什么都可以。我们是治疗时间长了，你不知道，很多人已经不见了。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心感觉到了一股寒意，一股深深的寒意。
　　 没等她说完，放疗室里的灯光，突然一下子全熄掉了，室内暗得连对方的脸都看不清楚。只有靠近门和窗，才有光线透进来。
　　 所有在大厅里等待的病人和家属，一起都往放疗室的门口走。
　　 门口有个花坛，花坛里有几株月季。月季花的周围，全都是杂草。可怜的月季花被挤得瘦弱不堪，但还在顽强地生长，几片疏稀的叶子，有着明显被虫咬过的痕迹。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医院偏僻的一隅，一个月前每每从这里走过去到重症室的时候，我的心里都会冒出荒凉这个词语。
　　
　　 六
　　 几天后，我们接到了电话，可以正常去放疗了。
　　 我问老公怕不怕。他说有啥怕的，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想想也对，人健康的时候，总有许多的期待和选择，一旦得了绝症，也只能听天由命了。很多人都说直肠癌恢复如初的案例很多。治好了，医生有本事；没治好，那就是命。
　　 手术回家后的第一天醒来，看看他好好的。第二天、第三天醒来，他还是好好的。慢慢地，那种焦虑真的可以放下来。有时甚至感觉他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然而，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在放疗后越来越严重了。有时，他走在路上，腰部会抽搐，一抽搐他就疼得往下蹲。有时候，他端起饭，看着自己夹的菜要瞪上一会儿，他说他还是感觉饿，只是没有食欲。他说你看我像不像非洲那些快要饿死的人，身上瘦的，肚皮却圆鼓鼓的。
　　 手术后，他一直坚持去公园散步，每天要走两圈，早晨一圈，傍晚一圈。亲戚朋友看到他走的步数，都会感叹他的毅力。半年不到，他出去散步的次数越来越少，时间也越来越短。有几次，刚出去一会儿，就又回来了。问他怎么了，他说才走没多少路，就抽搐了好几次，不敢再往外面跑了。
　　 到医院的放疗室后，等待排队的人并不多。那对母子也在，我们见了彼此笑笑。那位妈妈聊起一位年轻女企业家，去日本治好了肠癌的事。她儿子听不下去了，叫她不要再说。那种愤恨，似乎根本找不到真正的发泄对象，只能冲着自己的妈妈吼几声。随即，他又婉转地放低了语调，说你说得越多，我心情越不好。国外的医术再好，保障再好，我们去不了。
　　 当妈妈的还沉浸在愿望里。她说讲讲又没关系的，如果去一趟日本，能把你的病治好，我马上回家把房子卖掉。年轻人说卖了房子，你也不知道要上哪里去找哪一位医生才有用？退一步说找到了那位医生，那也还要等待，我现在的身体还不知道能等多久？我心情刚刚好一点，你说这说那，只会让我更加痛苦。
　　 儿子说完，妈妈沉默了。她眉头皱起，似乎在用力顶着什么。
　　 医生叫到了他儿子的名字，做妈妈的把儿子送到放疗室的门口，接过儿子递过来的包和手机。银灰色的铁门徐徐关上，她又坐回等候的凳子上。儿子离开后，她浑身的细胞像散了架似的往下掉。她微微闭了闭眼睛，手撑着额头，放下手的时候，她发现我盯着她看，便挤出一个笑，瞬间又收了回去。似乎，任何一个笑容，都是对自己孩子的伤害。
　　 王方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不久之后，化疗也停掉了。我们不停地去看中医，希望能让他的身体强壮起来。他的肚子越来越大，可身体的其余地方却显得越来越瘦弱。皮肤也越来越薄，薄得像透明的纸似的。
　　 他盖的那床被子，散发出一阵阵暮气，这种味道让我想起那些濒死的人身上散发的味道。我不停地给他换床单，换被单，把被子拿到窗外面晒。
　　 半夜醒来，总担心他的呼吸已经停止。
　　 醒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捕捉他生命的起伏。
　　 如果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会伸手去摸摸另外的半张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