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那时候的我还很年轻，也曾拥有着一头亮丽的头发，生意上刚有了起色，走路都带风。虽说累点，日子过得不像现在这样卷，也容易知足。那时候有些叛逆，总觉得父母老了，在农村也没啥见识，凡是都喜欢按自己的思维去做，不太听进所谓他们的“老人言”了。对农村的传统，习俗，“老理儿”也很多看不惯，甚至反其道而行，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
　　 那年过年，我就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把父母接到北京来过年，摆脱繁文缛节的所谓的串亲戚，和尬聊无意义的酒局。同时，带父母感受一把老北京庙会文化，到各个景点打卡，岂不快哉！
　　 父母开始是反对的，他们一辈子都没怎么离开过村庄，春节更是愿意守在家里，更何况各种年货都准备下了。可架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可能还有一点原因，是父母岁数大了，儿子又混得不错，老人在内心有一些“怕”我这个儿子了，思来想去，终于答应下来。我赶着节前开车回家，把他们，连同年货一起接到了北京。
　　 我那时候租住在北五环外的一个老旧小区，在一楼，是70平米的两室一厅，楼前有很多高大的乔木遮挡，客厅在中间，一年四季显得有些昏暗。父母到了，我把他们安置到北面的次卧。
　　 随着春节的脚步临近，我的工作也慢慢停滞下来，原来每天吵闹的电话铃声终于沉寂下来。大街上到处都是拖着行李箱子赶公交和赶火车的人，平时拥挤喧闹的北京城渐渐地安静下来，连送报纸和牛奶的都出现了用工荒，菜市场也变得空空荡荡，仿佛整个城市都慢慢陷入休眠状态。平时习惯了堵车和喧闹的我，对于做这种突然到来的宁静，还显得不是很适应。
　　 那年的北京部分解禁了燃放烟花爆竹的禁令，我们所在的地方属于可以燃放地区。街角广场处烟花的露天摊位逐渐多起来，花花绿绿，长枪短炮的，但是不像我们小时候，烟花摊位都比着燃放，来吸引客人。这里都是“哑巴”销售，听不到任何吆喝声和鞭炮声，感觉年的脚步来得拖沓，懒散，无精打采。我简单买了一些烟花，留待过年那天跟孩子一起燃放。
　　 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之前我带他们来过北京多次，对北京的著名景点几乎都走过了，并不陌生，总是一直抱怨走到哪里人都多。这次春节前，趁着都有空，我就带他们走一些小众景点，逛逛商场，尝尝美食。
　　 一次我带他们到来北京炸酱面馆子，点了最具北京特色的炸酱面和豆汁、焦圈，母亲仅仅是闻了一下豆汁，就差点吐了，她说，这在老家就是泔水，北京人怎么好这一口呢！我居住的附近有一个清真小吃城，每天都人满为患，里面的羊杂汤，羊肉汤，糖油饼，这些父母还算能接受。至于，北京面茶，炒肝，父母说这辈子只能这一回，要不是怕浪费，早就撂筷子了。他们还是喜欢吃他们从老家带过来的炸年糕、油饼和饹馇签。
　　 流淌在父母血脉里的味道是很难改变的。那时候我还年轻，没有体会到，甚至一厢情愿地想甩掉身上的某些烙印，变得不再土气，甚至想变成真正的北京人。后来的生活告诉我，当时的想法真的太天真了，有些东西融入了血脉，是一辈子也改变不了的。
　　
　　 二
　　 除夕那天上午，街道上开始有了零零星星的鞭炮声，似乎都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挂了红灯笼的小区门口的鞭炮纸屑都显得很少。这让我有些气馁，要是老家，这时候应该是孩子们出门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玩耍的时候，鞭炮声更应该是此起彼伏的情景才对味。
　　 我们一家到街上闲逛，人并不多，行驶的车也少得可怜，偶尔经过的大公共里面空荡荡的，可以用“门可罗雀”来形容。路上没有一个熟悉的面孔，小区西侧一拉溜的饭店和KTV也都贴着封条，落着灰，蒙着尘。之前下的雪已经融化得差不多，只有背阴处才可见白色的堆积。路边的灌木都用绿色保温篷布盖成一条长龙的摸样，树木顶着零星的干叶子，显得萧条，肃杀。
　　 过年缺少了热闹，自然就情绪不高。我能从父母的脸上看到几许失落，也为自己的鲁莽决定有些后悔。妻子也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她不停地找话题和父母聊天，同时，准备了极其丰盛的年夜饭，从不喝酒的她开了瓶红酒，给母亲倒上，说，他们爷俩喝白酒，我们娘俩喝红酒，干杯，并不停地给大家夹菜。除了孩子，大家都极力掩饰着对在异乡过节的失落。只说，北京这里鞭炮声太少，小锅炖菜没有老家的大锅香，缺少气氛。吃完饭，父亲嘟囔了一句，要是在老家，早就有一波又一波串门的了……，还要说什么，被母亲一个眼神给制止了，就默默地走出房门去抽烟了。
　　 终于，鞭炮声渐渐多起来，我带着全家来到清河岸边，这里南岸是奥运森林公园，没有建筑物的遮挡，可以看到远处的奥运主会场——鸟巢。当年距离奥运开幕还有大半年时间，鸟巢还没有完工，可见巨大的塔吊吊臂上闪烁的灯光，似乎跟天上的星星相接，应该是工人们还在加紧施工吧。半年后，这里将迎来全世界的尊贵宾客，举行盛大的烟火表演，这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节点。
　　 河边有不少大人在带着孩子放鞭炮，我和儿子一起加入他们，大家的脸上总算洋溢起笑容。
　　
　　 三
　　 老家已经没有赶庙会的传统，过年最多就是赶大集凑凑热闹，我对于庙会的印象，也只是停留在电视广播的留在大脑残片拼凑起来的热闹情景。初一这天赶庙会，这是我和妻子决定在北京过年的最大理由，也要把之前的失落一下子都一股脑地都找补回来。
　　 北京有几大型庙会，这是我从老北京人口中和广播电视里知道的，之前从没去过。有一句话说“中国庙会看地坛，北京庙会看龙潭”，地坛庙会是北京最大最全的庙会，所以我最终选择了去这里。
　　 对于地坛，我不算陌生。我有一个客户——和平印刷厂，就在地坛西门对面。在这里卸完货，我偶尔也会到地坛转一转，欣赏里面的美景。地坛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红墙绿瓦的大院里有几百年的苍松翠柏，零星空地上种植者各种应季花卉，郁郁葱葱，方泽坛位于地坛中间，是最核心的建筑，古朴典雅，尽显皇家庄严肃穆。
　　 地坛春秋两季都会有图书展销会，上百家出版社和图书公司都会在这里宣传新书和处理积压库存书。很多库存书打折卖、论斤卖，着实便宜不少，我曾淘到很多书。其中那本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在这里买到的。当年我与文学写作还形同陌路，对作家史铁生还完全陌生，只是这个书名应了当时的心境，所以才买下了。没想到后来的读了此书，看了下肢瘫痪，面对疾病的持续折磨，淡然处之的史老师依然乐观，并写出了对人生的意义的深刻思考，这对我的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
　　 史老师就住在地坛附近，他的轮椅在地坛里绕了一圈又一圈，也在每个角落里停留，他就那么默默地看着晨练的，上班的，上学的，来了又走，走了又来，花开花落，春去秋来。我选择地坛庙会也因为我与地坛也有千丝万缕的情节。
　　 为了避开停车的麻烦，我们选择了坐车前往。下了328路，上了过街天桥，就可以看到地坛西门了。远远望见高大的牌楼被红色的“海洋”簇拥着。彩旗是红的，春联是红的，气球是红的，糖葫芦是红的，风车是红的，人偶是红的，就连成排的银杏树也都被裹上了红色的彩带。赶庙会的人摩肩擦踵，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节日的喜气。红色让我的情绪马上被调动起来，兴奋起来，我把儿子扛在肩上，随着人流涌进园内。
　　 园内照样是红色海洋，人群随着空间的扩大而略显不那么拥挤，空地上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我们紧走几步赶过去。圈内都是表演的，有耍旗杆的、抖空竹的、变戏法的。儿子被拉洋片的迷住了，我也被那独特唱腔吸引。拉洋片的道具用一块黑色的绒布罩着，里面是一个类似木箱的东西，有小孔可以看到里面的画片儿。这些我只在相声里听说过，趁着儿子看的空当，我也凑过去瞄了几眼，其实就是小孔里看拉动的几张画片，这可能就是电影最初的雏形吧。。
　　 到了娱乐区，有套圈的，射箭的，骑马的，儿子迷上了迷宫。说是迷宫，就是用许多一米高左右的木桩在地上按照八卦阵的模样围了个阵图，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出来。好多的孩子排着队在里面走。前面的孩子很可能都走了几遍了，根本不会走错路，从入门到生门孩子们首尾相接，失去了“迷宫”的意义。但孩子们乐此不疲，走了一遍又一遍，荡起地上的尘烟，把孩子们都染成了一个个泥猴子。
　　 到了攀岩区，我也“老夫聊发少年狂”，试试身手。前面的几个“崖壁”我还勉强上得去，到了中间环节有凸起，有一个需要双手引体向上才能让脚有着力点的地方。我身子悬起来一刹那就没劲了，掉了下去，摔了个仰八叉，让“吃瓜的”媳妇儿差点笑岔气。
　　 最诱人的还是美食区。新疆的羊肉串，湖南的臭豆腐，北京的炸灌肠，卤煮火烧，天津的狗不理包子，保定的驴肉火烧，东北炸蚕蛹，云南炸蚂蚱，还有我们老家的棋子烧饼，饹馇签，几乎全国各地的美食应有尽有。最奇怪的是台湾炸榴莲，我对榴莲的味道不敢恭维，这种油炸的更是不敢尝试。母亲也受不了这个味道，催促我们赶快走。
　　 方泽坛是地坛的核心，这里正举行着祭地大奠。开头的是鸣锣开道的“清廷御用”仪仗队，上写着“肃静”“回避”。随着钟磬齐鸣，身穿黄色龙袍的“清朝皇帝”在一群顶戴花翎的大臣簇拥下，向祭坛献上各种“牺牲”供品，还有黄玉和玉帛，庄严肃穆，人们纷纷举起相机，留下这庄严的时刻。
　　 古代祭地是在春秋两季，天降甘霖，地生万物，这是古代自然崇拜的最高形式。土地是国家的根本，国家安定与否很大程度上与土地在谁的手里有直接的关系。历史上的朝代更迭无不都是王朝末期土地兼并严重，稍有天灾人祸就会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爆发农民起义。只有建国后的土改，土地收归国有，才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
　　 我看到父亲看着祭地大典眼圈有些湿润，他大概联想到了自己的辛苦耕作了一辈子的土地。
　　 后来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公园里人越来越多，到了摩肩擦踵的地步，我把父母弄丢了。母亲倒是带着手机，可无论我怎么打也没人接，应该是园内的嘈杂声盖住了铃声。没办法，我们三口只好到公园门口等候，直到将近一个小时父母才姗姗来迟。
　　
　　 四
　　 后面的那几天，我们大部分时间没有出去，就在家看电视，没有一个串门拜年的，同样我们也不需要给任何人拜年。日子过得百无聊赖，我知道父母故意避开老家的拜年热闹情节不说，怕我尴尬。我和妻子也非常后悔留在北京过大年的决定。只能继续不停地做美食，暗表歉意。
　　 作为那年的叛逆者的我，现在头顶已经是“中央不长”，变成了传统的“卫道士”。这些年我都循规蹈矩遵从着习俗，初一给家族长辈拜年，初二开始去各家亲戚家拜年。我家的亲戚多，我这边的，加上妻子那边的有将近30家，我们家家不落空，户户都走到。有些亲戚的孩子因为他们家里的矛盾不来给我父母拜年了，我照样去。用妻子的话说，各走各的人情，不能跟着他们学。大姨现年90多岁了，在百里之外独居，我每年都要带着母亲前去看望。大姨见面都要抱着母亲哭，说：“只有三妹总想着我。”一句话，可见一年的孤独，也足见姐妹情深。
　　 有人说70后80后还有传统的人情味，越往后人情越淡了。这跟时代的发展分不开，农业社会转变成工业社会，网络的发展，交通的便捷，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了，心却远了。
　　 我的父亲快80了，他上面还有三个“年纪人（长辈）”，初一那天大波的拜年队伍散尽，他都会出门去拜年。我的很多叔辈很多都比我大不了几岁，甚至好几个还跟我还是同学。我想，等我老了，只要是能挪得动，我也会坚持给他们拜年，就像我的父亲一样。传统在我这辈不能丢，至于后辈，我会引导，至于未来听不听，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有些事也不能强求。
　　 不过，和父母一起在北京过大年，已经成为特别的记忆，母亲有时候跟老邻居聊天就提及，脸上的满兴奋的表情，言语上也是很自豪，当然，也在炫耀她的儿子有出息。我是相信，美好的记忆是会养着人的心。
　　 北京毕竟不是我的根，过年还是老家热闹，以后不会再有在北京过年的想法了！等我老了退休，我就在老家生活！
　　 地坛我还是会再去走走的，我要去看两棵树，它们是国槐。一棵上面吊牌写着“铁生的朋友余华”，另一棵写着“余华的朋友铁生”。
　　 我不能写名字在上面，但我的心被这样两个文学人牵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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