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扫墓当天，父亲手捧着一把鲜花走在最前面，我和母亲紧随其后，一同向黄怡村的祖坟山走去。
　　 山路两旁的松树新抽的嫩芽在风中轻轻摇曳，通往祖坟山那条蜿蜒曲折的泥巴路。在久旱未雨的时节里，黄土干裂成龟壳般的纹路，被往来祭扫的脚印和车轮碾出厚厚的浮尘。
　　 我提着香烛纸钱，母亲挎着备好的供品——刚蒸的清明粑、现煎的鲫鱼，还有水果和酒烟。我们来到外公墓前，母亲赶紧从篮子里取出一包中华烟，拆开包装说：“老爷子一辈子节俭，爱抽烟却只舍得抽自家种的旱烟。“她抽出一支放在墓碑前，“现在日子好了，也让他尝尝。”香烟的白雾笔直升起，那味道让我想起外公伏案写字时砚台飘出的墨香。
　　 外公是村里的文化人，更是一名老党员，上过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年轻时做过文书、会计，后为养家贩卖小猪、承包甘蔗。养育十二个子女，最终剩下六个。他常伏案誊写《人民日报》社论，在稿纸上抄录“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写诗感恩。那些泛黄的文稿堆了半人高，工整记录着“社会主义好”等字样，最厚的册子记载着党的惠民政策，扉页楷书“为人民服务”。每当被夸字好，他总说：“我这字啊，写不出党的恩情万分之一。”
　　 父亲蹲下身，把煎鱼摆在最显眼的位置：“老爷子最爱吃鱼肚子，”他说着把鱼翻了个面，“帅帅，把酒满上。”
　　 我取出两个小酒杯，倒上父亲珍藏的白酒。酒香混着香烟的气味，在清明时节的空气里格外分明。外公生前常说，过日子就像种地，不能光看眼前，得想着来年。
　　 我的手指触到口袋里一个硬物——那是外公去世前一年偷偷塞给我的小册子。外公在世的每年，我和弟弟都会抽空去外公那坐坐，即使后来我大学毕业去了外地上班，只要回老家必然会去看望外公，有时一坐就是一整天。外公每次听完我的丧气话，都会在一本红色的小册子上记录，并安慰我要坚信自己，肯定可以考到一个编制。那皱巴巴的小册子我一直留着，如今已经泛黄变脆，却成了最珍贵的纪念。
　　 父亲点燃三支竹签香，青烟袅袅升起，在坟前萦绕。我仔细地将一枝枝鲜花插在坟头的泥土里，花瓣上凝结的水珠不时滚落。父亲忽然说起外公生前常说的话：“人这一辈子，就像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话没说完，声音就哽住了。我想起外公总爱说的另一句话：“好日子是熬出来的，就像熬粥，火候到了自然香。”
　　 远处陆续传来鞭炮声，父亲示意我们也该开始，鞭炮声突然炸响，惊飞了林间的鸟雀。纸屑纷纷扬扬落在供品上，母亲连忙用手护住食物。这个动作让我想起外公晒谷时，也是这样用手护着谷堆，生怕被风吹散了收成。
　　 烧纸钱时，火焰蹿得老高。父亲一张一张往里添，嘴里念叨着"多买些笔墨"。纸灰飞起来，打着旋儿往天上飘。母亲说这是外公在收呢。那些没写完的册子，那些记录着岁月变迁的字句，都化作了清明的纸灰，随着春风飘向远方。
　　 临走时，母亲把每样供品都掐下一点，撒在坟头。父亲则把剩下的那包中华烟留在碑前：“慢慢抽，”他说，“下次来再带。”我摸了摸口袋里那本小册子，终究没有拿出来。就让它留着吧，留着外公对文字的敬重，留着庄稼人对知识的念想。
　　 每当山风掠过，那条泥巴路便扬起一片昏黄的沙雾。外公的墓碑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碑前的香烟还在静静燃烧，一缕白烟笔直地升向湛蓝的天空。没有雨的清明，连思念都变得如此清晰可见，就像外公常说的那句话：“人走了，字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