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姐姓戴，在矿山开着一号理发馆。南山家属工房有两排鸽子楼。发姐住在北面一排最东侧的一家。门朝北开，一共二层。她和她的老公、儿子住在二层两小间房里，理发馆就设在一层。这里把着道边，理发的人来去都方便。对着马路的红砖东墙上边，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大字：理发。
　　 说是理发馆，实际上就发姐一个人。设施也特别简单，东墙上挂块镜子，地上一把椅子，一张三屉桌，桌子上边放着推子梳子之类。一个衣裳架，挂着两个白色的围裙。靠西墙放着一个条形板凳，理发的人多了，就坐在凳子上，一边等待，一边聊天。一进门有个水水龙头，一个面盆，一个热水器。面盆上放着一块香皂，一瓶洗头水。发姐长得并不漂亮，严格说有些平庸，中等个儿，小眼睛，枣核脸。说话声音粗，嗓门高，直来直去。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没个稳当劲。
　　 山区总是路窄弯多。发姐的这个理发馆，在家属工房里，来去拐弯抹角，出入迂回曲折，并不太方便。但来理发的顾客却很多，大部分是矿上的职工及家属，也有附近村庄的山民。每天上午，老公上班了，孩子上学了，七点多钟，她就开门营业了。晚上一般六七点打烊。若是理发的人多，或是有预约的，九点十点关门，也是常事。
　　 有的时候，顾客理完发了，但不走，在这和她聊天，附近居住的职工或家属，吃完晚饭，没事了，也蹓跶到这里，抽烟、唠嗑。大家把她这里还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聊天室。她就陪着。
　　 “个人的买卖，自己说话算！”发姐说。
　　 她说话算的还有定价。理一个发，不管男女老小，一律三角钱。如果来的人忘记带钱，或找不开，发姐就说不要了，算她请客了。家属工房北面下坡，还有一个国营理发馆，理一次四角，比她这里贵一角。但那里的环境要比这里好，设施比这里多、全。国营的有三个理发师，镜子大，还有升降椅。
　　 矿上有两千多职工，三千多家属，不管男女老幼，都叫她发姐。她也愿意领受这个称谓。她觉得大家这么叫她，是对她的认可，是对她的赞颂，或是理发技能方面的，或是为人办事方面的。
　　 其实，发姐的理发水平很是一般，砍班出身。她说，为了开这个理发馆，她只是到平安城镇一个开理发馆的朋友那帮了三个月的忙，回来就开业了。大家都愿意到她这里来理发，一是比国营的便宜，价格灵活，二是喜欢她这个人，愿意听她插科打诨，愿意和她唠嗑聊天。
　　 我去发姐的理发馆理发，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但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关于职业的文化观念。那是我到矿山的第二年，这时，我正在子弟水学校教高中。一天，我们几个老师打平伙，我到青年商店去买菜。这个商店就在发姐理发馆对过。发姐正送一个理发的顾客出来。
　　 “赵老师这头果然和茅草垛差不多，我能有资格给你修理修理不？哈哈！”发姐在老远和我喊起来。
　　 我和发姐并不熟，更没有开过玩笑。我知道，她的儿子在职工子弟学校读小学。看来，她早就知道我的头发零乱。她这样一喊，我一时不知怎样回答，只是条件反射般地把右手手指散开，插进我的头发。
　　 我的头发长而乱，不及时梳理，是我有意识的。说来有些天真，有些滑稽。一呢，我那时正以不修边幅自居。我的作家之梦，做得正甜，已有作品发表在地方报刊上，矿上小有名气了。大丈夫不修边幅，我要以此来区别于他人。二呢，矿山是重工业单位，工科专业的学生吃香，收入多，进步快。而我们当老师的，在所有分配的各专业学生中，则位居老末，徒自清高，对象都远不如在机关或车间工作的学工科的学生好搞。我心理不平，就故意在打扮上标新立异，摒弃甚至排斥风纪严谨、穿戴整齐的基本风格，往大街上一走，让人们不会从打扮上看出我的职业。发型一个是重要的标志。我的头发，天生就厚就硬，长得还快。我就利用这个“优势”，满足我“不同凡响”的虚荣心境。
　　 我隔着马路站住，呵呵笑着。
　　 “傻笑什么，快过来，发姐给你咔嚓咔嚓。这哪里像个老师的样子，媳妇不说了？”
　　 她的真诚，融化了我的不情愿和不好意思。我一看手表，晚饭来得及，索性跟发姐进了她的理发馆。
　　 洗头、吹风、梳头之后，她把镜子擦了擦，把手动理发推子上了点润滑油，推推椅子让我坐下，就开始张合推子的把柄。
　　 发姐在镜子里看了我一眼，说：“我早就听我儿子说了，学校新分配来的老师中，出了个写文章的，出了个画画的。写文的留长头发，画画的留长胡子。反正都不正常！我说我有机会了会会他们，当老师的，哪能这样？今天可逮住你了，看我怎么给你弄短了！”
　　 我说：“我就是懒，有时顾不上。”
　　 “哎哟！”突然，我的头发像被揪住往下扯一样，一阵疼痛。我不由自主地歪了一下头。
　　 发姐赶紧张开推子的把柄，心疼地说：“夹头发了吧。弹簧劲小，没弹回去！这我还是刚磨的推子呢。你这头发也真是难剃，太厚太硬！”说着，发姐用两手挤压推子的把柄，仍没有剪断头发，就一点一点地把推子退了出去。换了一把推子，几下之后，仍然夹头发。发姐一边道歉，一边一点一点试着移动推子。她的不宽阔的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
　　 用了两个人理发的时间，发姐终于给我理完了。我说发姐受累了，还要磨推子。就给她掏钱。
　　 “你这样头发的人，命硬，我可不敢收你的钱。免费！”发姐把我掏出钱的手一下子按了回去，“我不倒找你钱就不错了，把你夹这样！”
　　 我说：“这不合规矩！占了两个人的时间，用钝了两把推子，我给你双倍才对！”
　　 “嗬！给你锅台还上炕了，再争，发姐就不喜欢你了。二十天后，你必须再来！”她狠狠地在我的肩上拍了一巴掌。
　　 不由自主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
　　 不由自主地，二十天后，我果然又出现在发姐的理发和馆门前。多少人曾劝我及时理发，我都是口头答应，实则没有落实。我也不知发姐有什么特殊魔力，让我这么乖巧起来。
　　 “我新买了一把钢口好，弹簧硬的推子。不能再夹我兄弟的头发了！”发姐说。
　　 果然顺利理完。
　　 “二角钱！堂堂赵老师终于及时找我理发了，必须比别人少收！”发姐先发制人，口气不容置疑。
　　 我本来想把上次的三角钱连同这次的一块给发姐，专门预备了六角零钱放在兜里。我掏出来，往发姐手里塞，说，“那不行，你卖的是手艺，我要的是短发。你不要，下次我没法来！”
　　 发姐一把抢过六角钱，留下两角，其余硬给我塞回裤兜，捂住，不让我伸手再掏。确定我放弃争执后，她才把手抽回。
　　 “实话跟你说，给你理一回发，我就要磨一回推子。但我愿意给你理！你知道不，矿上的学生家长，把你们盼得，眼睛都蓝了！你们这些新来的老师，离开家乡，来到矿上，多不容易，看着你们连头发都不顾得理，我过不去！再说了，你来了，也算是眼里有我，我这个店不大，但还容得下你。”
　　 发姐的嘴果然了得，说得让我觉得自己突然高大起来。这时又有人进来理发，我不好再争执，就告别发姐，离开理发店。
　　 回学校的路上，我的心一阵阵翻腾。一个表面大大咧咧、口无遮拦的女性，竟这样地注意我作为一个老师的形象，并用她的付出，她的真诚，感动我，改变我。不管她作为矿工的媳妇，还是作为学生的家长，她的言行，都让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不修边幅的行为，我的留长发的行为，审视我的审美观。
　　 这从这以后，每隔二十天左右，我就到发姐那报到一次。她掌握了我大致去的时间，总是提前磨好一把推子，而且，每次就收我两月角钱，多给她就急。
　　 两年后，矿上新建了子弟学校，发姐的儿子搬到了新的学校。矿上又成立了职工学校，在原校址。我留在了职工学校，给职工讲近代史，进行文化补课，后又教技工学校。我始终没有机会教发姐儿子，这是个遗憾！
　　 有年暑假，我患感冒，三十多天没有去理发。发姐竟骑着自行车，带着推子梳子来到我家，上门服务。她说，她托人打听，知道我感冒了，一想，那头发该多乱啊，就来了。
　　 发姐，一共给我理了八年头发，直至1989年我调离矿山。
　　 发姐，应该比我大十几岁。现在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