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10日上午，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在集贤镇东村村民委员会办公室隆重举行了“周至县朝高山（首阳山）历史文化研讨会”活动。整个会议由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副秘书长、首阳山魁星文学社《耿河》社刊主编王博太主持。
　　 在会议正式开始前，先举行了简短的授牌仪式。周至县文化馆副馆长赵轶受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龙学兵的委托参加会议，并代表文旅体育局党委宣读了《关于成立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临时）的批复》文件：
　　 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
　　 《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关于成立临时党支部的报告》已收悉。5月15日，经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党委会研究，同意成立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临时)。经审查，原则同意李瑞祺同志任党支部(临时)书记。请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等党纪党规进一步规范党内组织生活。
　　 特此批复。
　　 中共周至县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委员会
　　 2025年5月15日
　　 随之，赵轶又向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李瑞祺颁发了印有“同意李瑞祺同志担任: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临时)书记”字样的金色牌匾。李瑞祺书记对本会18名党员和66位正式会员的信任与支持表示感谢!并郑重表态：不负众望，愿与大家团结一心，努力奋斗，搞好历史研究会的学术研究工作，为助力周至县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全体与会人员报以热烈的掌声。
　　 紧接着，由主持人王博太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本次会议，主要包括六项议程：
　　 第一项，由主持人王博太介绍与会嘉宾与代表，他们分别是：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周至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辛凡，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原周至县农业局副局长罗文希，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民盟周至主委、周至县政协常委张军堂，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顾问、周至县现代文学研究院院长刘新宇，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党支部（临时）书记、名誉会长李瑞祺，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乔映威，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杨军康，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监事长陈立社，西安市文联及西安市作协签约作家、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片区组长任升，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片区组长史振民、谭勇涛、田引泉，原周至县人大教科文主任任广雄，原周至县国税局工会主席山万周，周至县文化馆副馆长赵轶，原周至县档案局副局长乔惠霞，原周至县就业局副局长朱琳，周至县孔子文化研究会会长侯景祥，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周至春秋》第1-2期执行主编与《纪昀清文萃》总编纪昀清，首阳山魁星文学社社长宫正杰，集贤镇东村村委会委员陈战峰，集贤老年协会会长李忠练，原集贤老年协会会长曹耀宏，集贤庙管会会长刘公社，原首阳山书画协会会长鲁中科，首阳山魁星文学社副主编寇健全，首阳山魁星文学社会计巩红利，哑柏镇六屯村代表陈勇，二曲镇东村代表马麦记，集贤村代表段超。
　　 第二项，由乔映威会长致欢迎词，并作《由朝高山（首阳山）所想到的》专题报告。
　　 他的报告较长，主要有四大特点：
　　 一是主题鲜明，立足本土文化挖掘。报告紧扣“朝高山”这一核心，从传说、历史、信仰、地理等多维度展开，聚焦首阳山的文化根脉。无论是对“高山岭”与首阳山名称演变的梳理，对古崇国、鲧禹治水等历史传说的关联考证，还是对伯夷叔齐首阳真迹的辨析、三太白山神信仰的解读，都始终围绕“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价值”这一主线，体现了对地方文化的深切关注与传承意识。
　　 二是结构清晰，逻辑层层递进。整个报告以“抛砖引玉”的五部分展开，从“传说带人朝高山”引入，到“崇拜高山说崇国”追溯历史渊源，再到“夷齐首阳真迹辨”进行学术辨析，继之“登高山岭觅山神”探讨信仰内涵，最后“游太白山说太白”关联地域文化，形成了从现象到本质、从传说到考据、从局部到关联的逻辑链条，结构严谨且层层深入。
　　 三是内容丰富，兼顾文献与实地考察。乔会长的报告，既引用了《史记》《山海经》《汉书》等史籍，也参考了地方志、学者研究（如汪受宽对杨恩《首阳山辨》的分析），体现了对文献的尊重；同时融入作者亲身登山经历（2001年登高山、2014年登太白山）、民间传说（女娲补天、三太白故事）、实物证据（明代铁牌位），让历史考据与实地体验、书面记载与口头传承相互印证，增强了内容的真实性与感染力。
　　 四是立足现实，呼应时代需求。乔会长的报告，不止于历史追溯，更将“朝高山”文化与“乡村文化振兴”“中华崇祖文化传承”等时代主题结合，提出“让高山岭成为旅游经济新高地”的愿景，体现了“古为今用”的现实关怀。同时，对乡村传统价值流失的担忧、对祖脉文化认同的呼吁，也让历史探讨具有了人文温度。
　　 总之，乔映威会长的报告，既是对周至“朝高山”文化的一次系统梳理，也是地方学者深耕本土历史的生动实践，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视角与素材，兼具学术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乔会长一直站在发言席，其慷慨激昂的阐述，博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与赞扬！
　　 第三项，由集贤、九峰代表讲话。
　　 首先，由集贤代表——集贤庙管会会长刘公社讲话。
　　 他的讲话简短有力，主要表达了对原集贤老年协会会长曹耀宏的感谢之情。因为在当地发现了明代的两块铁牌位，而这两块铁牌位的成功悬挂，其中就蕴含着曹会长的巨大心血。大家也以热烈的掌声，对曹会长的劳苦功高，表示了由衷敬佩和赞赏之情！
　　 其次，由九峰代表——魁星文学社社长宫正杰讲话。
　　 他的讲话言简意赅。他说听老人讲，首阳山原叫高山，又叫九头，就是九座像龙头一样的高山。还说九头的野菜卧出来的浆水就是酸，与别处不同，可能与首阳山采薇有关。随之，又向大家介绍了去首阳山的不同路线。他的剀切讲话，也赢得了大家的掌声喝彩！
　　 第四项，由周至县历史文化研究会三名专家分别作主题研讨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是名誉会长李瑞祺。他发言的题目是《从高山岭到首阳山实体地名考证》。他的发言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来进行的。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他在《实践论》中又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
　　 因此，李瑞祺的发言，主要通过系统梳理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对周至县九峰镇与鄠邑区蒋村镇交界处的山体名称演变及历史文化关联进行了深入探讨。其发言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学术价值：正本清源，廓清历史迷雾。主要体现在：
　　 一是地名变迁考证严谨。他通过对比康熙至民国时期的11部地方志及省志，揭示“首阳山”这一名称在民国13年（1924年）前从未出现，而“高山岭”作为正式名称已存在数百年。这一发现纠正了地方文史资料中将“首阳山”作为历史正名的谬误，为地名学研究提供了典型案例。
　　 二是伯夷叔齐传说的祛魅。他在发言中指出，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传说在民国文献中并未与周至关联，而是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文史资料的附会。他进一步通过地理方位分析（周武王进军路线）、历史文献对比（山西永济首阳山的权威记载）及毛泽东的批判，否定了该传说的历史真实性，避免了地方文化符号的不当挪用。
　　 三是本土历史文化的再发现。他跳出伯夷叔齐的争议叙事，将研究视角转向古骆国、古崇国的历史脉络，指出高山岭与骆明、伯鲧、大禹等上古人物的关联，以及民间“崇祖敬天、朝拜高山”的民俗传统。这为挖掘地方文化的原生价值提供了新思路。
　　 其二，论证逻辑：多重证据链支撑，思辨性突出。主要体现在：
　　 一是文献互证与版本溯源。李会长通过排比式列举历代志书对“高山岭”的记载，形成清晰的地名演变时间线。同时，对比不同时期文献对伯夷叔齐传说的表述差异，揭示其传播路径与添附痕迹，展现了扎实的考据功底。
　　 二是地理逻辑与历史情境的结合。在分析伯夷叔齐可能隐居的首阳山时，李会长以周武王进军路线为空间坐标，结合山西永济首阳山的地理特征（紧邻黄河、中条山之首）、历史遗迹（二贤庙）及古诗文中的地貌描述，形成“文献+地理+文学”的三重证据链，逻辑严密，说服力强。
　　 三是批判性思维的运用。李会长的发言，不回避伯夷叔齐传说的政治争议，既引用毛泽东的批判以强化立场，又通过东方朔、江南靖士等人的观点，展现历史评价的多元性。这种辩证态度避免了学术研究的片面性。
　　 其三，现实意义：文化认同与地方发展的启示。主要体现在：
　　 一是地方文化自信的重构。李会长建议摒弃伯夷叔齐的争议叙事，转而挖掘古骆国、古崇国的历史资源，强调骆明、伯鲧、大禹等本土人物的贡献。这一主张有助于摆脱对外部文化符号的依赖，建立基于本土历史的文化认同。
　　 二是地名规范与旅游开发的平衡。李会长在发言中指出“首阳山”作为俗名的合理性（因日出先照得名），但主张在正式表述中恢复“高山岭”的历史正名。这一建议为地方地名管理提供了学术参考，同时为旅游开发保留了文化辨识度。
　　 三是历史教育的导向价值。李会长通过梳理伯夷叔齐传说的传播谬误，警示地方文史编纂应避免“以讹传讹”。同时，强调毛泽东对伯夷行为的批判，为当代历史教育提供了价值观指引，即摒弃消极避世的“个人主义”，弘扬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
　　 最后，李会长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全国首阳山十多处，从自然角度，都是合理正确的，能站住脚的。伯夷叔齐隐居并绝食的首阳山，全国只有一处，即山西省永济县的中条山——首阳山。并提出了良好建议：“对我县首阳山这座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实体地名，在表述中，应明确写为：首阳山，本名高山岭。因伯夷叔齐并未上过周至九峰的高山岭，不必再拿伯夷叔齐说事。应从当地古骆国、古崇国、古郝国的悠久历史及著名人物骆明、伯鲧、大禹的事迹及影响到民间的崇祖敬天，朝拜高山，找出周至县首阳山的正能量特色来。他们的事迹和历史对人民的贡献，比伯夷叔齐不知要伟大多少倍！”
　　 总之，李瑞祺会长以严谨的考据、辩证的思维和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树立了典范。其价值不仅在于澄清一个地名的历史真相，更在于揭示了地方文化建构中“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现象。在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此类研究为守护历史真实性、激活本土文化生命力提供了重要启示。故而，他的长篇发言，也赢得了大家的一致掌声喝彩！
　　 第二位发言的是顾问刘新宇。他在正式发言前，抒发感慨说：“听了四位同事的发言，感觉各有来路，各有出处，致学精神可嘉，研学态度可颂。同时也不由得我在发言前同大家一起共商几句，即研究历史，一是利用典籍、史料佐证，二是通过地名承载佐证，三是根据口口相传说明，避免误入‘尽信书’岐途。”并对上面四位发言人所提的古崇国与首阳山有关、古崇国与古骆国是同一时期的封国的论断，表示认可。
　　 他的正式发言，则以《首阳山地名五说》为题，并对“首阳山地名缘于早周”的论断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其五说分别为：相邻山体说、迎阳说、“扣马谏王”成语说、地名文化说（包括耿峪、赤峪——原叫耻峪、田峪——原叫恬峪、就峪）、村人口口相传说。
　　 刘新宇老师的五说言论，展现了对地方历史文化的深入关注与挖掘，其论证路径多元，主要体现在：论证视角的丰富性与乡土价值。他从地理相邻、自然特征、成语典故、地名谐音、民间传说五个维度展开，试图构建“首阳山地名始于早周”的证据链，体现了对地方文化的细致观察。他将山体海拔、沟谷名称、村民记忆等本土元素纳入论证，重视民间口传历史与地方风物的关联，赋予论证较强的乡土气息，为理解首阳山的文化内涵提供了鲜活的在地视角；尤其对伯夷、叔齐精神与沟谷地名（如耿峪、赤峪）的关联解读，虽多为推测，却暗含对地方文化符号的深度挖掘，展现了地名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思考。他的五说言论，其价值在于激活了地方历史记忆，为探讨首阳山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多元思路，体现了对本土文化的珍视。他最后由此得出结论：周至首阳山与伯夷、叔齐有关系。他的五说言论，令人耳目一新，赢得了大家的一致掌声肯定！
　　 第三位发言的是执行副会长杨军康。为了本次发言，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不仅制作了图文并茂的PPT，还专门带来了投影仪和电脑设备。他的发言有根有据，尤其是对古文典籍的引用考证，令人咋舌，不得不令人由衷敬佩！他的发言主要通过实地调研与文献考证，对周至高山（首阳山）三太白庙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了该庙四神共祭现象背后的复杂历史脉络与文化交融过程。其特点十分显著，主要体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