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那个夏天，割麦子、担麦子。
　　 那年，我十五岁，在村里读完了小学六年级的全部课程，回到了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庄，跟着社员们，在生产队长的指导下，在那片田地里用一种标准农民的姿态开始了我的农民生活。
　　 参加生产队劳动的第一天，就在那块麦地头的堎边，生产队长手里拿着镰刀，在清晨的阳光下，划了一个弧圈，看着就像一条完美的曲线准确无误地落在那块麦田的麦垄之间，一声口令，一天割麦子的劳作开始了。什么数学公式、物理定义、实验、哲理，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割麦这个庄稼活，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农活。一开始还觉得令人兴奋，觉得自己的骨子里这辈子就是干庄稼活的料了。
　　 日到正午，割倒的麦子遍地都是。因为这块地离打麦场较远，生产队长说：“妇女劳动力回家做饭，所有的男劳动力，每人一担麦子，挑到打麦场里。”一般情况下，由于割麦子的人大多是妇女和不到成年的孩子，担麦子的力气活自然是男劳动力了。虽然，男子汉力气大，没有人因此而躺下不干的，无怨无悔，这就是当时中国式的农民。一个生产队里，一百四五十口人，什么人都有，免不了有些人藏奸耍滑，当队长的总不能成天和这些人嚷嘴皮子，他采取的是小包工，担麦子按斤记工。
　　 那天，由于我是第一天参加劳动，生产队长对我和今年刚从学校回到庄上的几个学生说：“你们今年第一次参加夏收，任务是割麦子，现在你们的肩膀都还嫩，就不要担麦子了。”因为这是每一年夏收开始的第一天。为此，头一天晚上，生产队长召开了全体社员会议，强调凡参与割麦子的男劳动力，出工时，不但得拿上镰刀，还必须得带上一条担麦子的扁担和两根绳子，以备收工时往打麦场里捎一担麦子。
　　 往回走的路上，一位去年回村里参加劳动比我大一岁的堂哥，担着两捆麦子往前走着。
　　 出于好奇心，我对堂哥说：“哥，你肩上这担麦子有多重？”
　　 堂哥说：“大约有六七十斤吧。”
　　 我说：“哥，工分给你记上，让我挑着试试好嘛？”
　　 堂哥说：“行。”
　　 说完堂哥停住脚步，站在那里，他让我弯下腰，站到他的后面，他轻轻地将这担麦子放在了我的肩上。
　　 这担麦子放在我的肩上，对于我这个将近一米七的个子来说，也算不了什么，稍微调整了一下步伐，没费多大劲，就稳稳地将这担麦子担到了打麦场里，我从肩上放下麦捆，抬头看了一下场院里的人，他们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见此，我心里也多少有点飘飘然。
　　 过了几天，生产队开始往打麦场里运麦子了，因为受那担麦子的影响，我也拿起了担麦子的扁担和绳子。
　　 从那天起，我开始往打麦场里担麦子了。第一担，第二担，第三担，第四担……当我将第五担麦子放到肩膀上时，就觉得肩膀特别的疼，我忍着疼痛，不停地将扁担从我的左肩换到右肩，再从右肩换到左肩，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火热的太阳光照在我身上，汗水从我的头上流到身上，又渗透了我的衣衫，不觉中我偷偷流下委屈的泪水，到后来，汗水泪水在我的脸上纵横交织，已经分不清谁是谁了。我强咬牙忍着、挨着、坚持着……
　　 当我将这担麦子担到打麦场里，放下麦担，我口渴的嗓子冒火，立马走到场边放着的两桶水前，我看到担麦子的人，你一碗他一碗地喝着，它由满满的两桶水，一会儿变成了两个小半桶。好不容易轮到我了，堂哥将喝水的碗递到我的手里，我舀起一碗水，拿到嘴边，一口气就将这碗水喝得精光。
　　 担了一天的麦子，晚上回到家里，吃了饭，我躺在被窝里哭了。那是一次痛快的哭泣，我哭得一塌糊涂，一点都不像个步入十五岁的男子汉。因为我怕母亲她们听见，用被子蒙着头，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母亲就做好了早饭。她喊我起来吃饭，我困得真不想起床。母亲走到我的床边，掀开我的被子，看到我的两肩被频繁换肩的扁担压肿了，两边都渗出了血丝。她心疼地说：“儿子，你今年刚从学校出来，生产队长就说今年不让你们几个往场里担麦子，就是你爱逞强，看看这下受不了了吧？”
　　 我说：“妈，这不怨生产队长，是我自己要去担麦子的，这肩膀疼不疼没多大事，吃了饭我照样还去担麦子，怕苦我就不当农民了。”
　　 母亲将一碗打了两个荷包蛋的面条端到我的面前，说：“儿子，吃了饭，盖着被子睡吧，今天就不要去担麦子了啊。”
　　 “不！”因为我从小就生就得倔脾气，越是不让我干的事我就越要去干。吃了饭，我又背起扁担，拿起两根绳子，担麦子去了。
　　 通过参加这个夏收，我知道干农业，就没有一件轻松的活。作为那时还是孩子的我，虽然不是干这些活的主力军，但我想到，要想当好一个合格的农民，从今天开始，必须得参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