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北风从西伯利亚扑过来，将兴安岭和长白山狠狠推开，沿着大平原一路南下。舞着锋利的军刀，骑着强壮的白马，一刀一刀割着人的脸颊。白杨林是拦不住的，黄土墙是挡不住的。窗棂上的旧报纸，更是一捅即破，大窟窿小窟窿地凌烂着。无孔不入的风呼呼地钻进屋里，碰到南墙又折回来，在我们的头顶打着旋儿。任凭如何裹紧棉被，它们还是削尖脑袋钻进去，冰凉地刺你的肌肤，扎你的脊柱。像假死的虫子般蜷缩成团，亦不起什么作用，一夜都是鼻尖冰冷，脚心冰冷。四五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用青春肉体的热量，和东北风做着对抗。
　　 那是一处残破的无人居住的老宅，矮矮的窄窄的土坯平房，被烟火熏黑的麦秸泥墙壁和老榆木大梁。大土炕从南墙通到北墙，比冬日长白山的石头都要凉，似乎几十年都未吸收过太阳的热量。炕前的灶台上没有铁锅，黑黑圆圆一个洞，嗖嗖地往外钻着冷风。灶膛里那捧草木灰，想是数年前的遗存，残雪一般早已没有了火的体温。窗户上的破报纸呼哒呼哒响，干裂的木板门咣当咣当。一夜睡得都不安稳，黑麻麻醒来舔一舔嘴唇，咯吱咯吱满是沙尘。
　　 棉袄棉裤里积满了寒意，胳膊不愿意钻进去，大腿更不愿意钻进去。白铁筲里的水冻成了冰碴，手不愿意碰它，脸更不愿意碰它。我们几个也不洗漱，抹一抹眵目糊，缩着脖子走出小院。狭窄的胡同左扭右扭，将我们送进校园里面。几百个学生绕着操场转圈圈，扯开嗓门喊一、二、三。在杂沓的脚步和泛白的晨曦里，脚底板渐渐有了暖意，耳朵根渐渐有了暖意。男生吐出的白气和女生吐出的白气，缠绵地萦绕在一起。
　　 几十个人挤在教室里，虽然没有蜂窝煤炉，也好似有炭火燃烧着，比我们借宿的那处民宅暖和了许多。只是冻得红肿的手，拿捏不稳钢笔，满纸歪歪斜斜的字迹。在微微的疼痛里，皮肉又瘙痒难耐，忍不住要用指甲去㨤。
　　 没有宿舍的学校，却强制上早晚自习。我们几个住在乡下离镇子较远的，父母便托熟人寻了那处老宅，大土炕上铺了厚厚的麦秸，胡乱安顿下来。那荒宅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妻，七十多岁，并无儿女，住在相邻的另一条胡同里。与我们几个的父母并不相识，只是有中间人说和，才许我们几个学生住下来。不收房租，只说莫把他们的土炕踩塌了。夫妻俩都有些沉默，笑意稀疏，言语不多脸上的皱纹却很多。问过贵姓说姓张，便叫他们“张爷爷”、“张奶奶”了。
　　 那宅子里并无鸡窝、牛圈，只孤独地立几棵老枣树、老榆树。在夜晚的寒风里摇曳呜咽着，偶有枯枝嘎吧折断掉落。有月亮的夜晚，便将影子斜在老木格窗上，一动不动或微微摇晃。每每下了晚自习走进那老宅，嚓地划一根火柴，灶台上那半根蜡烛就明亮起来，就摇曳起来。将几条黑黑的影子射在墙壁上，一个劲地摇晃。
　　 不动烟火的屋子，冰窖一般冷。对付它有两种方法，一是在天井里咚咚咚地跑，待肚里的干粮转化成热量，再爬上那大土炕；二是不脱衣裳，直接钻进被窝里去，蜷起身子如一个个大虾米。可穿着衣裳又睡不舒服，皱皱巴巴筋骨不得舒展，一夜都睡得乏累不堪。缩在被窝里嘟囔说：“要是有柴烧就好了，就暖和了。”
　　 说来也怪，我们的嘟囔似乎感动了上苍。不几日，空荡荡的天井里竟多了一堆柴禾，干树枝、枯棉柴之类的。那一夜又起了北风，树影摇动，沙粒啪啪啪地敲击着窗棂。顿感“狐裘不暖锦衾薄”，“百忧攒心起复卧，夜长耿耿不可过”。小马庄的马金星说：“要想暖，生堆火，院子里不是有柴禾。”我说：“那柴禾可能是张爷爷留着过冬的，要是发现了怎么交代呢？”马金星说：“管他呢，先暖和暖和再说。”就将柴禾抱进屋里，土炕上扯些麦秸作引火，热腾腾地燃起来了。
　　 橙黄的火苗欢快地跳跃，我们几个小冰人紧紧地围着，伸出冻僵的手，边烤边揉搓。火光里，巨大的黑影在墙上摇摇晃晃的。北王庄的王利明，寻来粗粗的树枝撑起三脚架，将搪瓷缸子墩在上面，咕嘟嘟地烧了些热水。有热火烤着，有热水暖着，身上热乎乎的，肚里也热乎乎的。任凭北风呼啸，我自上炕睡觉。蜡烛吹灭，黑暗里一堆火星闪闪耀耀，烟火的香气在屋梁上缭绕，在土炕上缭绕。不多会儿，马金星开始咯吱吱磨牙，王利明开始哼唧唧说梦话。屋外的北风摇着墙头上的枯草，沙啦啦沙啦啦。
　　 那以后的几日，每当下了晚自习回到清冷的院子里，我们就试探冰面的厚薄一般，悄悄抱些柴禾热火火地点燃，依偎着烘烤取暖，烧水驱寒。让寂寞的充满冰冷味道的老屋，有了温馨气息，有了烟火居住。生了冻疮的小手，在柴火的温暖下，也一日比一日灵活，一日比一日舒服。可那堆柴禾并不算多，半月二十天也就烧去了大半。我说：“给张爷爷留着，可不能再烧了。”王利明如此说，马金星也如此说。只是以后的日子，气温一降再降，小屋一日比一日寒凉，土炕一日比一日寒凉。我们又开始用燃烧脂肪的战术，和严寒的冬天对抗，所谓“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
　　 那年月还没有实行双休，周六的上午，还需背课文学代数。下午方可回家，准备一周的咸菜干粮，拿几双袜子，拿一身换洗衣裳。一辆二八大杠，叮叮当当蜿蜒在乡间小路上。村子在南方，镇子在北方，有时返校需顶着北风，大力踩着脚蹬子，以克服寒气的阻挡。冻得鼻尖通红，鼻涕水一个劲地淌。
　　 背着书包走出学校的铁栅栏大门，我们几个沿着曲曲窄窄的胡同，向着借宿的老宅散漫而行。胡同两边都是短短的土墙，矮矮的土房，没有火红的柿子点缀，没有翠绿的叶子包装。只有一些圆圆的黄色果实，依然挂在苦楝树上。几只麻雀，在秃枝上叽叽喳喳跳跃。马金星无聊地大吼一声，惊得它们轰地飞起，逃到了更远的枣树枝上去。
　　 拐一个弯儿，见一个老头背着一大捆柴，在前面慢慢地走。枯干的苘麻、棉柴和树枝，横在胡同里，让我们不得超过去。马金星不耐烦地小声嘟囔了几句。我说：“过晌又不上课，不着急。”缓下步子，跟在那老头后面。那老头像在故意阻拦，微微驼着背越走越慢，慢慢竟走进了我们借宿的老宅里面。
　　 那老宅也没修大门，泥巴墙上留个豁口，以供人出入。老头把柴禾放在天井里，咳嗽了几声，呼哧呼哧喘气。这不是房东吗，这不是张爷爷吗。我们几个偷柴烧的，尴尬地站着，眼神不安闪烁，手心里都微微出汗了。张爷爷咳嗽一阵子说：“晚上烧点火暖和暖和，小孩子家肉皮嫩，可别冻坏了。”又喘着气一阵子咳，皱巴巴的脸憋成了红紫色。我们点着头，却说不出什么，像犯了错误被老师赶出教室，惊慌地站着。我看见马金星，狠狠拧了一下自己的耳朵，就像爬黑板写错生字，被严厉的老师教训了。
　　 回到家，我把烧柴取暖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们几个还是中学生呢，就不能帮着人家拾点柴禾？”那年月，庄户人的日子还很不好过，燃蜂窝煤，大都舍不得。地里种棉花的人家，冬天就用棉柴烧火做饭，烘炕取暖。种棉花费工费力，需背着四五十斤的喷雾器，一遍一遍地喷农药，保叶保花保桃。年纪轻还行，上了岁数就背不动干不了，就没有棉柴烧。天井里的柴禾垛，都是一根一根捡来的，一筢一筢搂来的，一捆一捆背来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谁知灶里柴，根根皆辛苦。
　　 我拿起麻绳和镰刀，走进田野里，将那残留的棉柴一棵棵拔起，将那掉落的枯枝一根根拾起。锋利的镰刀挥舞，枯干的曼陀罗、猪毛蒿和苘麻，咔嚓咔嚓倒下。没有风的冬天，阳光金黄透澈，晒得身子竟有些暖融融的。落在麦田的喜鹊，掠过头顶的麻雀，蹦跳在白杨树上，叫声婉转的小山雀。脱了棉袄站在原野里，享受劳动之后微微出汗的感觉。
　　 第一次，驮着一大捆柴禾去上学。迎着微微的北风，链条绷紧，两腿使劲地蹬，身子略略前倾。那样子就像武功队员，骑着洋车子支援前线，竟莫名有一种兴奋感。穿过镇子的大街，拐进幽深的小巷，一路打听着，来到张爷爷家门口。也是几间窄窄的土坯房，一圈矮矮的泥巴墙。墙头留一个大大的豁口，拿木栅栏一挡，就是最简易的大门了。天井里的老枣树下，堆着大大一垛干柴，枯草落叶、树枝麦秸。
　　 见我驮着一大捆柴禾，张奶奶就扎着粗布围裙迎出来，擦着湿漉漉的手说：“柴禾多着呢，卸到老宅子上去，你们几个留着烧水烤火。”不爱笑的她，咧开嘴笑着，红红的牙花子，牙齿脱落了许多。那多皱的和蔼的笑，让我想起了故去的奶奶，想起了挪着小脚抱着柴禾，烧火做饭的姥姥。大铁锅，柴火灶，金黄的跳跃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