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春节还有好些日子，老家的二叔就早早打来电话，催我去他家过年。他那嗓门透过听筒传来，还是一如既往洪亮，又带着点儿急切的亲热，叫我压根儿没法推脱。盛情难却，我实在找不到回绝的理由，便赶紧把手头的要紧事都处理妥当，加班加点好几天，总算在年前腾出了空。
　　 腊月二十八那天，天色蒙蒙亮，我就起身收拾。将提前备好的年货——两箱牛奶、几条烟、几袋糖果，还有给二叔二婶买的厚棉袄和保暖鞋，一股脑儿塞满了后备厢。我开着新买不久的“丰田”，握紧方向盘，踏上了归乡的路。
　　 车子驶出城区，沿途的风景渐渐从高楼变成田野，冬日的田地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只麻雀从路边蹿起。高速上车辆不多，“丰田”在畅通的高速路上风驰电掣地行驶着，轮胎压过路面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我摇下车窗，风灌进来，清冷中带着泥土味儿。
　　 一个半小时后，我终于驶下高速，转入熟悉的县道。路不宽，两旁的白杨树早已落光了叶子，光秃秃地立在寒风里。越靠近村子，我的心就越揪得紧，手心都有些微微发汗。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几年没回来，近乡情怯是真不好受。
　　 车速渐渐放慢，村口的石桥还没变，桥下的小河已经结了薄冰。忽然，我眼前一亮，远远地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二叔正站在桥头那边，佝偻着背，双手揣在袖子里，朝我来的方向不停张望。我的心里一阵滚烫，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赶忙抹了一把，怕被他看见。
　　 车子稳稳地停在二叔身旁，我推开车门下了车，喊了声“二叔”。他先是一怔，像是没反应过来，待看清是我，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急忙上前，粗糙的手紧紧攥住我的手，目光在我脸上停留许久，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一个字，眼眶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
　　 我仔细看他，二叔比几年前见面时苍老了太多，头发已全然花白，像落了一层雪。牙齿也掉光了，两颊深深凹陷，黑瘦的脸庞上皱纹如沟壑般纵横。胡须上还粘着一层白霜，看来他在这儿已站了许久。我忍不住鼻子发酸，握紧他冰凉的手说：“二叔，您咋站在这儿等，多冷啊。”
　　 “接到你的电话，俺就急急忙忙跑到村头来望你。”二叔用手背蹭了蹭眼角，哑着嗓子说：“走，咱回家。”
　　 一进家门，我不由得愣住了，二婶儿正卧病在床，屋子里飘着一股草药味儿。床头搁着半碗没喝完的汤药，还冒着一点热气。二婶儿脸色蜡黄，双眼紧闭，像是睡得很沉。瞧见她这副模样，我心里五味杂陈，说不出是啥滋味儿。
　　 “婶儿，患病多长时间了？”我低声问。
　　 “唉！”二叔重重叹了口气，粗糙的手给二婶儿掖了掖被角，“一年多了，脑血栓，治不好了。”他说得平静，可每一个字都像砸在我心上。
　　 我连忙凑到二婶儿床边，伸手握住她枯树枝似的手，冰凉得让人心疼：“二婶儿，俺回来了，你睁开眼看看啊。”
　　 二婶儿的手轻轻抽搐了一下，眼睛慢慢眯开一条缝，呆呆地望着我，嘴唇微微动了动，却发不出声音。
　　 二叔在一旁叹着气说：“不认人了，也不能说话了，和个植物人没两样。”他说完别过脸去，我知道他是不想让我看见他哭。
　　 二婶儿这一生，实在是太苦了。
　　 祖父去世后不久，十六岁的二叔忽然得了怪病，时哭时笑，举止失常。村里人都说他中了邪，祖母烧香请神，钱花光，病却更重了，甚至动手伤人。家里没办法，才写信给在外学医的父亲。
　　 父亲急忙赶回来，说二叔是精神上的病，不是邪祟。父亲中西医并用，日夜照料，半年后，二叔总算慢慢恢复，只是落下了“二疯子”的外号，没人愿意把姑娘嫁给他。父亲一直愧疚，后来托学友牵线，才给二叔说成了一门亲。女方就是二婶，自幼父母双亡，跟着亲戚长大。
　　 婚后日子安稳。第二年，二叔三喜临门：女儿出生、入党、当上村大队长。那几年村里修水利，二叔天天早出晚归，家里的担子全压在二婶肩上：带孩子、伺候祖母、下地干活，一刻也不得闲。她任劳任怨，被评上“干部模范家属”，那张烫金的奖状，二叔贴在堂屋墙上，一贴就是几十年，纸边都泛黄了。
　　 1983年秋，生产责任制推行，大队长成了空名。没过多久，二叔职务也没有了，他心里万分沮丧，从此整日酗酒，一醉就闹，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模样。
　　 二叔没有儿子，只有三个闺女。按我们村的老规矩，出嫁的闺女是不能在娘家过年的。平日里三个妹妹带着孩子回娘家小住，孩子们在院子里嬉戏，虽说有些闹腾，可院子里却总是热热闹闹，人气十足。一到过年，二叔心里就堵得慌，看着邻居家儿子儿媳，孙子孙女贴对联、放鞭炮，喜气洋洋的氛围，二叔羡慕得很。年初一，大门一关，把来拜年的晚辈拒之门外，他独自在炕上喝闷酒，任凭谁擂门，他也不理会，一杯接一杯往嘴里灌，醉了便嚎啕大哭，二婶儿也跟着抹眼泪。年关就是二叔的一道坎啊，自从三个闺女出嫁后，二叔就没过个舒坦年。
　　 今年能回二叔家过年，我很高兴。临行前，妻子把她亲手做的红灯笼、剪纸，塞进了汽车后备箱，说要给二叔家添点喜气。路上我还特意绕到镇上，买了烟花炮竹，原本想着能跟二叔二婶儿过个欢天喜地的年。可谁承想，二婶儿竟病得这么重，我哪儿还有半分心思呢？
　　 除夕那天，天还没亮透，我就爬起来了。夜里和二叔唠了半宿的嗑，也不知啥时候迷迷糊糊睡去的，这会儿浑身皱巴巴的难受，我轻手轻脚走出屋门。院子里乱糟糟的，看来二叔平时没怎么拾掇，我找了把扫帚刚要扫，就瞧见二叔在大门口贴对联，我赶紧过去搭把手。二叔语气沉重地说：“只要你婶儿还有口气儿，对联该咋贴还咋贴，不能因为家里有病人，就不贴对联吧！”
　　 年夜饭简单，我亲自下厨炒了两个菜，还炖了一碗排骨汤，一家人没必要讲排场。我与二叔相对坐在炕桌边，谁也没先拿起筷子。
　　 “要是搁在往年啊，你二婶儿早把菜摆满一桌子了。”二叔忽然开口，声音低得像自言自语，“唉，现在……她连尝一口都不行了呀，遭罪啊，谁又能替了她啊？”我鼻子一酸，只劝他：“吃点吧二叔，婶儿既然这样了，光愁也没用，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不是？你别再憋屈自己啦，身子要紧呀，你要是有个好歹，二婶儿咋办？”
　　 “小儿，你自个儿倒杯酒喝吧。我不陪你喝了。”二叔说着递给我酒瓶，眼神里满是无奈，“我早戒了，不喝啦、也不能喝啦……”
　　 那一晚，我躺在炕上，怔怔地望着屋顶，思绪万千，辗转反侧，久久无法入眠。二叔坐在炕沿边，守着二婶，纹丝不动，像一尊沉默的雕像。我不敢惊扰二叔，任由时间一分一秒悄然流逝。
　　 大年初一，按说我该去给长辈们拜年的。可看看家里这光景，我哪还有心情出门呢？我给二叔煮了碗饺子，轻轻端到他跟前。二叔夹起一个放进嘴里，没牙，嚼得很慢很慢，眼泪却掉进了碗里。
　　 “要是你二婶能醒过来，骂我两句也好啊。”二叔有些哽咽，“我就是个猪狗不如的畜生！没人味儿！她跟了我，一天福都没享过，这辈子太亏啦，净遭罪了。”
　　 我别过头去，假装咳嗽，眼泪悄悄落了下来。
　　 大年初二，三个妹妹带着家人来了，十几口人，屋子挤得满满当当。小孩子不懂事，在院子里跑着闹着，笑声一片。二叔脸上总算有了点笑，忙着做饭炒菜。可大家都有自己的家要顾，谁也没法儿长守着，坐不了多久，就又匆匆走了。
　　 那几天，我没有出过家门。发小、同学叫我出去聚聚，沟通沟通感情，我都推了。白天守在二婶身边，给她擦手、翻身、喂水，有空儿就帮二叔烧火、洗衣服、收拾屋子。二叔总拦着我：“小儿，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哪能让你干这些活儿，快歇着喝水去。”村里有人来串门，进门先叹口气，看看床上的二婶，说几句宽心的话。二叔强装笑脸应付，等人一走，脸就耷拉下来，蹲在门口抽烟，一抽就是小半天。
　　 有天上午，太阳很好，屋里暖和。我慢慢把二婶扶到窗边晒太阳。她半睁着眼，呼吸细若游丝，目光直直地落在墙上那张发黄的奖状上，半天都不动。我轻声说：“二婶，你看，你的奖状还在呢。”她的手指轻轻动了一下，喉咙里发出很轻很轻的一点声音。
　　 二叔站在门口，看见了这一幕，他赶紧转过脸去，用袖子抹着眼睛，一句话也没说。这个一辈子要强、倔得跟牛一样的人，还是没忍住。
　　 大年初六傍黑天，妻子打电话来说，女儿女婿从新疆回来了，叫我赶紧回去。临走前的夜里，我把带来的棉袄给二叔穿上，他身子瘦小，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二叔，我走了以后，你照顾好自己，也看好二婶。钱的事你别愁，有我呢。”我望着炕上的二婶儿，对二叔说道。
　　 第二天清晨，我拧动车钥匙，引擎低沉地轰鸣起来。二叔又站在村口，依旧佝偻着背，两手揣在棉袄袖子里，只是这次，他不是等我回来，而是送我离开。
　　 “二叔，钱我放在桌子抽屉里了，你想吃啥就买啥，可别不舍得花啊。”
　　 二叔点点头，紧紧攥着我的手，一遍一遍地念叨：“路上慢点开……慢点开啊……”
　　 我点着头，心里一阵酸楚。
　　 车子越驶越远，我从后视镜里回看，二叔仍立在原地向我挥手，身影渐渐缩小，最后化作一个模糊的小点儿，融进清晨的寒光里了。
　　 我心里清楚，这一走，这个家又只剩二叔一个人了，守着满屋子的冷清，守着炕上卧病的二婶，守着那些永远过不完的苦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