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逢乱世，即使命运如蝼蚁，但仍有人心向阳光。”《觉醒年代》中的这句台词，道出了那个动荡年代里无数仁人志士的心声。
　　 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总有一群怀揣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行者，在黑暗中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童年时，电影《革命家庭》中“革命母亲”陶承的故事曾深深震撼了我。丈夫欧阳梅生早逝，两个儿子又相继为革命献出生命，这位刚毅的母亲却始终坚守初心，忘我地投身于人民解放事业。然而，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像陶承这样的革命家庭并非孤例。
　　 在江苏省溧阳县，有一个名为陶家庄的普通村落。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却走出了一家不平凡的革命家族，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
　　 陶希晋，原名陶国华，是这个家庭的长兄。他早年活跃于江苏、安徽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他远赴石家庄，任职于正太铁路局，不仅帮助恢复了铁路工会，更让30多名在“二七大罢工”后被开除的工人全部复职，深得工人们敬重。1935年，经中共党员刘汉平介绍，陶希晋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工厂支部书记、宣传委员等职。次年3月，根据党组织安排，他与妻子朱琏在寓所开设“朱琏诊所”，以此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期间，他还创办了《正言报》和党的秘密刊物《北风》，传播革命火种。
　　 在陶希晋的感召下，他的三弟陶鲁笳、四弟陶国萃、妹妹陶竟华纷纷奔赴石家庄入党，投身秘密工作，带领铁路工人参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将整个家族的命运与民族解放事业紧紧相连。
　　 新中国成立后，陶希晋历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法制局局长、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
　　 他的夫人朱琏，曾任八路军129师卫生部副部长、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是著名的针灸专家。其著作《新针灸学》，被誉为“国内针灸医术与科学原理结合的第一部著作”。上世纪60年代初，董必武患三叉神经痛，疼痛如刀割，无法进食安眠。1966年初，朱琏闻讯赶赴广州，经20余天针灸治疗，终使董老痊愈。董必武感其妙手神针，特作《赠朱琏同志》诗一首：“一月将完病榻过，幸同针灸共消磨。累年痼疾从兹愈，耄矣安听国际歌。”
　　 陶希晋的三弟陶鲁笳，原名陶国葆，1953年出任山西省委书记，是当时最年轻的省委书记。主政山西12年间，他与伟人接触不下40次，曾将大寨与陈永贵推荐给伟人，从而推动了风靡全国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值得铭记的是，他对红旗渠的修建功不可没——1959年，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决心引山西漳河水入林县，河南省委致信陶鲁笳求援。陶鲁笳接信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同意引水请求。缺水的山西人民向林县伸出了无私援手，成就了一段跨省协作的佳话。
　　 陶鲁笳的夫人贾于慈，是“烽火太行六姐妹”之一。抗战时期曾任太谷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林县县委书记、太原市妇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西总工会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部群工部副部长，享受副部级待遇。
　　 陶希晋的妹妹陶竞华，原名陶国珍，解放初曾任黑龙江省妇联主席；其夫赵德尊，50年代曾任黑龙江省省委书记、东北局秘书长。
　　 赵德尊夫妇的长子出生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0年，在敌人大扫荡期间，与保姆藏在一个山洞里，由于敌人封锁，半个月内没有粮食可吃，保姆只能吃树皮、草叶，没有奶水，结果孩子饿死了！
　　 陶希晋的小弟陶国萃，1937年从扶轮学校高小毕业后，在兄嫂影响下赴山西榆次晋华纺织厂当工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工人运动。七七事变后，他积极组织工人向晋西北转移，后在山西汾阳县任区长，领导群众抗日。1940年，陶国萃不幸患伤寒，在一次转移中因汉奸告密被捕，被押解至太原。身陷囹圄且重病缠身的他，面对敌人严刑拷打与威逼利诱，始终英勇不屈，最终牺牲于敌人的监牢，年仅18岁。
　　 “革命母亲”陶承在《我的一家》中写道：“如果说我的家庭曾遭遇不幸，那么敌人又毁灭过多少这样的家庭！孩子们付出生命，是为了让更多母亲不再失去儿女。党抚育了他们，教导了他们，他们没有辜负这个时代。”
　　 是啊，无愧于时代的革命家庭何其多。“唯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