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县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一条主街从东边一直通到西边，走过去得有二十来分钟。主街的两边有许许多多的杂货铺、小吃店，一家信用社。从主街拐进一条巷子穿过一片老的居民区，就是老寸头的铁匠铺了。
　　 他的铺子没有什么显眼的门牌，仅仅是一间矮矮的瓦房。门口有个小木板，用红油漆刷着“老寸头铁匠铺”几个字。风吹雨淋，砖缝中长出一片片绿油油的青苔及不知名的小草。
　　 铺子大门口堆积着铁器，镰刀、锄头、铁锨，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农具。它们一件一件地靠着墙壁站立着，仿佛是排列成队伍的士兵。店铺昏暗，即便白天也得开一盏白炽灯，暗淡的灯光之下，墙上挂满了大小不一的锤子、钳子。角落里有一座用砖搭建而成的炉子，炉火一年到头都不会熄灭。
　　 老寸头大概五六十岁，没事忙便整天坐在炉子旁边。他那寸头很有特色，头发一根根都竖着，灰白相互夹杂，就跟秋后被霜打过的麦茬似的。所以，我们那条街上的人全都叫他老寸头，叫得时间长了，都没人记得他原本的名字。
　　 有一次，爷爷用的镰刀割麦子的时候使不上劲，说要去找老寸头去给磨一磨。记得那是夏天，知了叫得让人心里烦躁。我跟着爷爷走进铺子里，一股热浪直扑过来，不光是天气热，还有炉火的热度。老寸头正背对着我们，在铁砧子上敲打着什么东西，叮当、叮当响个不停。
　　 爷爷大声喊了一嗓子：“老寸头，你当下忙不忙？”
　　 老寸头回转过身来，额头上皱纹中满是汗水。他咧开嘴巴笑了一笑，露出一口还算齐整的牙齿。“老哥啊，你来了。不忙，不忙。”他从爷爷手中接过镰刀，瞧了瞧刀刃，还拿手在刃口上轻轻地刮了那么一下，皱起眉头说道：“确实挺钝的，得好好地磨一磨才行。”
　　 他朝着砂轮机那边走了过去，然后把开关给打开了，砂轮立马就嗡嗡嗡地转动了起来。他戴上了老花镜，把镰刀靠了上去，火星子嗤嗤地就飞溅了出来，就跟放烟花一样。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肌肉微微地绷紧着，一下一下地均匀地调整镰刀的角度。磨了那么一会儿，他再用手指去刮刮刀刃，凑近了去瞧瞧，然后又接着去磨。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好多次，直到他把镰刀举到灯光下面，眯着眼睛看了又看，这才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爷爷去问价格，老寸头摆了一下手说道：“顺手的事，又不麻烦，不要钱。”
　　 “那也得给钱，不能让你白忙活。”爷爷从他的兜里拿出两张一块钱的纸币，把它们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老寸头看到了这一情形，着急得一个劲地摆手，说道：“老哥你看你，不是已经说了不要，下次有啥需要，再来照顾我生意就行了。”
　　 两个人来来回回地推让。
　　 “那你必须得要一张，你这机器，也费电，就当给你拿电费了。”最后老寸头听爷爷这样说，只好收下了那一元纸币。
　　 离开的时候，爷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跟我说道：“那个老寸头，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个脾气，特别地实在。”
　　 后来，家里的东西坏了、生锈了，爷爷就差我自己去寻老寸头修理。去的次数多了，就和他熟悉起来。有时他不在铺子里，我就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等着他，看他墙上挂着的工具，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每一件都摆放得很整齐。他回来的时候，手里常常拎着几个馒头或者一碗面，见我就说：“小子又过来？今儿个是个啥物件生锈了，等着我给你弄弄。”
　　 这一次，我将家里那把老旧的铁锹给扛过去了。锹头生锈生得挺厉害的，木把也变得松动了。老寸头接过去瞧了一瞧，便把锹头给卸了下来，先放到炉火里面烧得通红通红的，之后放到铁砧上，抡起锤子就叮叮当当敲弄起来。那锤子在他手里面好像是活的一般，该轻的时候就轻，该重的时候就重，每一锤都敲在该敲的地方。火星就在他面前飞舞着，他连眼睛都不眨那么一下。敲完之后他又把锹头浸到水桶里面，嗤的一下，冒出一股白白的烟。最后拿出来再进行打磨，磨得锃亮锃亮的，都能够照见人影了。最后他还给我换了一根新木把，楔子打得紧紧的。
　　 “寸头叔，这得多少钱？”
　　 一把生锈的不能用的铁锹，在老寸头的手艺下，变成了和新的一样，锃光瓦亮，这得大几十块吧？
　　 “要给，五块钱就行。”老寸头，依旧摆了摆手，很是随意的说道。
　　 “啥？五块？寸头叔，真的是五块？”本来我都准备掏五十给他，没想到他竟然只要五块钱。
　　 “咋了？又没给你换新铁锹头，都是你自己的物件，五块钱，够了。”
　　 我给了他五块钱，他接了过去，将钱往围裙前面那个鼓鼓的口袋里塞，那个口袋里头满满当当的，不过却没有一张大票，除了两张十块的，剩下全都是五块、一块的。
　　 爷爷说，老寸头的手艺很好，他年轻的时候在县城的农机厂里边做工人，之后厂子倒闭了，便在县城开了个铁匠铺，老伴很早就离世了，儿子在省城那边打工，一年也回不了几回家。他就独自一个人守着这个铺子，从清晨到夜晚，不停地敲敲打打。街坊们说他给人家磨刀磨剪子的，从来不会多收取费用。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过去。那年的腊月，下了几场大雪，外面路上也结了冰，隔壁巷子的老太太，家里的暖气坏了，冻得实在无法忍受，抱着一个旧火炉去找老寸头，问他能不能帮忙修理一下。那个火炉锈得快要散架了，铁皮屑稍一触碰便簌簌往下掉，按理早该扔掉了。老寸头看了看，说：“大娘，你放一百个心，我保证给你修好。”
　　 店铺生着炉子，但是那股寒意还是从各个地方往里面钻。我前去借钳子，正好看到他蹲在门口，对着旧的火炉进行敲敲打打。他的手被冻得通红，指关节很粗大，就像是老树根一样。他从废铁堆里找出一块铁皮，剪成合适的形状，一块一块地补到火炉上面。过了一个多小时，原本快要散架的火炉，被他给修理得跟新的差不多似的。
　　 随后他还试了试，火焰燃烧得很旺盛，没有一丝烟冒出来。他又找来一小桶银粉漆，非常认真仔细地刷了一遍，老太太感动得一个劲地掉眼泪，非要给那老寸头五十块钱。老寸头急得脸都涨红了，说道：“大娘，您这是在做啥子？不就是修个炉子罢了？用不了那么多钱！”
　　 “那你总得收个手工钱吧？”
　　 老寸头无奈，只好收了十块钱。又担心老太太路滑摔到，还把老太太送回家。
　　 三年前，我回了故乡，又去看望老寸头。他苍老了许多，脊背都有些弯曲，手上的老茧更加厚实。可是那寸头还是一根根地竖立着，灰白灰白的，就仿佛落了霜似的。那铺子依旧是老模样，只是墙上的青苔增多了一些，门口的农具少了一些。
　　 他瞅见我，咧着嘴巴就笑了起来对我说道：“小子，你啥时候回来的？”
　　 我说家里的刀又钝了，想要找他把刀磨一磨。他接过那把刀，依旧是老习惯，戴上老花镜，接着便用砂轮、磨刀石，一遍又一遍地打磨起来，直到他自己觉得满意才行。修好之后，还是那句话。
　　 “一块钱。”
　　 我在离去的时候，站在门口朝着他回过头去看，他已经回到炉子旁边坐下。炉火映照在他的脸庞之上，亮了之后又暗了。在那火光之中，他的背影好像是一座大山一样。
　　 小巷静悄悄的，打铁声穿过窄窄的小巷、灰灰的瓦房，穿过一段又一段温暖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