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运城）人，北宋著名散文家、史学家，自幼嗜学，著有《资治通鉴》。他同时也是北宋中后期党争中保守派的精神领袖，在高太后的支持下主持了元祐更化，将王安石新法中的大部分条文废除。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
　　 一、少年早慧
　　 很多有才能的人物在他们幼年时就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特质，司马光也不例外。他七岁时举止就像成年人一样，听到别人讲《左氏春秋》，回去后便能复述大意。当然最著名的那个例子还是他突破常规，用石头将缸砸破救出落水儿童的事。
　　 还有一个关于他幼年时的故事，说得是她和姐姐在一起吃核桃，核桃皮涩难剥，后来一个婢女告诉他用热水浸泡后再剥便会方便很多，司马光学会后便在姐姐面前演示，并说是自己剥的。这个过程都被父亲司马池看在眼中，将司马光叫来责备了一顿，从此司马光不再说谎。因司马光日后修身严正，这个故事常被拿来当做教子的典范。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司马光中进士甲科，授奉礼郎，那年司马光刚刚二十岁。
　　 后来，应庞籍之邀，司马光前往并州担任通判。麟州屈野河西岸有大片良田，西夏人逐步蚕食那里的土地，成了北宋河东地区的心腹大患。庞籍便派司马光前去考察，司马光回来后建议庞籍在那里修建两个堡垒监视夏人，同时招募流民开垦当地的土地，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减轻河东地区从中原运输粮食的负担。庞籍认为他说的很合理，就采纳了这个建议。但是堡垒还未建成，早有准备的夏军已经集中于边境。宋将郭恩、黄道元等乘夜前往视察，途中遇见夏人烽火，郭恩不欲前行，但黄道元认为郭恩胆怯，郭恩愤而前行，遭遇夏军，宋军损失颇大，郭恩不屈而死。事情发生后，庞籍因此获罪离职，司马光觉得点子是自己出的，所以曾三次上书主动承担责任，但没有得到答复。司马光由此认为愧对庞籍，庞籍死后司马光像对待生母一样拜见庞妻，并像抚养兄弟一样抚养其子，获得了当时人的赞誉。
　　 随后，司马光调任同知谏院。这时仁宗生了一回病，但还没有立皇子，天下为此担心却没有人敢明言。当年谏官范镇首先建议选立皇子，司马光在并州得知后也为此上书，并给范镇写信希望他能力争。这时司马光又旧事从提，当着仁宗的面说：“我在并州当通判时上的三章，希望陛下果断实施。”仁宗沉思良久，说道：“莫不是选宗室子弟作为皇子的事情么？这是忠臣之言，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司马光很感慨地说：“我议论这件事，原以为必死，没想到陛下能够开恩采纳。”仁宗说：“这有什么关系，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事。”但是退朝后，过了几天司马光看看没什么动静，又再次上书说：“我上次说的事，原以为会很快实行，但现在还没有消息。有的小人说陛下年富力强，何必做如此不祥的事情。殊不知这些小人并没什么深谋远虑，只是准备到时候拥立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历史上‘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不可以用言语表达。”仁宗大受感动，命令将这篇上书交给中书省，司马光见到执政的韩琦等人说：“诸公不参与册立太子的事，将来宫中半夜传出诏书，说是立某人为皇嗣，天下还有谁敢违抗。”韩琦等人都表示要为这件事尽力。不久，英宗被立为皇子。
　　 二、西北边境
　　 一开始，西夏派使者来参加北宋的祭典，陪同使者一起来的是延州指挥使高宜。可能高宜对西夏降而复叛的行径很是不齿，所以态度很傲慢，并且在言语中侮辱了西夏国主。使者就将这件事告诉了北宋朝廷。司马光和吕诲建议治高宜的罪，但朝廷没有同意。第二年，西夏以此为借口侵犯边境，杀掠官兵。另一位官员赵滋知雄州时，用彪悍威猛的手段治理边疆，司马光认为这样不行。后来到英宗即位的时候，契丹老百姓在界河捕鱼，到白沟以南砍伐柳树。朝廷听说这些事以后，认为是雄州知州李中佑无能，准备选派别人代替。司马光认为，国家在这些少数民族归顺的时候，喜欢计较细枝末节，而当他们反叛的时候，又喜欢姑息放纵他们。现在西北边境的祸患是从高宜身上引起来的，北方边境的祸患则来自赵滋。现在应该告诉边疆官吏，有因为小事而妄动刀兵者，就治他们的罪。
　　 司马光的话看似掷地有声，却经不起推敲。这时的北宋早已不是当初“一条杆棒打的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水浒传》语）的时候，庞大的官僚机构和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得北宋军队战斗力每况愈下。与此相反，西夏和契丹等游牧民族却还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战斗力。尤其是西夏，建国以来屡次侵扰，几成北宋政府的心头大患。司马光一厢情愿地约束己方部众，劝告他们不要擅启边衅，认为这样就可保持边境和平，委实轻视了西夏的蚕食能力。西夏在断坞道之战等几次重要战争中都完胜北宋，根本不惧怕北宋出兵，所缺的仅仅是一个借口而已。司马光虽然老成持重，却有姑息养奸的嫌疑。
　　 为了抵抗西夏，朝廷在陕西招募了二十万义勇，民情惊慌耸动。而招募上来的新兵因为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战斗力很弱。司马光认为招募义勇是个错误，便把自己的意见告诉韩琦。韩琦说：“现在李谅祚刚刚反叛，兵贵先声夺人，他听说我们增兵二十万，岂能不为之震惊恐惧？”韩琦的做法仅限定于信息传递不发达的古代，其实也就是个疑兵之计，使西夏判断不出北宋军队主力的进攻方向。司马光分析说，我们的军队缺乏实力，现在我们虽然增加了军队，实际并不可用，用不了十天敌人就会知道详情，那时候还有什么用呢?司马光话一出口韩琦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说：“你担心出现庆历年间把乡兵召为保捷军的情况吧？告诉你，现在已经降下敕文，与百姓约定永远不让他们戍边。”司马光立刻反驳道：“朝廷屡次失信，别说是百姓，就连我也怀疑。”韩琦说：“有我在这，你不必担心。”司马光说：“你如果能长久地呆在这个位置上，那自然是没什么问题。将来如果别人执政，用你现在的军队往边境运输粮草，易如反掌。”韩琦默然，但最终还是没听司马光的话。不到十年，司马光当年的担心都变成了现实。
　　 神宗即位后，提升司马光为翰林学士。还在英宗活着的时候，司马光觉得史籍过于繁多，不便于君主阅读，于是就编了《通志》八卷献给朝廷，英宗很喜欢，命他续编。至此，神宗将其更名为《资治通鉴》，取“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之意，并亲自作序，让司马光每日进读。司马光在这本三百万字的洋洋巨著上耗了十九年时间，几乎占去了他生命的三分之一，可见这本书的分量。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率横山之众，灭掉李谅祚前来归降。司马光上书坚决反对，他说：“名山的军队，不一定就会制得住李谅祚。就算侥幸获胜，也是去了一个李谅祚，又来一个李谅祚，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利处。更何况名山的军队一旦战败，必然引部众前来归我，怎样安置这些人还是一个大问题。我担心朝廷不仅失信于李谅祚，更失信于嵬名山。要是嵬名山剩下的军队还多，一定会攻占边疆的城镇进行自保，陛下难道没看到侯景的故事么？”司马光的这一大段话还是很有见地的，将三方的利益关系分析得清楚明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故事，当年上党郡守冯亭被切断与韩国的联系，转而投赵，赵国也就接受上党郡的问题进行了一番讨论，后来还是抵制不住诱惑将上党郡接收，结果直接与秦国发生正面冲突，造成长亭之战的溃败，损失惨重。所以遇到这种复杂的多边关系还是慎重为上，免得偷鸡不成蚀把米。
　　 但最终神宗没听司马光的建议，执意派大将军种谔迎接嵬名山，夺取绥州，费用高达六十万，对西夏的战斗就从这里开始。
　　 三、不如归去
　　 神宗即位后王安石的地位日益凸显，但王安石在朝中的支持者不多，且这些人大多地位不高，在关键问题上难以发表自己意见，所以王安石迫切需要和守旧派大臣对变法问题进行争论，以利于新法的尽快推行。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私交不错，但是两人在公私上分得很清，没有把私人感情带入到争论中来。比如这一次河北发生旱灾，国家财政紧张，一些人就建议郊祭时不再赏赐大臣财物。于是朝廷召集大臣共议，王安石、司马光、王珪都在召见之列。司马光说：“为救灾节省开支，应该从那些地位显赫的人开始。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这个意见可以采纳。”王安石执拗得可怕，他仍坚持自己的论点：“国家财政紧张，不是现在最主要的事。财政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那些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增加苛捐杂税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不相信，说：“哪来这样的好事？钱财不在百姓手中，就在官府手中。那些人设法从百姓手中夺取财物，危害比加赋更大。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言语。”两人关于这个问题争论了半天，神宗出来圆场说：“我的意见与司马光相同，但是这条建议暂且还不能实施。”
　　 等到王安石主持新政时，司马光上书抵制，并且陈述利害。由于司马光担任侍讲，所以常借此机会讽喻新法。比如一天在讲到曹参代萧何为相，保持既定国策不变的事，神宗隐隐似有所悟，便问司马光：“汉代常守萧何之法，这样行么？”司马光立刻道：“何止汉代，就是三代能长期保持禹、汤、文、武的法令，即使是到今天也会存在。汉武帝变更了汉高祖的约法，导致了盗贼遍布半个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导致了汉朝衰落。所以祖宗之法不可变。”
　　 变法派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如‘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象魏是宫廷外的阕门，朝廷在此悬挂法令）；有五年一变的，如巡守考察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如‘刑法世轻世重’。司马光说的不对，是在讽刺朝廷。”吕惠卿也算能言善辩，但他碰到了精于史学的司马光，只听司马光不急不躁，娓娓道来：“那个‘布法象魏’说的是公布旧有法令。诸侯擅自改变礼乐制度的，被天子巡狩发现了就要杀掉，天子本身的法令是不发生变化的。至于刑罚，初创之国用轻法，动乱之时用重法，这就是所谓的‘世轻世重’，并非指变革刑法。就好比是一间屋子，破旧就应该修理，但是非坏到不能居住的时候不能重新改建。现在公卿侍从都在这个地方，陛下不妨问问他们。”司马光接着批评王安石借设立三司条例司之际侵夺财权：“三司使掌管天下财政，如果他们不具备才能可以罢免，但是不能让执政大臣侵夺他们的权限。现在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是为什么呢？宰相如果以道辅君，根本用不着条例司；如果用了条例司，那么中书就成为依法办事的属吏，现在设置看详中书条例司，又是为了什么呢？”吕惠卿无言以对，便从其他方面诋毁司马光。神宗一看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就说：“相互争论是非，用不着这样吧。”司马光说：“平民百姓之间相互借贷，尚且能使贫困人家更加贫困，更何况官府呢！”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就不勉强。”司马光冷冷地道：“那些百姓只知道借贷的好处，却没有看到还贷的难处。过去太宗平定河东的时候，立了相关法令，当时每斗米十钱，所以百姓乐于和官府交易，后来物价提高而交易没有取消，于是就成了河东地区的心腹大患。我担心青苗法今后也会如此。”神宗说：“如果设仓购米如何？”在场所有人全都站了起来，司马光：“不利。”吕惠卿说：“如果能收得百万斛米，则能省去东南漕运的费用，这笔钱可以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钱少粮多，现在不收米而取其运输之费，这是弃其有余，而用其不足，对农民和商人都不利。”侍讲吴申站起来支持司马光，并说司马光所说极为正确。
　　 这时关于变法议论纷纷，神宗也颇有疑惑，于是一天单独留下司马光，对他说：“现在天下多有非议，正如孙叔敖说的‘国家如此，众之所恶’。”司马光说：“对，但陛下应当论其是非。现在条例司的所作所为，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自以为是，陛下难道能跟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么？”神宗想要重用司马光，便和王安石商量。王安石坚决反对，说：“司马光表面上是和陛下切磋问题，实际上怀有讨好下层的意思。他说的话都是破坏新法，他交往的人都是对新法不满的人。皇上您想把他安置在身边，使他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这关系着新政的成败。司马光的才能不能破坏新法，但是如果他居于高位，则反对变法的人将会把他当成靠山，韩信当年奇袭赵国，在城头竖起赤旗，赵国士卒为之气馁。现在重用司马光，无疑是为反对变法的人竖起赤旗。”司马光对地方上的事务缺乏认知，不可能击中变法的要害，但是让他呆在中央总是个麻烦，所以王安石意见非常明确。后来高太后执政时司马光受到重用，将新法不分青红皂白的一概废止，证明当年王安石的看法很有前瞻性。
　　 因为韩琦上书对变法颇有微词，王安石闹了情绪，称病在家请求辞职。神宗便让司马光出来当枢密副使。司马光没有接受，他是这样说的：“陛下之所以要用我，大概是因为我狂放正直，或能有补于国家。如果仅仅是把官职当做荣誉，而没有听我的话，那是私自把朝廷官职送给不称职的人。我如果仅以求取官职为荣，而不能解决百姓的困苦，那是盗窃国家的名器以求私利。陛下如果能确实废除制置三司条例司，追回派出去的提举官，不实行青苗、助役等法令，即使不用我，我也感到获益良多。比如说青苗法，现在评论它的弊病，不过是说朝廷使者骚扰州县。我所担心的不是现在，而是十年之后。富人家有余财，不愿意贷粮食。而各地的使者以贷出去款项的多少为能事，这样会造成强制分配。而使者为了追究逃债，必然令贫富互保。贫者无法偿债，一定会逃往四方；而富者需要偿还好几家的债务。年复一年，这种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最终贫穷的人不知去向，富裕的人也变成了穷人。十年之后，天下将没有百姓。在这种情况下，壮年的男子一定会去做盗贼，扰乱国家的治安。”这一大段话仅仅是司马光谈话的局部，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司马光态度非常明确，要我出来做事不是不可以，就是必须废除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