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杨
　　 我和老杨在桦南路口老马的回民馆里喝酒。水爆肚，凉拌腱子肉，外加一斤牛肉馅蒸饺。这顿饭很奢侈，是他请我的。他隔三差五就拉着我下馆子。他说钱对于他来说没啥大用，他就一个人，自己吃饱全家不饿。
　　 外面的天暗了下来，不知从哪忽然就滚来一大团黑云，地面起了一层薄薄的风，许多尘土和塑料袋贴着水泥路面疾跑，像受到了惊吓。
　　 老杨大我八岁，一直单身。他的姑奶是我的太奶，按理我该管他叫叔。他十八岁的时候不声不响地离开家，去了山东，在别人的渔船上捕了二十多年的鱼，又在建筑工地干了十年的钢筋工。家里人不知道他去哪了，那么多年没有音信，都以为他死在了外面。后来他爹死了，他娘也死了，他才回来。那年他正好五十岁。他在异乡挥霍掉了大把的年华，却没有混出一点名堂，最后不得不赤手空拳，带着一身疲倦重回了故乡。
　　 他回来的那年我正在鑫富源工地干活。我已经干了两年的钢筋工，因为能看明白图纸，正给一个包钢筋项目的人扒票。他找到我，先细论了我俩之间的亲属关系，又请我吃了一顿烧烤，然后才说明他的意思。他想进我们的工地干钢筋活。我在钢筋组里说话当然好使，第二天他就进了工地。
　　 马上就要下雨了，街上的人四处乱跑，像灶台上的蚂蚁。
　　 你等我一会，我出去一趟。他一口干掉杯中的酒，向外走去。
　　 大叔你去哪？我在后面问他。
　　 他转回脑袋，嘻嘻地冲我笑，眼角和脖子上都是深深的褶子。我去放松放松。他说，神秘地眨了一下眼睛。他的眼睛很小，眼白发黄，左眼的眼皮上长着一个米粒大小的黑痦子，像落了一只小苍蝇。
　　 走出饭馆的门，他先抻着脖子向天上看了一眼，然后就开始用双手拍打衣服。他衣服上落满了灰尘和黄色的铁锈，他一拍打就窜起一股细小的尘烟。我们上午还在工地，下午没活才出来喝酒的，所以我们都还穿着工作服。拍打完衣服，他向街对面走去，斑白的头发在风里一起一伏，如被霜打过的茅草。街上的人都急匆匆地跑，只有他慢慢地走，脚步拖拖拉拉的，像是肩上扛着很重的钢筋。
　　 我向对面看去，是一家足疗馆，曼丽足浴。我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天越来越暗，像是黄昏。街上已经没有人了，只有一只粉红色的塑料袋在空气中打着旋。忽然一声炸雷，吓得我一哆嗦，震得饭馆橱窗的玻璃嗡嗡地响。瓢泼大雨落了下来。
　　 我一边喝酒，一边发挥我的想象力，想象着他如何走进足疗馆，又如何同老板娘交涉。他应该很害羞，因为他穿着带有一身铁锈的工作服，这让他失去了自信，口气难免软弱没有底气。想到这，我又喝了一口酒，接着往下想。他被一个妖艳的女人领到一个小房间。房间是用胶合板隔离出来的，很局促，也不隔音……
　　 没想到刚十分钟他就出来了。我笑了笑，有点鄙视他。
　　 他立在足疗馆的门口，忧伤地看着天，雨下得正大。他没有冒雨往这边走，也许他怕把自己浇成落汤鸡。我放下酒杯专注地看他。他贴着墙，蹑手蹑脚地走到足疗馆旁边的建材商店的雨棚下，那里雨浇不到他。他慢慢地蹲了下来，摸出烟盒，抽出最后一支烟叼在嘴里，把烟盒捏扁，丢在脚前的水流里。烟盒在水中打了一个转，顺着水流飘向了远处。他又去上衣口袋里翻打火机。左边没有，右边也没有。他站起来，手伸进了裤兜，掏出了打火机，把烟点着，又蹲了下去。
　　 雨一直下，我隔着雨幕看着他瘦弱的身影。使劲抽完最后一口烟，他垂下头，脑袋像夜色那样沉，额头离膝盖只有一拳远。满天都是雨点子。他可怜巴巴的，像一只被猴群抛弃的小瘦猴子。
　　 老杨一连跟着我干了三年的钢筋活，后来建筑行业兴起了外墙保温，工资高，我就改了行。他看我挣钱多，也想干外墙保温，托了好多人，勉强找了一个师傅肯带他。但谁知他却有恐高症，第一天上吊筐就吓得不敢站起来，闭着眼睛，两手紧抓着护栏在吊筐里晃荡了一上午，下午说什么也不上去了。
　　 2010年，佳市的楼房几乎盖饱和了。老杨好长时间没找到活，就又去了山东，找了之前的老板，在 那面干起了钢筋工。那之后我一直没有看见过他。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曾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他在那 面干得挺好的，又说他给我找了一个大婶子，准备结婚。
　　 2015年冬天，我从别处得到消息，说他在山东得了脑溢血，很严重，不两天就死了。
　　
　　 二、潘大发
　　 我和潘大发在一起干了三年的钢筋活。潘大发这个名字是他爹绞尽了脑汁才想出来的。他爹本想靠这个吉利的名字一举扭转几代人贫困的局面，但事与愿违，潘大发不但没有发大财，而且似乎更加贫困了，直到三十多岁，也没成家。
　　 潘大发人长得粗壮，像栽在土里的一截粗木桩子，这使他干起活来毫不费力气。同样六米长的25号螺纹钢，我们一次顶多扛三根，他却能扛六根，而且腰不塌，腿不软，连大气都不喘。我们都夸他能干，他却说，我这辈子就攒力气了，发大财看来是不行。他说这话的时候，总要咧着紫色的嘴唇笑，脸上看不出对命运的抱怨。人一旦认命了，就容易乐观。潘大发看上去是乐观的，我很少看见过他发愁。
　　 民工都喜欢买彩票，潘大发也不例外。
　　 我们在平安新城干活时，工地对面就有一家彩票站。有一次我听彩票站的老板和别人闲聊。他原先 生意很不好，本打算把彩票站兑出去的，谁知时来运转，街对面搞起了建筑。搞建筑就会有许多的民工，而民工都痴迷于买彩票，所以他的生意竟然一下子红火了起来。看来是我们这批民工挽救了他的彩票站。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对我们心存感激，相反，在他给我们打彩票的时候，我常常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一抹不易被人察觉的轻视。也不怪他，我其实心里也很清楚，买彩票的人就是异想天开的傻瓜。也就是说，我们民工就是傻瓜。
　　 潘大发买彩票没有耐心研究电脑彩票的各种走势。他说他一看那些数字脑袋就会变大。所以他更喜欢买即开型的刮刮乐彩票。按他的说法就是，还是这种彩票过瘾，中不中奖大拇指一刮，当时就见分晓，不用揪着心等开奖。
　　 他刮彩票的时候我见过一次。刚开完工资，我们许多人合伙出去喝酒，喝完酒就去了彩票站。他先买了五张刮刮乐。他买的时候不让老板动手拿，而是自己亲自去盒子里挑。他认真地翻动着一排彩票，像算卦时虔诚地在签筒里寻找着能预示自己命运的竹签，小心而谨慎。他先在中间抽了两张，又在靠两边的位置各抽一张，抽最后一张的时候，他犹豫了很久，抽出了一张又插了回去，这样来回两三次，直到老板的脸上现出了不耐烦，他才选中。
　　 彩票到手，他撅着屁股在玻璃柜台上刮。他的拇指又黑又粗糙，像一截干树枝，手指肚上还缠着一圈发黑的胶布；指甲好长时间没剪了，指甲缝里藏着一道黑色的泥垢。
　　 他用肮脏的指甲在彩票的刮开区一点点地刮，从一角开始，像一条蚕在小心地吃着一枚宝贵的桑叶，唯恐几口就吃完了。刮开区里的图案慢慢地露出了一角，是一个黑桃，他兴奋起来，眼睛放着光，加快了刮开的速度。又露出一个方块，他有点失望，眼睛里的神采瞬间黯淡下去，三下两下把剩余的部分都刮干净，没中奖。他小声地骂了一句，把这张丢在地上，又拿出了第二张。
　　 刮第三张的时候他中了奖。他的手颤抖着，原地跳了起来，激动地大喊一声，中了。他中了二十块钱。他把中奖的彩票啪的一声拍在柜台上，豪迈地说，再给我换五张！那天他足足花了将近一百块钱，虽然中了几次小奖，但又都被他换成了彩票。最后是我强拉着他走出彩票站的，否则的话，我估计他还会买下去。
　　 他耷拉着脑袋跟我往工地走，边走边后悔，今天手气太臭，见好就收好了，以后就买五张，不中拉倒，多买不是人。他发誓说，脸上是沮丧和落寞。
　　 那之后，潘大发继续买着彩票，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每次都花很多钱。我知道他上个月刚回村相了一次亲，对方别的不要，就要城里的一套房子。可我知道，虽然他这些年在城里不知盖了多少幢高楼， 但连一平方米都没有他的。
　　 我有时候就猜测，也许他一直在偷偷地幻想着，有一天他的大拇指能刮出一套城里的房子，好把那个女人娶进去。这样看来，他的乐观就不是真实的，因为从买彩票这件事上我能看出来，他对贫困的现状一定不满意，总想改变。
　　 我也买彩票，其实我和他一样，都是穷人。我们穷人都想改变，但也都清醒地知道，单靠出力气赚钱，我们一辈子都难以翻身。对于我们来说，通往富贵的路都被堵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寄幻想于彩票，虽然机会十分渺茫，但毕竟彩票能给我们带来一夜暴富的美梦。
　　 平安新城完工后，我和潘大发再也没见过面。我希望他现在不再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彩票上，更希望他找到了一个肯和他同甘共苦的女人，一起过着平淡的生活。
　　 但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我对他的良好祝愿而已。
　　
　　 三、张宏
　　 人天生是胆怯的，对恶势力有着避免不了的畏惧。胆怯和因胆怯而生出的逃避是弱者的一种自我保护，除此之外，你别无他法。
　　 在桦南建高层的时候，我们的伙食很差。米饭是抛光后的陈化粮，一股霉味，不敢在嘴里多嚼。菜是稀烂贱的大头菜或老茄子炖成的汤。当然这汤里也放油，小米粒大小的几十点金黄的油花，浮在菜汤表面，显得十分珍贵。
　　 就是这样的饭菜也不够吃。全工地的瓦工、木工、钢筋工和小工都在一个伙房里吃饭。最初的时候所有人都排队打饭，但人太多，队伍排得太长，轮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都快干活了。于是工人们就有了意见，尤其是那些排在后面的，就开始抱怨，甚至骂娘。掌勺打饭的人很倔，来了脾气，撂挑子不管了，谁有能耐谁往前抢，抢不上槽的活该。也不怪他脾气大，他是工长的小舅子。
　　 再开饭时，上百号人端着塑料小饭盆蜂拥而上，像饲养场里的牲口一样拼命地往前挤。这样一来就极容易引起矛盾和争执，好比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一样，为了一口食物，常常要发生惨烈的争斗。
　　 在这个工地，瓦匠和小工都是桦南本地人，木工和钢筋工是外来的。
　　 一天吃午饭，吃的是炖豆腐，算是改善伙食。我们钢筋组的张宏那天很幸运。他长得瘦弱，平时打饭的时候像一片树叶子一样，在人堆里被挤过来挤过去，即使有时离锅边很近了，也会被别人挤出来。但那天他却迷迷糊糊地被挤到了锅边，正好前一个人打完菜，刚放下勺子。他大喜过望，急忙伸手去抓。不巧的是，他的手刚摸到勺子，另一只手就把勺子抢了过去。当时张宏并没有去看抢他勺子人的脸，要是看了估计那天也不会打起来。他当时一双眼睛正盯着锅里白嫩嫩的豆腐呢，心里也许盘算着，这么好的菜，一会要不要偷摸地喝两口酒。
　　 到手的勺子被一双手夺了去，任谁都会觉得憋屈。张宏的怒火一下子就冲上了脑门。他想都没想，张嘴就骂了一句，妈了个逼，一点不讲究。他骂完就后悔了，因为他骂完人后就抬起了头，就看见了抢他勺子人的脸。那人是个瓦匠，本地人，一脸横肉，光着膀子，胸前刺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青龙。张宏认识他。整个工地的人都认识他。据说他曾在社会上混过，还做过大牢。
　　 张宏后悔不已，刚想道歉，但已经晚了，一小盆豆腐汤不歪不斜，正好扣在了他的脑袋上。他还没有反应过来，紧接着脸上就又挨了一记重拳。他像废纸片子一样飞了起来，鼻孔里噗呲噗呲地冒着血泡。人群忽地散开。
　　 瓦匠并不罢休。他曾经混过社会，也算有过脸面，但现在他不得不在工地里撅着屁股砌砖，这让他很委屈，也很愤怒，就像一个炸药包，随时都会爆炸。正好这时张宏骂了他一句，他的这一句你妈个逼就像是一根火柴，瞬间就点着了炸药包的引线。瓦匠不断地用脚去踢张宏。张宏无声无息，像一截破木头，抱着脑袋在地上滚来滚去。
　　 看见张宏挨打，我们钢筋组的人一拥而上，两个人把张宏扶起来，另一些人冲上去，拉住了疯狂的瓦匠。
　　 瓦匠被我们控制着，嘴里骂声不断，遥指着张宏，叫嚣着说，明天就找人废了你。
　　 那天下午，有本地好心的小工告诉张宏，瓦匠认识桦南县黑社会大哥，估计用不上两天，他们就会找上门来。他提醒张宏要小心些。
　　 当天晚上，张宏没有去吃晚饭。我们回来时看见他已经打好了行李卷，正坐在板铺上抽烟。
　　 我一会坐晚上的火车走。他说。他的脸肿得像猪头，眼睛只剩了一条缝，看上去十分陌生。
　　 别走，怕啥，他们要敢来咱们一起上，咱不能让他们欺负死。大家纷纷说，义愤填膺。
　　 张宏说，不了，我不能连累你们，出来干活都不容易，我走了，他们要是来了也不会为难你们。说完，他掏出烟，挨个给我们发，又亲手给我们点上，然后扛起了行李走出了工棚。他的行李很大，这让他本就瘦弱的身体显得更小了。我们没有再劝他，站在工棚外目送着他远去。夜色越来越浓，他单薄的身影不一会就融进了夜色里，就像一滴水消失在了湖中。
　　 张宏走了，我能理解他。他的那种胆怯不是人类面对战争和灾难时的胆怯，而是善良的弱者对恶势力的胆怯，那种胆怯是那么的真实，它一直埋藏在弱者的血液里，是屈从，是隐忍，是对命运的臣服，是对生活的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