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老李
　　 外墙保温就是给楼房外表贴上一层泡沫保温板，这样冬季室内的温度就不容易散失，起节约能源的作用。现在北方几乎所有新建的楼房都在采用这种工艺。这工作其实在建筑工种里也算是一门技术活，不像钢筋工那么累，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工资一直相对较高。
　　 为了多赚钱，我毅然决然地扔掉了在我腰间挂了三年的钢筋钩子，干起了外墙保温。
　　 夏天在向阳面做外墙保温最遭罪，人像烤箱里的地瓜，几乎能被烤熟。
　　 给建设银行家属楼做外墙保温时，正碰上高温天气，每天都三十度以上，有一天甚至达到了三十七度。
　　 那天早上就十分热，刚伸手干活汗水就湿透了衣服。从十三楼望出去，远处的楼房和树木在闷热的空气中泛着水一样的波纹，不断地颤动着，扭曲着，模模糊糊的，像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天上一片云都没有，应该是被太阳烤化了。天空白茫茫的，像无影灯下危重病人的皮肤。太阳不是很大，白得不敢睁眼去看，敌敌畏一样毒。它似乎在缓慢地转动着，每转动一圈，就射出来成千上万支细若牛毛的毒针，扎在人的皮肤上，钻心地疼，像被蜂子蛰了一样。
　　 干到九点多的时候，相邻吊框里的胖子老李实在受不了了，他摸出手机给工长黑子打电话。手机在 他的裤兜里沾满了汗水，闪着湿漉漉的黑光。
　　 不行咱放假得了，太热了，他对着电话说，同时俯身看着楼下的黑子。黑子正光着膀子坐在楼下的阴凉处。
　　 不能放假，甲方着急完工验收。黑子从阴影中站起来，一边对着电话说，一边冲着楼上的老李比划。
　　 国家不是规定超过多少度就不让在室外干活了么？老李不甘心，继续说。
　　 那是指国家正式工人，你是么？黑子急眼了，在楼下跳着脚喊。
　　 我热得实在受不了了。老李的脸上不住地向下淌着汗，几缕湿头发从安全帽下露出来，贴在脑门上，像被牛犊子舔过一样，黏糊糊的。
　　 那你就回家，明天别来了，以后也别来了。黑子用手点指着老李，对着电话大声吼叫着。
　　 老李无声地挂断了电话，骂了一句娘，转过身接着干活。他灰色的衬衫全湿透了，粘在肥胖的背上，像蒙着一板刚点完卤水的豆腐。
　　 天越来越热，头发丝粗细的风都没有，空气是粘稠的，感觉像融化的沥青。我机械地干着活，动作无法快起来，身上像箍了一层湿热的粘泥，别说抬胳膊了，就连喘气都很艰难。用锯拉保温板时，保温板白色的碎末被热气托了起来，落在我汗湿的脸上，粘住了，痒痒的，像有许多的小昆虫爬来爬去。头发里都是汗，安全帽是塑料的，一点都不透风，还不敢摘下来，如果看见谁不带安全帽，安全员就会当场开票子，罚款一百元。
　　 保温板是白色的，贴在墙上就像一面镜子，不断地把阳光和热量反射到人的脸上、身上，吊筐里的温度应该超过了四十度。我看见在老刘不停地在喝水，用不上俩小时一大塑料瓶水就见了底。每喝完一瓶，他就求小工再给他灌一瓶。楼下有自来水，虽然是温热的，但总比没有强。
　　 天太热，表针都懒得转，越着急下班，时间就过得越慢。汗水吱吱地从毛孔里钻出来，汇成小溪，不住地往下淌。我的脑袋像刚洗过一样。有些汗淌进了眼睛里，火燎燎地疼，像是辣椒水。我手上沾满了粘板胶，黑乎乎的，根本没法擦汗。我不得不来回扭着脖子，再勾着脑袋，用脸去蹭肩膀上的衣服，就当是擦汗。最难受的是大腿根也出汗，湿漉漉的，稍一迈步就发出咕叽咕叽的声音，好像裤裆里藏着一只蛤蟆。
　　 下午更热，就连吊筐上的方钢护栏都被晒得滚烫，身子不敢挨上去，一碰就能把肉烫熟。
　　 二点的时候老李下了吊框。他太胖，实在熬不住了，虽然他有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在等着他的钱花，但他确实顾不了那么多了。
　　 妈了个逼，老子不干了，再干命都没了。大不了明天不来了，以后也不来了。他嘟囔着，笨拙地下了吊筐，从窗子爬进楼里。他的脸像萎靡的向日葵花盘，眼皮是肿的，好像哭了一天一夜。
　　 老李拎着工具筐下了楼。我从吊筐上看着他。各个吊筐上的人都看着他，眼睛里都一定像我一样，带着许多的羡慕和敬仰。
　　 在楼下，老李和黑子争吵了一会，就慢吞吞地向他的自行车走去。他耷拉着脑袋，仔细地把工具框绑在自行车的后货架子上，然后上了车。但他刚蹬了两下，就停了下来。他歪着身子，先用一条腿支着地面，两手把着车把，慢慢地把另一条腿从大梁上艰难地抽下来，然后蹲下身去，用手去捏车轱辘上的车胎，捏完前面的，又捏后面的。他的两个车胎好像都瘪了，应该是被太阳晒爆了。他早晨没有考虑周全，自行车放在了太阳下。
　　 他沮丧地在太阳下蹲着，一动不动，我甚至疑心他被太阳晒化了，站不起来了。
　　 过了好半天，他终于挣扎着站了起来，推着自行车走出了工地。他的影子又矮又小，但却十分沉重，拖住了他的身子，让他走得十分缓慢。他拖拖拉拉地走，身影慢慢地消失在了燥热的空气里。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应该是被蒸发掉了。
　　
　　 五、大奎
　　 外墙保温属于高危工种，虽然多是在吊筐里施工，而且还有安全绳和安全带的防护，但几乎每年都会出现几次伤亡事故。干外墙保温的每个人其实都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危险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死亡是透明的，它无色无形，无处不在，有时距离鲜活的生命只有咫尺的距离。它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向你扑来，猛地扼住你的咽喉，让你防不胜防。死亡是那样的剽悍与坚强，从不会考虑你有多少未尽的愿望，更不会考虑你已经拥有了多少令你值得自豪的东西。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降临，踏过你为了防御它而设下的，看似坚不可催的堡垒，残忍且急速地将你拖离这个世界。
　　 那年在沿江新城干活，楼层很高，但用的却是最早的手扳压葫芦式吊筐。这种吊筐相对来说安全系数要差一些，但租赁费用低，所以不少施工单位都愿意租用这样的吊筐。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干活，大概是十一二层楼的高度，忽然听到楼下有人大喊，快来人啊，有人掉下来了！听到喊声，我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把吊筐升到窗口，然后急忙跳进楼里，又沿着楼梯往楼下跑。
　　 掉下来的是大奎，在这个工地刚认识的，我没和他说过几句话。他长得胖，皮肤也白，乍一看不像出体力的，如果穿上西服，扎上领带，别人会以为他是什么单位的领导或是老板。大奎爱说，嘴总不闲着。中午吃完饭，大多数人都会找一个凉快的地方眯一会，只有他不睡，坐在那说个没完。他最多的话题是他正上初中的儿子。他对他的儿子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沿江新城属于豪华住宅小区，最小的户型都二百多平。记得有一天我从吊筐上进到楼里去方便，正好碰到大奎下来抽烟。他在一个两层的复式房里，楼上楼下挨个房间转来转去地看，边看边感叹。感叹完了他对我说，我头拱地也得让我儿子考上大学，以后好当个大官，也弄一套这样的房子住，我也好跟着享享福。
　　 大奎是从十二楼掉下来的。他在扳动压葫芦的时候压葫芦忽然就出现了故障，吊筐的一面忽然急速地下滑，几乎上下垂直地立在了半空中。当时和他同一个吊筐的小涛被安全带吊住了，而他的安全带却似乎用的时间太久，有些老化了，没有承担住他沉重的身体，在急速下坠的惯性下，一下子断了，他就从十二楼的高度摔了下来。
　　 我们围着大奎看。他侧脸趴在水泥地上，两只胳膊向两侧自然分开，一腿伸直，一腿微蜷，好像一个淘气的胖小子玩累了，趴在床上睡觉的姿势。要不是他的脑袋旁边淌了一地的血，我甚至疑心他过一会就会一翻身，打个哈欠，揉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也许是他太胖的缘故，他的身体里出了很多的血，应该都是从鼻子和嘴里流出来的，洇湿了他脑袋前的一大片水泥地。那血一流出来就变得发黑而黏稠，沾满了尘土和白色的保温板碎末，在阳光下闪着紫色的荧光。
　　 人越聚越多，不大一会，承包保温工程的老板开着一个破面包车来了。他下了车，脚步踉跄地往人群里走，大伙纷纷后撤，给他闪开了一条通道。他是一个小老板，据说今年才开始承包外墙保温，已经干完两栋了，挣了不少。但干这一行最怕出事故，死一个人不但一年白干，还要倒贴上不少。
　　 叫没叫救护车？他一边走一边问，脑门上全是汗，脸色苍白，腮上的肉不住地抖。
　　 还叫啥救护车，人从这么高的楼上摔下来，还有个好，登时就没气了。有人回答他。
　　 听了这话，他的大脑里一定是变成了一片空白。他眼睛瞪得溜圆，但眼珠却是灰色的，像死鱼的眼珠一样，没有一丝神采。望着趴在血泊里的大奎，他的嘴一张一合地动，可怎么也说不出一个字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一辆三轮车突突地开进了工地，车上呼啦啦下来男女老少十几个人。一个女人歪斜着身子往楼前跑，脚下像踩了棉花。那一刻她的眼睛好像失明了一样，看不见脚下的路，刚跑几步，就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她一跤跌在了地上，两手一支，顺势爬起来，继续跑。她太着急了，但是腿脚却跟不上，于是身子就一直向前倾，好像随时都会再次扑倒在地上。
　　 终于，她跑到了大奎身边，收住了脚步，愣怔了几秒，然后大叫一声，像一条空麻袋一样瘫坐在了地上，脑袋无力地挂在了胸前，睡着似的。同来的两个妇女急忙扶住她，不住地摇晃。好半天，她才醒过来。
　　 我们知道，他就是大奎的媳妇。她被两个女人夹在中间，上半身左晃一下右晃一下，双手富有节奏地拍打着自己的膝盖，闭着眼睛嚎啕大哭。她的哭声干瘪而削厉，像一根细竹竿在空气里到处挥舞。那一刻，她的哭声穿越了人群，穿越了夏天金黄的阳光和温暖的风，飘到了遥远的地方。
　　 那天我还看到了大奎的儿子。一个瘦弱单薄的身影，在人群里显得无助而孤单。他站在他母亲的身后，两手垂在腿侧，胸脯一耸耸地动，大声地哽咽着，好像随时会背过气去。我眼睛湿润起来，心里默默地为这个可怜的孩子祈祷着，希望他好好学习，考上大学，然后再当一个大官，买一套复式的大房子。
　　 可是我也知道，即使他买了这样大的房子，大奎也住不进去了。
　　
　　 六、张姐
　　 2014年夏天，我跟着小陶的工程队，在第一加油站旁边的小区内给两栋旧楼做外墙保温。我不太愿意干这样的活。如果是新楼，我们可以随时从窗口跳进楼里方便或抽烟，下班时也不用费力地把吊筐放回地面，从楼里的楼梯直接走下去就行。旧楼不同，因为楼里有住户，他们既怕我们肮脏的鞋踩黑他们洁净的地板，又怕我们这些陌生人觊觎他们宝贵的财物，所以几乎没人愿意给我们开窗子。
　　 有一天，我的吊筐在六楼出了毛病，卡在了那里。小陶说明天才能来人修，让我先下楼。
　　 我忧愁地看向正对着吊筐的窗户。窗玻璃上映着我污浊的影子：衣服上沾着保温板的碎末，脸上挂着灰尘和汗珠。一分钟后，无计可施的我硬着头皮把脸靠向了窗玻璃，又举起一只手罩在眼上，向里看去。屋子很大，地面铺着金灿灿的地板，墙上挂着像纸一样薄的电视，一个穿着睡衣的女人正仰躺在沙发里看《非诚勿扰》，她的两只脚交叉搭在茶几上，白嫩的脚趾一勾一勾地动，像几条白胖胖的蚕在晃着脑袋。
　　 我深吸了一口气，屈起食指轻轻地敲了两下玻璃。她没有反应，似乎被电视吸引住了。我等了一会，又敲了两下，声音比刚才大了些。她转过脑袋看向我，两道又细又长的眉毛跳了两下。我冲着她比着手势，告诉她我想从她家下楼去。她懒洋洋地把身子从沙发里拔出来，走到窗前，把窗子开了一条细缝。
　　 大姐，我的吊筐坏了，我想从你家下楼去。我赶紧说，脸上带着谦卑。
　　 我还没说完，她就嘭地把窗子重新关上，脸上带着不可触犯的愠怒，转身重新回到了沙发里，继续看电视里的一个秃头和许多美女。
　　 我傻愣愣地站在吊筐里，正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楼下传来了张姐的声音，你等着，我上楼去叫门。我低头看时，张姐已经进了单元门。
　　 过了不到两分钟，我看见屋里的女人懒洋洋地站起身，走向了门边。门开了一尺多宽，露出了张姐的脑袋。一开始张姐的脸上是讨好的微笑，但没过一会，也许是女人的拒绝惹怒了她，她的表情激动起来，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我听不见的话。终于，那女人转回了身子，嘴里嘟囔着，很不情愿地翻出了一沓报纸，从门铺到了窗边。我知道，张姐成功了。
　　 张姐是负责给我上料的小工，人很勤快，只是太瘦弱了，胳膊上没有多少力气，用滑轮拽一桶三十多斤的胶很吃力。每当她给我上料时，我都会暂时放下手里的活，转过身来，帮着她往上提绳子。她省了不少力，为了感谢我，隔三差五就会买一瓶冰水给我提上来。
　　 张姐的儿子刚考上哈尔滨的一所大学。她对我说，她儿子想要一部苹果手机。我试图说服她，告诉她小孩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手机，能用就行。又说我女儿也在上大学，用的是一千多块钱的联想手机。她叹了口气，说之前为了鼓励儿子好好学习已经答应了他，现在无论如何也得买。
　　 后来张姐就出了车祸。是八月末的一天。那两栋楼完工了，我们趁中午转工地，去佳西交警队后身的一栋住宅楼。我们一起往小区外走，张姐骑着电动车，驮着四只胶桶，从一个小丁字路口直接就上了友谊路，想要骑到对面的慢车道上去。也许她太着急了，没有注意来往的车辆，刚一上道，就被一辆飞驰而来的面包车撞上了。我那时正在她的后面，耳边只听见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抬头，就看见张姐倒在了路上，满地都是电动车的碎片。我赶紧跑过去。看见她正用双手支着地，皱着眉，努力地想爬起来。但她似乎很累，身体里的力气已经被抽空了，无法克服地面的引力，试了两三次，她放弃了，重新躺回地面。
　　 你感觉哪撞坏了？我问她。她茫然地摇摇头，闭上了眼睛。我不放心，在她身上仔细搜寻了一遍，除了左手和额头有些擦伤外没见到有什么血迹。我稍稍放了心，应该不太严重。
　　 这起事故张姐的责任要大些，她没注意瞭望，直接逆向横穿道路。面包车司机很气愤，也很沮丧， 他先看了看躺在地上的张姐，然后掏出电话报了警，想了想，又叫了救护车。
　　 我摸出手机，问张姐，你家姐夫的电话是多少？
　　 她睁开眼，连忙摇头，说先别打，应该没啥事，她儿子今天去哈尔滨报道去了，她丈夫陪着去的。 她说话的声音很微弱，像一根细棉线在嗓子里抽来抽去。我想了想，终于没有再问。她一定是不希望让 她儿子知道她被撞的事。
　　 警车和救护车迟迟不来。太阳很热，地面有些发烫。我摘下我的手套，垫在了她的头下，又侧蹲在 她的头旁，替她挡住刺目的阳光。她一直不肯睁开眼睛，很困的样子，脸上好像新长出了许多皱纹，如同撒了一把碎钉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看见有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流了出来，顺着脸慢慢地向下淌，最后掉到了路面的尘土里，不见了。
　　 其实那天张姐伤得很严重，左腿的腿骨断成了三截，盆骨也差点全碎。
　　 她以后不能再做小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