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换个场景，你断然不会把他和一个绑架犯联系起来。他，一张线条俊朗，脸部棱角分明，剑眉，高挺的鼻子，英气十足。可他却在法庭上受审，法官在宣读宣判书。他紧闭双眼，腮边挂着忏悔的泪滴。如果那个老板按时给他发工资，不拖欠他八个月工资，或许，他和老板不会在法庭上相见。当然，这是苍白的假设，事实却真实而惨白地发生。
　　 他三十岁，是个农民工，也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天天需要服药治疗。他有个因失恋而精神失常的妹妹，他不忍心看她披头散发满街跑，他要给心灵已经荒芜的妹妹一片绿洲，但通往绿洲路上同样需要钱，他还有儿子，上学也要用钱。他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他几次找老板索要该给的工资，但每次他满怀希望地找到老板，对方却总报以冰冷，容不得他说几句话，一脸不耐烦，甚至叫来保安把他赶出办公室。委屈、无奈、无助，忍无可忍，让他男人的担当顿时扭曲，朝着极端的方向成了报复。若是他理智，换个方式，借助法律手段，或许，悲剧不会发生。
　　 但悲剧发生了，他绑架了老板的儿子。但很快，内心的善良疯长，他后悔了。他完全可以跑掉，但也是善良让他不忍丢下孩子，他怕孩子出意外，也怕孩子害怕。于是，他不顾后果，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即便警察出现在他面前，他仍然紧紧抱着孩子，那孩子仍在他温暖的怀抱睡得正香。孩子根本不知道民工对他有恶意，所以他才安然入睡。民工，演绎了前所未有的、温情的“绑架”案。
　　 法律终归有自己的轨迹，不管他造成严重后果与否，他都得受到法律制裁。他被判了五年徒刑。旁听席上的人们都为他惋惜，也为他缺失法律意识感到遗憾。最重要的是，人们都在为他担心：这个风雨飘摇的家该如何撑下去？
　　 法官威严地宣布退席，旁听席一片唏嘘。这一刻，在法律面前，人是那么无助，同情不能替代法律，民工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突然，旁听席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等等，我有话要说。所有的目光聚焦到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妇人身上。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是男孩子的奶奶，也是老板的母亲。孩子被绑架后，她一病不起，孩子是她最爱的孙子，也是孙辈里唯一的男丁。绑架无疑是在她心上插把刀，众人的心一下子被收紧，老人还有额外的条件？这个已经一无所有的民工如何承受得起？顿时，法庭上的凝重气氛不亚于宣判时。
　　 老人步履蹒跚地走向被告席，她站在受审民工面前，她的嘴角在颤抖。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们一脸的忧虑和困惑。突然，老人弯下腰，向民工虔诚、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所有的人都被震撼了，包括原告席上的老板，他甚至猜想母亲大概被惊吓得老糊涂了。
　　 老人此时抬起头，花白的头发散乱了，泪水淌满脸颊。良久，她缓缓地说：孩子，这第一躬，是代我儿子向你赔罪。我教子无方，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该受审的不应该只是你，还有我儿子，他才是罪魁祸首。第二躬，我向你的家人道歉，我儿子不单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的家人。作为母亲，我有愧呀。这第三个躬，我感谢你没有伤害我的孙子，没给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丝毫阴影。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孩子，你比我的儿子要强一百倍。
　　 在场的所有人听了老人一番肺腑之言，都留下了热泪，这是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那个民工失声痛哭，是感动，抑或是悔恨。这位老人是在道义上，给儿子找到了人性的缺口，而结果，也出现了戏剧性、感人的结局。那位老板在母亲的鞠躬里重拾了人性，给农民工支付了工资，还把他有病的母亲和妹妹接到城里治病，这个悲剧的序幕，终归以喜剧结束。
　　 相比用条文量刑的法律，无疑，那个宽容大量的母亲，是在用善良做底线，用人性做秤杆，在丈量人性的长短。作为一个母亲，她在救赎儿子的灵魂。她的三鞠躬是在规劝儿子，不要昧着良心做事。是啊，如果老板给农民工支付工资，或许，农民工不会走向极端，触碰法网；可是，他违背了信誉，践踏了农民工的权益，发生了悲剧。当然，最终他回归了人性善良，救赎了灵魂。
　　 这个民工，虽然因为走投无路，采取了极端的方法抗争，最终践踏了法律；可若是他走得更远，那孩子恐怕命都难保，两个家庭的结局不堪设想，但善良最终让他止步，守住了人性底线，没有让悲剧蔓延危害。
　　 而那个母亲，同样是凭借善良，找回了儿子的人性。一场人性救赎的审判，挽救了一个家庭，也让民工的孩子，没有从此失去来自人间的爱，或许，也止步了仇恨；一场人性救赎的审判带着母亲的温度，注定比法律审判更感动人心，让人倍感人性的温暖，体验了悲喜交加的人生。
　　
　　 截稿2017年7月11日于星河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