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陵市第十三中学的院里墙外，贴满大红标语：“‘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扎根农村，放眼世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一辆辆大汽车……这些汽车中有卡车，也有客车……出了城，沿着公路一直向北行驶。这是一条国道，是重要的交通干线，而且存在的时间也很长，所以公路两侧，集结了很多村庄，犹如一根枯老的树干，滋生了许多菌菇一样。汽车越向北行驶，村庄越稀少，然后是大片的田野。田野上田地和荒野相间，而村庄也降低了对公路的依赖，孤伶伶地座落在田地和荒野之间……”
　　 这是我的长篇小说《十里界》第一章中的一些描述，这种场景，五十年代出生的城里人（不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有切身的感受，而且记忆犹新。
　　 我之所以摘录了书中的这两段，是因为我的人生是从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既是一代青年人头上的一个冠冕，又是他们胸上的胸牌。冠冕——标志着中国的教育革命（十年学制）的光辉成果，胸牌——印上了每一个青年人所面临的人生走向。农村大地，就像一个辽阔而巨大的牧场，走向这个牧场，这是所有羊群别无选择的方向。
　　 事实上，城市的知识青年，并没有融入这片土地，他们并没有找到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真正位置，而这片土地的主人——农民，也没有做好接纳这片土地的造访者的心里准备，他们以接纳客人或寄居者的方式，接纳了这群从城里来的年轻人。
　　 忘不了那条小路，那是叠下艳阳的朝晖和暮影的小路，那是洒满旷野烟烟雨雨的小路。那条小路在一条高高隆起的河岸上，站在河岸上望去，向南，是一个孤陋的小村庄羸弱的背影，向北，是一片长满庄稼的大地。我每天在这条小路上，或是一次次的往返，或是一次次的徘徊，或是一次次的守望……
　　 当庄稼将熟，也就是地里的玉米灌满浆汁的时候，我们队里的几个男知青，都被分派做一项不是很累但却十分辛苦且责任重大的工作——护青。在地里的庄稼青黄未接之时，汁浆饱满但却未完全成熟老化的玉米，是一种可以充填肚腹的美味，所谓护青，就是设立几个专门的这片青田的守护者，以遏止人们对田中美味的贪婪。事实上，乡下人，都是规矩人，是很少有人对田中之物想入非非的，所以设立护青员，更像是一种宣示，就像设立警察，是对紧止偷盗的宣示。
　　 作为一名护青员，我以最迫近的方式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没有分秒的时间概念，太阳和月亮，就是两个巨大的时间旋针，时针所指，或是朦朦曙色，或是暝暝夜暮，而以这种时针的旋转为节奏和活动规律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最原始的生存状态。一种巨大的孤独和怅惘侵袭我的内心，这种孤独和怅惘，实际来自我对人生、理想和未来的困惑和迷茫。
　　 “天上的白云，聚成大朵大朵的，云底平平，向上高高耸起，越往上越白，好像一座座冰山。白云的投影，使甸子晴一块，阴一块。甸子的西面，天野相交，分不清是天空遮覆了草甸，还是草甸吞没了天空。甸子的南北两面，村庄、树木、炊烟混合在一起，隐约而朦胧，无声无息，静得像一幅画。天空的边缘，含混而模糊，像擦不净的玻璃，看上去，总有什么东西。
　　 “将熙闹隔绝，将喧嚣滤去，唯有微风轻拂漫卷，唯有野草起伏摇曳。这是一个草的王国，这是一个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享受着最充分的自由。苏佩兰将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消磨在马背上，他时而骑着杏黄马在草甸上疾奔，时而缓辔弛缰，信马而行……”（摘自《十里界》）
　　 我没有苏佩兰的一匹杏黄马，陪伴我的却是一本书。
　　 下乡时，我简单的行囊里。夹裹着纸张发黄包着厚厚书皮的两本书，这两本书，当时被严格禁止在社会上流行，却因积压和遗忘在家中的一个破箱子里而得以保留下来。我把它作为一种精神食粮，带到一个新的地方，以便在精神饥饿的时候可以吃。一个人在感到孤独和困苦的时候，难免产生这样的饥饿。两本书中的一本，是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我之所以带上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对这本书的喜爱，而是缘于父亲对这本书的称赞。我看见父亲也曾读过这本书，并在读完这本书后，说了几句对这本书的评语：他说这是艺术水准极高的一本书，但能读懂领会这本书，起码要具备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父亲所说的高中，是文革以前的老高中）。出于对“老高中”的不服气和挑战，我把这本书带到了农村。
　　 在那段时间，我拥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包法利夫人》小说里的世界。作者笔下的世界是那样的美好，它晶莹，剔透，浪漫，还带着淡淡的光晕，但不知为什么，小说里的人物，都是弯曲的……
　　 一个是我身边的世界，这是现实的世界，这里的人们因远离城市而十分朴实，他们的生活因贫困而非常简单。孩子的脸上总是带着鼻涕，妇女的衣襟带着污渍，男人棉袄缺少纽扣，常常用一根麻绳代替。他们的手脚是黑的，但他们的性格像石头一样棱角分明。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他们的心像石头从火炉滚过一样，热得烫手……
　　 一天吃完晚饭后，几个知青在河边那条洒满夕阳残辉的小路上漫步，茫然地议论着人生与未来。不知为什么，我忽然说：“如果我将来不能回城，就在农村写一本小说。”——我想，我是中了《包法利夫人》的“毒”，《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此时已成了我心中崇拜的偶像。也是中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的“毒”，我在那个时候就知道了她的这个“主义”，她为此受到了批判。
　　 写书的想法是浪漫的（甚至有几分天真），事实上，在以后的人生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什么书。
　　 我们最终没有像当初在口号中所喊的那样，把生命的根扎在农村，在轰轰烈烈的下乡潮之后，就是浩浩荡荡的返城潮。如果在下乡潮中我们是浪之花，那么，在返城潮中我们是浪之沫。但是，在我以后的城市生活中，怎么也忘不了我虽未扎下根，却沐浴过风风雨雨，绽放过青春年华的那片土地，而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面孔，像一幅幅版画一样刻在我的心版上。后来，也就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决定到那个我曾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到了那里，我发现中国大地上一个坚硬的板块，也在改革大潮中溶解了，尽管溶解的速度较别的地方有些缓慢，但不论是土地还是人，都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从那里回来以后，我蒙生了写一部小说的念头。
　　 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在写一本书，写自己也写别人。有人把它记录下来了，有人没有作记录，而由别人来记录，更多的是被遗忘了，被湮没了……而我，却要写一片土地，写土地上的人。我想写得更详细一些，更真实一些，让人们从中看到和回忆起很多东西，更想带给人们一些思索和联想。于是，我选择了一个人物，让他把我们带入感悟人生，观察社会的一个合适的视角。他不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虽然有某种特殊的人生历程，但他更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通人，在他身上，有我们们摸得着看得见的一些东西，这个人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苏佩兰。
　　 当我写完这本书后，发现这本书的主人公与另一本书的主人公，在暝暝中遥相呼应——那是一个女人，《包法利夫人》中的主人公爱玛，他们都从追求人生的梦想、幸福开始，又都走向堕落，又都以自杀的方式了却一切，只不过是自杀的方式有所不同：爱玛服毒自尽，苏佩兰举枪饮弹……这是巧合吗，也许是，但绝不是一种雷同！
　　 这本名为《十里界》的书，就摆放在江山文学网长篇小说上架新书的书架上，现在，应该尚未落上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