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洞人称半懂不懂的外乡口音，是“乌呀噪子”。其中河南、山东人是典型的“乌呀噪子”。后来广东人来了，洪洞人觉得他们的话跟山东、河南的话又不一样，像某种飞禽在啁啾，就称他们的话是“鸟儿叫”。
　　 然而到我们村第一个落户的“乌呀噪子”的人却是河北人。
　　 这个小伙子叫广玉，出生在河北张家口一带一个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不知道是因为弟兄多还是什么原因，几乎没有上过学。十几岁就跟上一位亲戚学木匠。到学成出师辗转到我们一带的时候已20多岁。这小伙子浓眉大眼，个子不高，但显得很壮硕，干活儿不省劲儿，不讨巧，结账的时候也从不斤斤计较，除了说话“乌呀噪子”，倒是个好木匠。好心人听他说没有媳妇，就把我的一个本家侄女介绍给了他，并张罗着给他们租下了房子成了家。
　　 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家以后的广玉干活更卖力了。他曾经跟我讲过一段经历。他出师不久与另一个师弟，去北京给人做家具。那是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症的老中医的家，家里到处都是人赠送的好酒好烟。为了品尝老大夫的各种名酒，半个月的活儿，他们硬是磨蹭两个月。成家以后，用他的话说“耗不起了”，尤其是连接生了两个女儿以后，他就开始了满负荷地工作。但是，熟人越来越多，营生也越来越多，同时赊欠也越来越多，有的人家，儿子结婚的时候赊的钱，到孙子过满月了还还不上；广玉30来岁的人，头发一把一把的掉，浓黑的眉毛时常拧着一个圪塔，动不动就用“乌呀噪子”的话训斥我侄女儿。
　　 这时节，“二级路”修通了。
　　 从技术层面上讲，“二级路”是指路面宽在7到9米，路基宽在10到12米的公路。在洪洞，它是指沿汾河西岸穿县而过的一段柏油路。据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回忆，这条路是出于战略考虑，从汾河东岸改道而来的。将近30年过去了，这条路在洪洞，尤其在我们石止一带已经成为一个文化概念。
　　 修路前，记得每逢下雨天，骑上自行车，从县城返回村里时，走不了几步就要用柴棍抠车轱辘，弄得人一身泥一身汗。路修通了宽畅平坦，下个城，风雨无阻，像上茅房一样，十几分钟就返回来了。但还是有人抱怨。因为村里人交通意识差，今天你的骡子被车蹭了，明天他的小孩儿被车撞了，最严重的时候一天就发生过三四期交通事故，就有人咒骂这条路是“阎王路”。
　　 也有人不骂这条路。这人叫冬梅。冬梅的男人叫百顺，这人自幼不爱读书，连着留了四五年级，眼看班主任老师的年龄与自己不相上下，就把书包往村东边儿的“官渠”里一扔，跟上村里的人到地里干活儿去了。当干活又不是“材料”，不是锄地锄了禾苗，就是割破自己的手，扭了自己的腰。生产队长换根经常骂他是“草包一个”。其实这人也有很聪明的一面：鼓捣机器。这里的机器其实就是自行车，因为他家里除了自行车，再没有其他的机器设备供他鼓捣。他把车轱辘卸下来改造成了两个独轮车，上工的时候，他骑一个，他老婆骑一个，两口子风光了好一阵子，为此，县小报记者还采访报道到了他。村支部书记王云山发现百顺是个人才，就把他抽调到大队的修配组。但干了没一个月，百顺就扛着一把老虎钳子蔫蔫地回家了：生产责任制开始推行了。百顺蔫不等于冬梅蔫。这当儿，冬梅已把自己的责任田与别人调换（1.5：1的比例）到了二级路的边上，并在上面搭了一个简易房子，房顶上大大地树了一个牌子，上书：精修自行车。冬梅说：“活人还能得尿憋死。明天就到二级路上给我修车子去。”
　　 百顺喜欢鼓捣自行车不假单，可他却不爱把自己捆绑在鼓捣自行车挣钱上。雇主来了，百顺却不见踪影了。邻居们都笑冬梅又失算了。冬梅笃定地笑着说：“天枰不对调砝码，愁得旋风过不了沟！”
　　 三天过后的一个夜晚，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冬梅和百顺。原来是西山里一位卖瓷瓮的中年汉子，路过这里时骡子车被一辆卡车蹭坏，要往他们家寄存几套没有破损的瓷瓮。
　　 百顺说：“咱是修自行车的，咱管不了瓮的事儿。”
　　 冬梅白了他一眼，笑着对中年汉子说：“出门在外，谁没有个不方便的时候呢，尽管撂下。”
　　 汉子临出门时说：“大妹子啊，我这一套瓮的成本是15块钱，你们能卖几块钱算几块钱，过几天我再来谢你们。”
　　 第二天，冬梅就以一套30来块钱的价钱把五套瓮卖了出去。第三天，中年汉子又拉着一车瓷瓮来了。冬梅将前一车瓷瓮的成本交给了那中年汉子，并与那中年汉子签订了销瓮合同。
　　 由卖瓷瓮开始，冬梅逐渐扩大营销范围，三四年的光景，经销的产品不仅有各类生活陶瓷，还从南方进来了琳琅满目的艺术陶瓷品。由于冬梅的带动，村里人沿二级路两边雨后春笋般的办起了六七十家陶瓷经销店。石止村，一时间成了华北最大的陶瓷集散地。县上在这里召开了现场会，树起了陶瓷城的门楼。整日价，这里车水马龙，商贾云集，据说一天的成交额一般不低于二百万元。
　　 冬梅家的生活方式成了石止村的风向标。冬梅用起了大哥大、bb机、映碟机、煤气炉，二级路上的人家也跟着学；冬梅穿起了拖鞋、连衣裙，学起了普通话，头发烫的一卷一卷的，二级路上的妇女也跟着学了起来。时间不久，这股风一步一步的往村子里刮，刮得村里的青年男女心里痒痒的，老人们心里愤愤的。
　　 广玉求我帮忙在信用社贷了两万块钱，在二级路陶瓷城靠北边的地段开了一家陶瓷批发门市部。
　　 我去看他的门市部。远远就听见狺狺的狂吠。我疑惑地问：“咋还喂狗呢？”
　　 他说：“咱是外地人，喂上狗丢不了东西。”
　　 我说：“丢不了东西可也卖不了东西啊。”
　　 正说着话，广玉突然扭过头去开始训斥一个中年人。一问才知道：这个中年人是个收破烂的，刚才挑选好了盘子、碗，就去收购站卖废品，卖完废品又来买盘子、碗；关于责问，“你为什么走的时候不打招呼？谁知道你还要不要。”那人说，“我不要，我还挑选干什么？”“你这人不懂礼貌，不卖给你了。”……打发那人走后我正在喝茶，没几分钟又听见广玉与人吵起来了。这次是与司机吵。司机给广玉拉的货，倒车的时候让管玉在后边招呼着，眼看就要撞到了电线杆上，广玉才嚷嚷让车停下，自己听不清赵粤往后倒，结果把电线杆撞倒了，车上的货也损坏了不少。司机要运费，广玉坚决不给。广玉分辩说，“我给你说，让你打个停儿，你就不打个停儿。还是倒，倒！”司机瞪眼说，“你乌呀噪子的，谁知道你说的打个停儿是什么意思？”
　　 这样，陶瓷生意做了不到一年就关门大吉了。打这以后，他又贩过羊毛毯，贩过木采，总算账都没有赚了钱。2008年的秋季，一个河南人找到了他在二级路上的木匠铺，说，部队上需要几百张木头床，问管玉有没有这个能力？广玉说有。那人说，你拿出银行卡，我看看你上面有超过5万块钱的存款额吗？管玉说，明天给你看。第二天，按照约定，他们在中国银行的营业窗口“验明卡上的存款额”。刚验过那人就不见了。广玉觉着事情不妙，转身去提款机上插卡，卡号已输不进去了……
　　 2009年春，我正参加一个考察团在台湾的日月潭泛舟游览，广玉的电话来了。一接，是广玉一个邻居打来的电话。邻居慌慌张张地说，广义到医院了，现在正在抢救……我连忙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去看个究竟……十几天后，我从台湾返回，妻子哽咽着说，广玉没了，心脏病……五六个本家一家出了5000块钱，安葬了他……
　　 广玉逝世后，我很惧怕回石止老家。我老觉得我对管玉帮助不够，心中对他有一份愧疚，尤其担心他的几个孩子……然而在2011年的春节的时候，我本家侄女儿（广玉妻子）加进了我的微信，与我聊了起来。她提供给我这么几方面的信息：一，她现在已与一个同村的大龄青年结合，他是搞电焊的，收入还行，对孩子们也很好。他们现在一家人都住在临汾。二，石止的陶瓷生意衰败下来后，村里孳生出了三支建筑工程队和六七十辆吊车、装载机。现在这些生意也不景气了，有七八十户人家在临汾市区做起了各种生意，还成立了一个联谊会。
　　 我问：“冬梅现在干啥？”
　　 我侄女儿先是咯咯地笑起来，笑够了才说：“在临汾兵站路上开饭店呢！”
　　 我说，那好啊。
　　 我侄女儿又咯咯地笑起来。我问笑什么？我侄女说：“不光买饭，还……”我能想象到我侄女儿说这话的时候是满脸的鄙夷。
　　 是的，每次回到故乡看那些人去房空的一座座院子，我的心情都很沉重而复杂。但谁又能否定陶瓷城、二级路曾经起到过的作用呢？它不正像我们吃过的食物，喝过的水，它融化在我们的血液中，曾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充沛的能量，曾滋养了我们的骨骼和肌肉，轻视它和否认它都是不理性的。
　　 冬梅嫂现在已是人老珠黄，但我们记住的永远是那个年轻、泼辣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