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订婚求学嫁进荣家
　　 我的母亲叫王淑贤，于一九二三年腊月十一日在辽宁省桓仁县干沟子村出生。母亲幼年时家贫，我姥爷三十岁时得瘟病去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买不起棺材，只好用板柜盛殓尸体下葬。姥爷去世后，姥娘带着我母亲艰难度日，后来被我母亲唯一的姐姐接到一起生活。我大姨王淑清与沙尖子街的刘维和结为夫妻，刘维和常年经营刘记客栈（饭旅店），生意很好，家境宽裕。母亲在大姨夫资助下在沙尖子学校继续读高小。
　　 母亲学习勤奋，成绩优良，品貌双全，赢得全校老师交口称赞。母亲读书成痴，很想通过自己努力，将来上中学、大学。可是念书要花很多钱，虽然姐夫姐姐对自己很好，也不能总让姐夫供养啊？怎样才能完成学业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
　　 一九四零年前后的东北，是伪满洲国中期，我祖父荣福祥在桓仁县莲沼书院毕业后，在横道川小学当了二年校长，因参加抗日救国会被抓进监狱，关了一个月后释放，成了一名监视居住的政治犯。祖父家境小康，在县里城墙根盖了三间瓦房，人称荣家瓦房。祖父先后娶了三房妻室，第一任妻子于氏生了伯父荣尚纯，尚纯五岁时于氏病故；第二任妻子刘景秀生了三子一女，分别叫尚古、尚品、尚朴、雅琴。我父亲荣尚古在弟兄里排行老二，在叔兄弟间排行老九。父亲十岁时祖母刘景秀也因病死去，祖父又娶了最后一个妻子王静仪，王静仪终身未育。四零年时祖父在日本人把持下的县公署教育科工作，这时伯父初中毕业已经工作，在乡下小学当教师，十七岁的父亲在国高读书，三叔、四叔读小学，姑姑还未上学。
　　 祖父身背“思想犯”包袱，整天惕惕怵怵，唯恐获罪。见时局动荡，儿子虽然在读也已成年，便想为他完婚。祖父利用职务之便，给全县各级学校发去信函，广泛为儿子征婚。沙尖子学校尤展鸿校长是祖父同学，又同因救国会事件被抓，是同监舍的狱友，接到祖父信件十分重视，便把我母亲具体情况通过信件向祖父详细介绍了一下。祖父接到回信十分高兴，选了一个日子，带上伯父，租了两匹马（当时不通客车），赶了一百多里山路，从城里来到沙尖子替我父亲相看。
　　 尤校长以谈话名义把母亲叫到办公室，与母亲拉了一阵家常。母亲感到很奇怪：校长今天是怎么了，竟问一些与学习不着边际的话？旁边还有两个穿制服的人眼神怪怪地盯着自己看？
　　 母亲走了以后，祖父向尤展鸿打听了一些情况，尤展鸿把母亲写的大楷拿给祖父看，祖父很满意。尤展鸿特别提到母亲家境贫寒，现在由姐夫供养读书，恐怕与荣家门户不对。祖父手捻髭须笑道：“敝人为犬子择婚，主要看女方品貌才学，其他皆为次要。我看王淑贤性格稳重和平，相貌端庄，学业优良，身体健康，十分中意。以后情况如何，还要仰仗老同学多多帮忙。”尤展鸿欣然拍板：“乃然（祖父字乃然）兄，能与贵公子联姻，是王淑贤天大的喜事，我想这事十有八九能成。您就听我的好消息吧。”
　　 祖父起身要走，尤展鸿哪里肯放，留祖父在学校吃过午饭，谈了些时局话题，酒逢患难至交，情到极致，彼此下泪，都有些熏熏然。
　　 送走荣家父子，尤展鸿马不停蹄，当晚来到刘维和家提亲。我母亲这才明白今天在办公室见到的原来是荣家来相亲的人。尤展鸿把荣家详细情况介绍了一下，姥姥与大姨、大姨夫都很满意，但就是觉得荣家门槛太高，有些攀比不上。尤展鸿把荣家征婚经过及对此事的态度说了，这才打消了大家疑虑。母亲见大家都同意，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荣家供自己念书，书没念完不能结婚。否则就拉倒。
　　 在尤展鸿的撺掇下，两家交换了照片，彼此都很中意。荣家答应了条件：秋天开学后，把母亲接到城里一起生活，让她到补习班（女子初中，二年制，是当时县内最高教育机构）继续上学。
　　 暑假快结束时，大姨夫租了一辆马车，送姥姥和母亲到城里荣家。荣家瓦房灯火辉煌，隆重地接待了姥姥和母亲，母亲与父亲在提亲三个月后第一次见面。祖父特地把住在城内的两位姐姐请到家里一起聚餐。祖父给姥姥一个红包，内有五十元钱（满洲国发行纸币，一元纸币相当一元大洋），算作彩礼钱。简单的订婚仪式后，母亲以父亲未婚妻身份在荣家住了下来，父亲比母亲小一岁，彼此婚前以姐弟相称。
　　 秋天开学后，父亲继续读国高，母亲也到新开办的女子补习班上学。父亲相貌英俊，身材高大帅气，能书善画，在国高芸芸学子中是公认的才子加美男。母亲学习优渥，性格温良恭俭，很快赢得赞誉，很多在补习班学习的县内名门闺秀都主动与她结识。
　　 八月二十七是祀孔日，补习班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校长宣读长篇祭文，母亲和另一名同学担任陪祭。祖父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
　　 期末考试时，父亲、母亲、姑姑（刚上小学）在各自学校同时获得第一名，祖父乐得胡子一翘一翘的。
　　 转过年，祖父向母亲提出要求：在年内与父亲完婚。
　　 母亲吃了一惊：“爹，补习班还有一年才毕业，你不打算供我了？”
　　 祖父有些尴尬，支吾着说：“淑贤，你愿意读书是好事，说明你有大志向。可是目前县内，女子补习班已经是最高教育，你结婚后可继续上学，一直念到毕业。至于以后么，我想现在兵荒马乱，外面总打仗，很不消停，你要到大城市念书，家里怎能放心？再说以你目前文化水平，将来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已够用。你与尚古结了婚我也就了了一件心事。”
　　 母亲听了祖父的话，虽然很不开心，但也无奈，只好说：“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得回去问问我妈。”
　　 母亲当即回到沙尖子，把荣家要求结婚的事和姥姥说了。哪知姥姥、大姨听了十分赞成，一百个同意。母亲在大家劝说下，最终放弃了继续上大学深造的念头，回到荣家一边读书一边筹备婚事。
　　 一九四一年是闰月年，荣家把婚礼定在后六月十六日。由于伯父结婚时日本人刚占领桓仁，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老百姓整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过日子，谁家办喜事也不敢声张，都怕惹火烧身。这二年日本人为了长期巩固统治，搞起了绥靖政策，不再大肆杀人，开办了国高、补习班等学校，教授日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曾经风声鹤唳的桓仁暂时出现了缓和气象。祖父决定隆重举办一场婚礼。
　　 六月十五日，荣家城里、乡下各路亲友陆续到齐，下午沙尖子送亲马车来到，在荣家用过晚饭，娘家客要打下处，被安排到顺风客栈休息。
　　 十六日是正日，一大早，父亲在一帮姑舅兄弟簇拥下，骑着高头红马带着花轿来客栈迎亲。母亲在大姨和伴娘（母亲补习班同学）帮助下，早就装扮整齐，出门上轿。父亲骑马在前，伴郎梁明惠（父亲结义弟兄、国高同学）执辔，花轿两边几十名补习班学生和老师加入送亲队伍，尤展鸿也在其中。
　　 接亲队伍来到瓦房，大门外乐棚里鼓乐齐奏，响起了一阵鞭炮声。父亲下马，来到轿前接母亲下轿。父亲穿着黑卡奇西服、扎红领结、戴着金丝眼镜和黑礼帽、脚上穿着黑皮鞋、胸前别着一朵红绸花；母亲身披一袭白婚纱、里面掩映着紫红色的旗袍、头戴一顶花冠、戴着金丝眼镜、脚上穿着半高跟皮鞋。一对新人珠玉生辉，在伴郎、伴娘陪伴下，父亲执母亲手，徐徐向院内走来。
　　 婚礼在院内举行，祖父特地聘请国高校长孙一凡主持婚礼。祖父戴着灰色礼帽、穿着青缎子长袍；祖母王氏穿着紫红色烫绒褂子在正面端坐。尤展鸿、孙一凡靠着祖父坐着。东西两侧分别坐着婆家与娘家客。东面娘家客队伍中有大姨、大姨夫等亲属，还有几十名补习班学生；婆家队伍更加庞大，除二十几名一家子众人和亲戚朋友外，还有父亲国高同班学生前来助阵。
　　 孙一凡宣布婚礼开始，随着仪式进行，男女学生呼喊热闹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接着尤展鸿以媒人身份讲话，刘维和代表娘家人发言，祖父最后一个讲话，讲话后宴席开始。
　　 荣家婚礼形式上既传统又有更新；女方校长为媒，男方校长主婚，实属罕见；祖父破财要面子，婚宴办得丰盛讲究，更被传为美谈。荣家婚礼在县城迅速成为轰动性新闻。
　　
　　 二 、时局混乱丈夫出走
　　 婚后，母亲每天照常到补习班上二年级，父亲也到国高上学，两人互亲互敬十分相得，很快母亲有了身孕，第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下我哥哥殿乙。我哥哥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极其俊美，深得全家人疼爱。祖父找人算命，说哥哥是庙会时从庙上偷跑的童子，祖父担心他命不长，在庙上为他捐了替身。
　　 这时祖父因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县公署工作，辞职还家。后来带领全家人在六道河子对岸的荒沟老家盖了两间草房，作为战乱时避祸之所。至此，荣家人每年都在城里和乡下两头居住。在乡下住时，在祖父侄子帮助下，常年耕种着十四亩祖上分得的土地，每年也可以满足自家需要。
　　 父亲国高毕业，先后在拐磨子和六道河子乡当小学教师，后来又考上了安东（丹东）警察学校。母亲补习班毕业后，因时局太乱，没有出去工作，在家做家务、照顾孩子。原来一心向学的她现在已不再奢望上大学了。
　　 在那个日本人疯狂侵掠、伪满洲国危如累卵、整天对日本天皇歌颂万岁顶礼膜拜的黑暗岁月里，母亲和荣家的生活会保持住平静么，以后会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占东北十四年的日军撤退，满洲国皇帝溥仪同时下台。桓仁进入了八路军与国民党部队争夺地盘的拉锯战时期。一九四六年春天，八路军占领县城，建立了临时政权维持治安。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国民党飞机天天来撒传单，说要攻城，要老百姓做好逃离准备。把人们搞得慌慌张张，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满洲国倒闭后，安东警校黄了，父亲回家无事可做，去弯龙背舅舅家捉鱼。三叔在普乐普岳父家种棉花。家里剩下老的老小的小，母亲和三婶都怀孕在身，这要是飞机来了扔下炸弹可怎么办？
　　 荒沟的草房被亲戚占用，急切之下倒不出来，祖父到荒沟门石场大院找本家堂哥求助。大院本来有很多房间，但都已租给外地来干活的石匠，实在没有多余房屋，只剩下一间长时间不住人的打更房。
　　 祖父雇车把两个大肚子儿媳妇送到石场大院，在又小又黑的打更房里住下，留下米和油盐，菜和柴到大院拿。祖父祖母带着殿乙和上学的四叔、姑姑留在城里。
　　 五月初八下午，母亲腹痛加剧，太阳卡山时临盆。三婶把住在同一大院里的寡妇亲戚胡小脚找来，帮助母亲把孩子生下——这个孩子就是我。
　　 母亲说，我刚出生时没有气，胡小脚把我倒提起来，在背上拍了一巴掌，这才叫出声来，刚出生的我全身红囊囊的，像条虫子。母亲月子里很苦，成天吃三婶从地里采回来的苋子菜。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能吃饱饭已经不容易，根本谈不上营养。好在荒沟的几户本家送来十几个鸡蛋，几天后家里得到消息，带来二十斤小米、十个鸡蛋，才算做了回月子。
　　 三婶也快生了，两个女人同时坐月子无法照顾，祖父又雇车把三婶接回城里家中，同时把从沙尖子闻讯赶来的姥姥留在大院照顾母亲。
　　 一天，姥姥在大院后边的大泡子边洗衸子，发现上面有蛆在爬，回到小房查看，见我大腿根生了很多蛆，叫一声：“不好，淑贤，孩子生蛆了。”说完和母亲一起把我腿上的蛆擦干净，去灶坑抓了一把灰涂在上面。姥姥开玩笑说：“这孩子刚生下来就招蛆，小名就叫蛆渣子。”母亲说：“好，就叫蛆渣子。”从此，来到人间的我就荣幸地获得了一个好听的乳名。
　　 母亲满月后被接回城里居住（吵嚷了多日的始终仗没打起来），父亲从弯龙背回来，竟然不知道妻子已生下了孩子。
　　 后来八路军战略退却，国民党十九军占领县城并开始扩军。祖父怕儿子被招去当兵，托人在警察局给他谋了一个文书职务。
　　 四七年三月，走了半年多的八路军重新攻城，战斗异常激烈。凌晨八路军攻进城内，十九军狼狈退却，溃退时大声呼喊：“八路军要屠城了，快跑啊！”很多在伪政府机关工作过的人员及警察，还有不明真相的老百姓都跟着跑。
　　 当晚半夜时，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只榴弹炮击中了荣家瓦房西侧的书房，大火立即焚烧起来，很快蔓延到正房。荣家人从屋内跑出，捡了一条性命，却眼睁睁看着常年居住的家园被烈火吞噬。祖父捶胸跌足号啕痛哭：“房子，我住了多年的房子！”
　　 失去了房子，荣家搬到了乡下草房居住，父亲跟从十九军跑了，一直没有音信，母亲和祖父整天放心不下。
　　 二月二那天半夜时分，父亲匆匆回到家里，说自己目前还在部队里，但没有参军。祖父讲了八路军的宽大政策，让他回来。可是父亲对国民党反宣传中毒太深，怕自己当过警察被问罪，不肯回来。见十一个月大的我在睡梦中，轻轻拍了拍我的屁股，对母亲说：“淑贤，以后孩子就靠你了。”说完便往外走。我这时突然醒来，哇哇大哭起来。我的哭声引出了全家的泪水，一家人在啜泣中忍痛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