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这个可怜的男人，在文学世界里挣扎得太辛苦了，完全没有了在军政界那种万人瞩目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人”的风度。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870——1953。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以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无论这种认真是出于哪一种目的。我们也没有必象如果这两位作家真的回国会有什么样的情形等着他们。
　　 斯大林的文学情怀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并不像国内某些学者所谓斯大林是一个被判了文学死刑同时也判处文学以死刑的人。应该看到，由于他的另一种身份，他的文学情怀遭到了扭曲，他的文学良知与文学人格也丧失殆尽并进而使文学蒙难缪斯蒙羞。这不能不认为是斯大林的人生悲剧和俄罗斯的悲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极权专政的状态之下，俄罗斯的文学仍然发育得让世人吃惊。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他对文学的论述，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无法达到马恩的高度，超过列宁同志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二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4年（1893年─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但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虽然他从未指望过得到诗坛的承认，却在初出茅庐之时即得到普遍的认可。格鲁吉亚的许多刊物一度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格鲁吉亚的青年诗人提供版面，他的诗句在读者中争相传诵。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1837─1907）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是无庸置疑的，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70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不难猜出，这道命令来自何人。就这样，根据领袖斯大林的旨意，诗人斯大林未能成为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
　　 当然，如果斯大林获得了斯大林奖金，那么，这种游戏便实在太低级了。这种幼稚甚至显得可笑的游戏显然是斯大林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的高贵。高贵与高尚是大不相同的。高贵是一种更能切入人的心灵与灵魂的品质，高尚则只是这种品质的简单而没有血肉的道德描述。事实上，高尚也不足以描述高贵的全部。这里让我们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青年斯大林改变志向投身革命并在之后始终闭口不言“当年事”？柯秋科夫这样解释：“19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做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①
　　 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来自斯大林本人关于告别诗坛的解释。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诗歌的经历。但是，在我们看来，贵为泱泱大国领袖的斯大林一生太过辉煌，要记述的实在太多太多，这样的诗歌经历与斯大林的政治经历相比确实不值一提，如果与像叶赛宁、蒲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相比，更不值一提，如果再抬出更早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这点诗歌成绩简直不值一哂。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正因为他看到了诗歌的高贵而放弃了诗歌。当然，无法理解的是，当他的政治理想终于获得实现，为什么又对诗人举起了屠刀？
　　 可能，在斯大林的心中，他不愿让诗歌撼到他的政治，绝不容许！或者，这个时候的斯大林，早已经认识到作为政治家与军事领袖，是不需要诗歌的。诗歌只能让政治与军事变得软弱无力，而政治与军事都需要暴力的支撑。在斯大林看来，也许，在执掌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之后，从意识形态上看，对诗歌的贵族气与布尔乔亚气质，必须认真地矫正。
　　 而另一方面，要斯大林认输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有榜样在前，斯大林肯定要像他的前辈如马恩与列宁那样对文学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指点与评论。斯大林既不肯轻易地在前辈们面前认输，也同样不愿意在诗人与评论家面前认输。
　　 客观上说，斯大林的语言学与文学造诣显然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譬如说语言学方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的修为达到了一个语言学家的高度。在与巴赫金较量时，我们是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的。
　　 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赫金与斯大林扭结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加强对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统治，这种集权思潮波及到论述宗教、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参与A•A•梅耶组织的“复活小组”受到牵连，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后于1936年刑满释放。这件事似乎与斯大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巴赫金在50年代斯大林语言论问世之后，曾被要求在公众场合发表他对斯大林语言论的看法。而50年代，是巴赫金话语类型论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众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统治苏维埃语言学达二十年之久（1930年—1950年）的“马尔学派”神话，因《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论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破灭。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这种反响在斯大林去世后，仍然持续。这之前，任职于摩尔多瓦师范大学的巴赫金因公务需要，被要求提交关于论述《在I•V•斯大林论述的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这一学说基础上的对话性话语的问题》的报告，50年代初，巴赫金余兴未了，又撰写了《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的正文和相关的笔记存稿中，有巴赫金对斯大林论文中的有关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时还选取了论述斯大林论文的其他论文中的间接引用部分。有了这样的前提，巴赫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的。
　　 从这一点看，至少斯大林在语言学上的论述是与巴赫金有着某种“同声期”的。②
　　 当然，就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因为，在《巴赫金著作全集》出版之时，编者们出于对死者遗愿的尊重，将其中的“低级、庸俗”和“个人崇拜的痕迹”删除了。但是，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删除，毕竟，巴赫金的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即使删除了某些痕迹，仍然还零星地分布着斯大林论文里的东西。
　　 《言语体裁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结构上采取了对年轻的语言学者提出的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的一问一答的形式。这里面的第三问是：“语言的固有特征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没有脱离索绪尔的结构框架。虽然他没有使用索绪尔的术语，但回答的基本结构是前半部分是共时论，后半部分为通时论。
　　 巴赫金与斯大林的对立主要见于巴赫金在准备《言语体裁问题》时写的笔记《预备资料》中。这里面直接指出了“斯大林关于语言的思考方法是把语言作为体系（语言本身就是规范体系）考察的思考方法”，而巴赫金则关心“语言交际”的过程。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对立，在巴赫金并不是一种突然的选择，这种对立、对比，是巴赫金小组20年代后期彻底考虑后的立场。
　　 应该看到，巴赫金毫不隐瞒地表明是以斯大林语言论作为前提的。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这样看：巴赫金承袭了斯大林（索绪尔）的立场，没有改变语言体系结构的基本方向。但是，在语言体系结构的尝试方面，巴赫金采取了与斯大林对立的态度，一直坚持自己补充完整的“言语——对话论”。但应该看到，巴赫金这部没有最终完成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其对话对手并不是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
　　 在对待巴赫金的问题上，斯大林所采取的立场与态度都是相当不错的，斯大林在这里显得相当儒雅，有一种学者气派。这可能是因为巴赫金仅仅作为一个学者出现，在深层问题上，不可能像作家与诗人一样可以撼动着根基性或意识形态的东西。然而，除了学术立场以外，巴赫金对斯大林基本上是全面否定的。
　　 这显然是与斯大林对文学的摧残紧密相关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左琴科。
　　 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曾有一篇《列宁和哨兵》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然而就是这篇文章给左琴科带来了麻烦。左琴科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最初他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但左琴科担心捷尔任斯基认为是影射他，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斯大林便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事隔多年，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日丹诺夫的这篇报告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③
　　 我们知道，就是这位日丹诺夫，后来掌控了全苏的意识形态。
　　 但另一角度看这则材料，未尝不表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关注甚深。
　　 成了领袖以后的斯大林，诗才方面肯定日渐枯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仍然无法忘情于诗歌，甚到不惜以一种斗法的手段与真正的诗人们进行过一次暗中交手。但是，这次交手，既不是太光彩，其行为也再不像年轻诗人斯大林的诗那么为人所追捧了。
　　 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这位“朋友”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干得很出色，他操持着一个大国，对所有人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诗歌的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