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强行攫取这个权柄也很简单。在历史上，秦始皇时代、希特勒时代以及“文革”时代都采取过同样简单而又有效的手段。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一次否决权。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冒着失去生存的权利的危险。这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个帕斯捷尔纳克大相径庭，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确实令人感奋。
　　 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的国度里宣判了斯大林的死刑，而斯大林却有权在现实的国度里宣判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及其诗歌的死刑。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苏维埃制度。于是全苏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但幸运的是，其时已经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被愚弄了的苏维埃公民愤怒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要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但诗人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从此，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③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他的第一本自传《安全证书》中找到一些答案呢？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局限于年轻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艺术中。在他与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中，他一方面强调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影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与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小团体决裂的必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整个30年代不断地被印售，虽然文化部门对他作品中的“个人倾向”、“形式主义”和“自我纵容”越来越不满。1934年，斯大林为加强中央政府同艺术家的联系，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宣布了官方的美学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协会要求作家接近社会，根据党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描绘苏维埃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顺从此原则，1937年他移居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居住地，这是他与莫斯科现代艺术相脱离的象征。
　　 而这在当时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是对马雅可夫斯基采取这样的态度也都是非常危险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特别喜欢的诗人。斯大林曾经这样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托洛斯基所钟爱的诗人。
　　 当然，应该看到，无论左琴科多么伟大，但他与斯大林的交锋，其层面与意义都不甚巨大，他无法与在诗国里判处斯大林死刑的帕斯捷尔纳克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帕斯捷尔纳克毕其一生极力靠拢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生活中却对当局逆来顺受；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当局的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也即是在1960年5月30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另一个作家，但却从反面体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扼杀。
　　 这个人就是康•米•西蒙诺夫。他是苏联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生于1915年11月28日，卒于1979年8月28日。1938年他在高尔基文学院毕业后投身文学创作，成名作是头一个剧本《我城一少年》。后来，他又创作了表现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俄罗斯人》。1943—1944年西蒙诺夫完成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此外，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50年代后西蒙诺夫致力于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代表作为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第一部《生者与死者》，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后的夏天》）。西蒙诺夫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批新人。他从一个工人成长为苏联著名的作家，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他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出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主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都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
　　 西蒙诺夫在当时苏联文坛真可谓红极一时。这样一个才华全面的作家可惜就这样成了政治的侏儒。他太善于揣摩斯大林的心理了，他用作品完美地图解了斯大林的政策。他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组织作家围攻佐琴科，充当了文坛的打手。斯大林死后，他还写了《我们的责任》，说要完成斯大林的遗愿。赫鲁晓夫看后大怒，把他撤职了。
　　 西蒙诺夫的作品，其实正是米兰•昆德拉所讲的那种“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它们不可能以一种思考式的探询作为它的质地。“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之论见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如果我们要诠释西蒙诺夫的作品，完全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来表示，那就是，它所要展现的，不可能是善与恶之间的人性的较量，而是一些善与最善之间的小把戏。这就是苏联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如果不遵从这样的艺术原则，谁就将是斯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的敌人。这样的敌人，到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大体上有：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
　　 西蒙诺夫不在其列，于是，西蒙诺夫的文学便是一种死的文学，它们喻示了斯大林时代的真正的小说之死或文学之死。而这种死，又是那么残酷！这种残酷是在审查、禁止、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实现的。从品质上讲，这样的作品是以一种死的形态出现的。因为，优秀的作品，其存在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是“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④。西蒙诺夫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包括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很多作品，其文学品质都是极其低劣的。就遑论名气与文学地位低于这两位的那些作家了。
　　 一个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这种状态下体制下的文学，便始终无法达到文学精神的高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蒙诺夫的全部文学价值，可能只存在于他最后那部回忆录——《知情者的见证》（也译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作为一个作家，西蒙诺夫有着善于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和勤于笔记的习惯，这部回忆录的主要部分都是出于他当时所做的详细笔记，这保证了资料的翔实性，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非常生动，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书中也写到了他对斯大林的文学感觉：斯大林读过很多当代苏联文学作品，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从1946年开始，他有机会多次与斯大林接触，主要是参加政治局讨论授与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他感觉到斯大林有时是态度温和、通情达理的，有时又极其严厉、独断专行。
　　 斯大林的这种文学情结的形成，也许与俄罗斯作家们的政治态度极为相关。
　　 很多作家是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不与其合作的。这些作家大多在十月革命前就成名了，而且都是些大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国外。1922年托洛斯基下令把包括一些作家在内的学者约1000人用船遣送出国，这条船被称为“哲学家之船”。这些人中，库普林、吉比乌斯、台菲等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重要作家布宁则于1920年红军快到敖德萨时与白军逃到国外了。
　　 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并不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后，他们大多数留了下来。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人。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日丹诺夫骂为“婊子”，受尽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为写《日瓦戈医生》饱受打击与迫害。布尔加可夫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1940年不到50岁就死去，很多作品当时未得发表，大部分作品是在1987年以后重见天日的。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心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表示拥护。这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但并不受政权的重视，也没受到重大打击。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等。
　　 与斯大林走得非常近的作家大多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在苏联文坛出尽了风头。如法捷耶夫，他是苏联作协负责人；前面提到的西蒙诺夫多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考涅楚克，他是话剧《前线》的作者，还担任过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除了上文提及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外，我们再看一看索尔仁尼琴吧。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服过兵役、受过嘉奖。卫国战争入伍，两次获得勋章，大尉军衔。他经常在与挚友的通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信被克格勃检查发现有对斯大林不敬之词，在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被抓了起来，在狱中关了8年。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再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20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扳了一次手腕，在作家当中，肖洛霍夫比较幸运，就像那年他去打猎时，竟然在打到一只野鸡的时候也打下了一个诺贝尔奖一样。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万百人横尸遍野。斯大林政府却“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2.6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5.5万人受审，2110人被枪决”。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⑤
　　 然而这位在政治上“无知”的作家，显然命运好过了其他作家。斯大林就这样放过了他，这倒是令人费解的。
　　
　　 ①《诗人斯大林》：郑体武《译文》2002年第二期
　　 ②《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日）北冈诚司著，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③《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迫害引出斯大林接班人之争》：龙飞《天津日报》2004年4月19日
　　 ④《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⑤《古怪一族》：陈世旭《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