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间砖混瓦房，堂屋凌乱地放着案板、桌子，萝卜白菜之类，两头两间卧室，东头一间住着嫂子，房间有一台电视，夜里两人看完电视，二哥回到他住的西头。西头放满杂物，一张小床，一条被子，上面搭一个半截小褥子，枕头黑乎乎的。窗子用简易的布帘挂着，似乎抵挡不住四面吹来的寒气。房子在大路边，相比周围的平房和小楼房，明显寒酸许多。我们进到东间，冷得瑟瑟发抖。在床边坐了一小会儿，我说：“我们坐到院子里说话吧。”正午时分，院子里的阳光还很温暖。我坐在小凳上，掀起二哥的衣服，看他里面穿的什么。最里层贴身套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制服，制服外面是一件粗线毛衣，毛衣外面套着一件中山装。二哥两手袖在袖筒里，似乎有清鼻涕时刻准备流下来。我和妹妹连声“啧、啧”，一边问：“前年给你的棉大衣呢，怎么不穿？”这边嫂子搭腔说：“他可细发啦，他舍不得穿。”我说：“还有啥舍不得的，赶紧穿吧，天都这么冷了！”二哥脚上穿着一双皮鞋，看不出是单的还是棉的，显然是拾掇别人的。一问，嫂子说：“那是小波的皮鞋。”小波，嫂子的儿子，二哥的养子。我和妹妹就有点后悔，早上来时，门市上还没有开门，没有来得及给他买一双棉鞋。二哥脚是39码的，男鞋里最小的号，我记得。
　　 二哥的日子过成这样，似乎一点也不意外。两年前的清明节，我和哥哥、妹妹陪父亲回老家上坟。去时我以为，二哥说不定已经把坟都上了，像以往那样。我们只不过是去转转，见见二哥，带他散散心。谁知一到二哥家，一看二哥憨憨的，也不知道迎接我们。一问，原来他得了脑血栓，住了一个月医院，现在刚回来不久。那天下着小雨，我们说了一会话，但院子里精湿，脚地也是湿湿的，坐没处坐，站没处站。几个小板凳，冷森森的。嫂子诉说二哥的病，诉说日子的艰难，诉说她女儿得病死了，她90岁的老母无人照顾等等，把人说的心情和天气一样凉。二哥成这样了，坟自然是没有上的，幸好我还准备有白纸、鞭炮一应上坟的东西，就带上二哥去上了坟。那次我带了五百块钱，原本想给二哥的，但现在他俩都成这个样了，一番斟酌后，我给了二哥200元，给了嫂子300元。那天去时，我还给二哥带了几本杂志，想让他闲暇时看看书解解闷。但到地方一看，那环境，看什么书啊，能活下去都不易了。
　　 二哥至此失去劳动能力，他靠什么生活呢？我都不敢仔细过问。每次去，只是给他留点钱而己。
　　 我又想起10多年前，我第一次和父亲回老家上坟的情景。那是清明节的前一天，一踏上老家的土地，我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了出来。
　　 带我们去上坟的就是二哥。他显得很木讷，像我们常见的农村人一样，轻易不开口说一句话。他和我父亲，叔侄相见，应该有许多话要说的，但他们说了两句农事之后，便沉默起来。说到大姑去世，二哥的眼圈红了一下，伸手去抓绳上的毛巾。但他也只是眼圈红了一下而已。
　　 上坟回来，二哥一句无心的话，引我流出无数的泪，并且我一想起就泪流满面。
　　 他说，他八岁就开始上坟。先是跟上母亲去上坟，后来母亲去世，他就一个人去。我们来的头一天，二哥已经把坟上了。家乡风俗，坟不能上二次。因此我们只是在坟上烧了些冥钱。
　　 回来后，我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嚎啕大哭。我知道，这只是我一个人的忧伤，别人甚至我的兄妹都不一定有这种情绪，只有我认识到这种痛苦，也才有这种情绪。
　　 一个小孩子，八、九岁，每年清明时节，跟在母亲后面，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的是纸，去给他的爷爷奶奶叔叔们烧纸，那心情是怎样的呢？
　　 临走时，我给二哥留了50元钱，我后悔去时没有带那么多。二哥撕掳着，不接，我强塞进他的口袋，一面还怕两人相让，再把钱弄丢了。我心里对二哥充满着无尽的感情，我想二哥其实是在替我们大家垫底、替我们大家尽孝呢。每年清明，路远山高，我们虽然去不了，但心想，有二哥呢，二哥就去上坟了。一想到有二哥在，心里就踏实了。否则，我们能心安吗？
　　
　　   二
　　 二哥是我大伯的小儿子，住在老家杜关镇民湾村。他一生没有离开过出生地——祖居之地。而我父亲17岁就外出学木匠，逃来逃去，最后落户在县城附近。因此我们和二哥之间相距60多里。年轻的时候，各自奔忙讨生活，来往不多。2005年以后，我多次陪父亲回老家上坟，和二哥的接触才多了起来。他早年的生活，我无从知道。就连我父亲，对他侄子的事，也所知甚少。那些年，过年过节，作为晚辈的二哥，都踽踽来看我父母。或者我们家有什么事了，他都来。而我们去看他，就很少了。
　　 年少轻狂的我，最初对二哥是很看不起的，我嫌他木讷，老实，说话半天启动不开嘴唇。就是我父亲，也经常念叨：“继忠小时候统机灵着哩，现在咋变成这了？不说话真让人着急。”二哥名叫继忠，我父亲还说，小时候院子住着抗日队伍，一个连长很喜欢二哥，说：“这小家伙，将来长大了，就过上幸福生活了。不像我们一辈子在战乱中度过。”长大后的二哥过上幸福生活了吗？
　　 直到去年8月，我母亲去世三周年，二哥前来吊唁。这次，我们留他住了一宿。趁这个机会，我和老公给他作了一个口述实录，才对他的过往有一点了解。给二哥做口述实录非常艰难，往往是你追问几句，他才回答一句。但当我把他说的话，连贯起来后，却感到很惊奇。原来二哥不但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还记忆力惊人，人物事件具体到年月日时，并且对自己的遭遇有清醒的认识。
　　 二哥生于1944年农历11月，比我大18岁，又比我父亲小了13岁。相比起来，他们更接近一代人。我大伯是杜关镇民国最后一任镇长。1947年国共“拉锯”的时候，他带着还乡团回来报“杀父之仇”，以后被镇压。但二哥对他父亲的印象很模糊。他只记得，五岁时在紫石岭，父亲拉住他的手看了又看，最后交待他母亲说：“把两个娃子照看好。”他要向西逃了。两个娃子，指二哥和他的兄长我叫他大哥。再次见到父亲，是1957年冬天。父亲被从天水抓回，他去探监。父亲临终前给他留了一张名信片，上面写道：“你是新时代的青年，要用艰苦的劳动来赎你先一代的罪恶，做一个‘犁牛之子骍且角’者”。他说父亲是1958年春天被枪毙的，“没有吃上新麦”。从公审布告上，他记住了父亲逃亡在外的情景，多次化名，但一直没有改姓。当过竹匠，最后当到一家医院的副院长。因为思念两个儿子，自动落网。
　　 土改时，二哥母子回到村子，住在一孔烂窑洞里，他断断续续上了两年学。10岁就去给人家放牛，一年挣二斗玉米。因为家里养活不了，分的土地是最差的，不长庄稼。“还经常遭地邻欺侮，人家把地堰都给你攻没了，你也不敢说啥。”在村里，邻居的小孩都学着大人样，追着撵着骂他：“小地主，小恶霸”。爷爷名字里有个“斋”，那些小孩就骂他“萝卜栽子”，吓得他轻易不敢出门。后来他母亲改嫁给本村一户贫农，二哥才又上了两年学。在学校里，他品学兼优，成绩是班级第一名，很受老师器重，还被选为少先队大队长，肩上三道杠，六一儿童节还在主席台上就坐。那是他人生唯一一抹亮色，他至今还保存着初小毕业证书和少先队袖章。然而1958年，他考上高小那一年，他的厄运降临了，“泰山压顶了。”第一天县城中学召开现场会，开除他的哥哥；第二天学校辅导员开会回来他所在的学校就捏造罪名开除了他。不说因为成份不好、父亲有问题，而是说他本人有问题，把别人说的顺口溜按在他头上：“毛主席真是好，一天滚水管个饱，蒋介石真是坏，早上糁子下午菜”。他的哥哥，在县城中学成绩也在前三名，也很聪明。但人家说他在鸣放中口出狂言，说“我要是有孙悟空的本领，就要大闹天宫”。那时提倡大鸣大放，谁说了啥，学校都有人给你记着。但他哥哥没有说过这话，是人家硬给他按的罪名。意思就是不让你上学，就是寻个理由开除你。学校辅导员还骂他是“社会渣滓”。和二哥同桌的那位同学，多年以后当上我们县的县委副书记；坐在他后排的一名同学，大学毕业后成为工程师。说起二哥，他们都感叹：“你真是屈材了，要不是阶级成份，你肯定比我们都强。”多年以后，二哥碰见当年的辅导员，问他：“你当时说我是社会渣滓，我做什么坏事了是社会渣滓？”那人脸通红，半天答不上来。二哥又说：“你跳得太高了，尾巴撅得太高了，你害了一代人，你知道不知道？”叙述中，二哥多次说：“村里对咱这一家人最残酷了，最残酷了，刻薄得很。”
　　 接连的打击，让他欲哭无泪。被开除时，哥哥16弟弟14岁不到，兄弟俩相继回到村里当社员。在生产队干活，脏活累活都是他们的。有人还讽刺说：“教书好，你怎么不去教书呢？”在地里干活，别人可以随便说话，相互开个玩笑什么的。但他们不能讲，如果讲了，立刻有人就会说：“你地主过去欺侮人，现在还欺侮人？”并且谁都可以熊他们，那些二流子逛蛋都可以日骂他们。
　　 一次义马煤矿招工，二哥去报名。训练了半个月，都准备走时，大队有人说：“他不能去，他是地主子弟，反革命家属，不能当工人。”这条路就被堵死了。
　　 大哥比二哥大3岁，受的苦更多。相邻生产队队长看上大哥是个“材料”，想让他到他们队当会计。大哥说：“大叔，谢谢你看得起我。但我不能当会计，我要当会计，有人就会寻眼子。前次生产队出工，让我管伙，有人就诬蔑说，我用泔水桶担水让人吃。让我去你们村住家吧。”这老汉就收留了二哥一家，他们搬到邻村去住。虽然还是一个大队，但情况还是好多了。
　　 春去秋来，转眼兄弟俩都长成大小伙子了。尽管相貌周正，品格端方，但因为成份，附近没有哪个姑娘敢嫁给他们。眼看在家里没有出路，大哥在23岁那年招到灵宝做了上门女婿。剩下二哥和母亲相依为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上面颁布了“公安六条”。二哥说，公安六条最坏了，规定地方上保长以上，军队里连长以上的“黑五类”，家属都不准外迁，一律在当地接受监督。二哥的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常年派做义务工。扫雪，送信，当传令兵，给军属送柴禾等。但母亲是小脚，扫雪要从这村扫到那村，要扫一里多。母亲扫不动，二哥就得替她扫。大队公安心眼很坏，开会时故意让母亲去送通知，黑更半夜，翻山越岭，最远要送到七八里外的村子。母亲跑不动，他就得替母亲送。村里唱戏，给一个地主分子派多少斤柴禾，用于烧水做饭。这事母亲更是干不了，都由他来做。过年时，地主分子还要给军属送几百斤柴禾。他代替母亲履行一个地主分子的义务，经常和一群“黑五类”一起干活。那时还不让“阶级敌人”当炊事员、饲养员，怕他们下毒。生产队所有轻松一点的活，都没有他的份，他只能干最苦最累的活，得最少的报酬。
　　 一直熬到1979年，母亲被摘掉地主分子的帽子，成份也一风吹了。二哥感觉轻松许多，他还当了几年生产队长，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二哥辛勤耕耘承包的土地，养牛喂羊，成了村里第一批致富能人，盖起了五间大瓦房。但村里还有人岐视他，说：“你不要高兴，看着你的帽子摘了，你成了社员成份，实际你还是地主，你是由地主演变成的社员成份。”
　　 二哥生不逢时，没有享受上地主家庭所谓的福，童年时便遭受家破人亡离乱之痛，还有后来可怕的阶级成份压迫。像我们姊妹，前面还有父母顶着，而二哥是直接面对，没有任何遮挡，暴风雨直接就袭击了他。我父亲比他大十几岁，在改朝换代之时已经成年，有了一定的抵抗能力，后来又有我母亲和他同甘苦共患难，共度艰难人生。而二哥呢？他就是一个人独力支撑。解放时，他还是一个孩子，成年后又成不了家，遭受的伤害是最重的。并且后来，家族里所有的人都走了，都离开这个伤痛之地，而二哥却留下来了。每天身后是祖先不安的亡灵，脚下是父辈伤痛的土地，头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前面是无望的路途。他日日得看，得听，得想，他的心灵遭受了怎样的历程，没有人能够清楚。
　　 1995年，我来这里担任了三个月的副镇长，每逢集日，二哥都要跑十多里来到镇上，在我的房间里坐一会儿，也不说话。但他的气色明显的好，好像有一个堂妹当了“官”，心中就有希望一样。然而好景不长，还是由于“历史原因”，我突然被调离。我走时，没有来得及告诉二哥，我不知道他当时有多失望。
　　 很多时候，我们人心是需要希望的。但几十年来，二哥就是面对着没有希望、没有向往的日子，日日是贫困、绝望、枯燥的生活，于是他沉默了，木讷了，不愿说话，不会讲话了。
　　
　　  三
　　 成份被取消时，二哥已错过了婚娶的年龄。不久他母亲就去世了，他独自一个人生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二哥40岁时才成了家。
　　 嫂子任芳是一个小学教师的女儿。她丈夫因病去世，经人介绍，嫁给二哥。这时她已生有三男一女，不可能再给二哥生孩子了。她带着四岁的儿子小波来到二哥家。二哥把小波当亲生儿子对待，辛勤耕耘几亩土地，种烟，养牛，养活一家三口。二哥把小波养活到23岁，为他娶了媳妇，还把自己的房子卖掉，帮助小波在镇上买了一间门面房。后来小波生了个男孩，二哥有了孙子，起名“乐意”。说是若再生一个男孩，乐意就姓他的姓，二哥很高兴。孙子是睡在二哥的脚头长大的，二哥十分疼爱他，也惯得很，有了什么好吃的都留给孙子。乐意后来到城里上学，现在已经考上郑州一所大学，轻易不回来了。小波后来又生了第二个男孩，生活负担逐渐沉重起来。这几年老不在家，忙着做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