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列出一个等式：□＋○＝0，即“方”加“圆”等于零。
　　 这是从古代官场上总结出来的一个定理。方，代表着人的个性，人的才能，一个人，要有一番作为，要干一番事业，必须是方型的，必须棱角分明。方型，是事业的基石，也是构筑国家大厦的基石。古代的封建帝王，在与人逐鹿，争夺天下的时候，需要的是人才，其手下的人，这时都是方型的。但作为帝王，几乎个个是“寡人有疾”，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就是他们喜欢人才，更喜欢奴才。在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人才，一旦取得了政权，他们需要的是奴才。所以，那些为新王朝的建成而立下汗马上功劳的能臣猛将们，面对着取得政权后的歌舞升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磨掉自己的棱角，使自己变得光滑圆润，由方型转变为圆型。一个人一旦经过了由“方”到“圆”的转换，就再也难有什么作为了，他在社会上的存在价值，也就等于零了。
　　 刘邦取得了天下，建立起了大汉王朝，他和他的臣僚们都沉湎于享乐之中，但有一个人却兢兢业业，这个人就是宰相萧何，萧何不仅勤于理政，而且为官清廉，在所有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都得到了重赏重封的情况下，他只选择了一些薄瘠的土地作为自己的私田。萧何做官的名声越来越好，这就遭来了别人的嫉恨，其中就有皇帝刘邦。皇帝的嫉恨，意味着他的灭顶之灾，于是，萧何急忙采取补救措施，他的措施就是把自己的棱角磨平，由方型向圆型转变。他的做法虽然令人匪夷所思，但确实有效管用：他自毁名声，往自己的脑袋上扣屎盆——他指使自己的家人抢占老百姓的田地，一时间弄得民怨沸腾，控告他的信函一封接着一封飞到刘邦的手中，而此时的刘邦乐了，他不但不治萧何的罪，萧何的官位更加牢固了。
　　 与萧何同为汉代开国元勋的韩信，却是官场上的失败者，这是因为他没有完成由方到圆的转变。韩信，与萧何、张良被同称为韩代的三杰，是刘邦翘起拇指称赞的三个首功人物之一，然而，他不懂得做官之术，就是圆通之术，他自恃其才，锋芒太露。
　　 《三国演义》里有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的故事，刘邦与韩信也有过二人“论英雄”。论到带兵打仗的本事，韩信说刘邦能带十万人，而他自己，“多多益善”，那意思是天下人马都归入他的麾下也不为多。刘邦听了这话，心里怎能舒服？他太不懂得打工的与老板的关系了，他一味地向老板讨要工价，该得的，就当之无愧，他最后掉脑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韩信的毛病，就是他太有军事才能了，他的军事才能在天下未定时使刘邦安心，在天下已定时使刘邦不放心。他向刘邦讨来的楚王的位置，不久就被刘邦夺了回去，以后对他的权力一夺再夺，最后只剩下一顶侯爵的空帽子，可刘邦对他还是不放心，因为他的才能本身就是一种威胁：士兵到了他的手里，就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万一他动起歪心思来，那还了得！所以，刘邦最后还是借萧何的手，把他杀了。
　　 除了萧何，还有一个比萧何更会做官的，这就是唐代的郭子仪，司马光说他“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而他做官的诀窍，就是磨光自己，损其方而成其圆。
　　 那个创造了大唐盛世的英明皇帝李隆基，在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绩后，就一头倒在自己的功劳簿上，与自己爱妃杨玉环整天的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最终酿成了安史之乱。这时的郭子仪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力挽狂澜，扭转了大唐王朝一溃千里的败势，成为支撑大唐江山的中流砥柱。以后，他又在平定叛乱，抵御外敌的过程中屡建奇功。难怪傲视天下，唯我独尊的皇帝也不得不感激涕零地说：“我家的江山，是你老郭给的啊！”然而，使郭子仪终善其身的，还是他的圆滑其表，韬光养晦的做官之道。历史大书特书，后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他家的院子大门总是开着的，路过的人，谁都可以向这个显贵人家望上一眼，甚至可以到院子转一转，人们在院子里看到什么？人们看到了声势显赫的郭子仪，短衫褐裤，在为自己的家眷理头梳发，俨然就是一个大宅男。“宅男”，在今天的女人眼里，并不是什么坏的形象，但在过去的爷们儿的眼里，可是一个“废品男人”，世界上有谁会疑虑、嫉妒一个“废品男人”呢？这个形象，连他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了，然而，郭子仪正是要把这个样子展示给各种各样的眼球：这是世人的眼球，这是对世态炎凉，利益得失，充满了敏感神经的眼球，这些眼球有寒冷的，有炽热的，有静止的，有跳动的，不论是寒冷的，炽热的，静止的，跳动的，有时都是伤人的利器！
　　 现在的权力体系，已经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用皇家大幕遮挡和包裹的封建舞台，手中握有各种权力的人，都是国家和社会的公职人员，他们的权力，受到了社会和人民的监督，也得到了法律的保障，他们本应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方方正正地做人，成为国家大厦的方砖和基石，然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仍然是圆型的，也就是说，权力是方的，而一些人却是圆的。使他们变圆的，是利益的碰撞，欲望的抵磨，人际关系的融通，他们成了圆圆的鹅卵石。
　　 方方正正的权力，与圆圆的自我相叠合，我们仍然会看到上面的那个等式：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