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去母亲家，出来时，母亲和我一起下楼。她去买菜，我回家。那天阳光很好，小区的甬道上落满香樟树叶筛下的碎金，空气温香，弥漫着太阳潮湿新鲜的气味，垃圾桶旁堆了许多清理出来的旧物。路过时，我说这个小篮真好，母亲“哦”了一声，漫不经心地道，都是些别人不要的东西。我边走边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嘴里依旧说着，那只小篮真好！母亲一下子就站住了，说，是不是真的喜欢，喜欢我就给你捡着。我忙拉道，别！别！遂挎着母亲走出了大门。
　　 过了几天，我听到钥匙转动锁眼的声音，知道是母亲来了。开门的一瞬，我看见她手里提着那只篮子。母亲说，她给我捡了，用开水烫了，洗洁精反复刷洗，又在太阳下暴晒了几天，可以放心使用了。那一刻，我觉得母亲真好！
　　 篮子很洁净，篾片清爽，密密叠加，有规则地交织穿插在一起。纹路里依旧能闻见鸟鸣洒于竹叶的芬芳，像心底的钻石，闪着隐隐的光。后来，我把这只椭圆形，敞口，有盖的篮子放在铺有荷花桌旗的茶几上，装过满篮子玫红的鲜花，黄绿的水果，装过书籍、眼镜、以及一些杂物。总之，它有了全新的身份，承接着纱帘后每个黎明与日暮时分温暖宁静的色泽，和我一起度着年轮里沉沉的光。
　　 （一）
　　 七月份我回了趟故乡，简净的天空洗浴着每个毛孔，像本我珍藏完好，久未翻动的经书。我的许多亲人都平安地生活在这里，因为幸福，因为富裕，因为辽阔的天空，有厚厚的鸟羽覆盖，而无需太多的惦记。唯有我的舅舅蜷缩在郊区一张肮脏粘腻泛着霉味的床上，没有医保，没有社保，危在旦夕。我无法穿起母亲一颗颗遗落的眼泪和心头的哭声，以及由血脉拧成的丝丝无奈。三十七年后的舅舅干瘪吓人，像一截枯木，随时可能折断。让我想起难民，非洲，木乃伊很多字眼。除了眼睛灵活转动外，其余的都似张薄而脆的纸，刮在风中。
　　 那一声“舅”，穿越三十七年，让我泪雨纷飞。三十七年前的舅舅是体面漂亮的，像茁壮的庄稼，挺拔饱满，大眼睛，双眼皮，白白净净，穿着藏青色呢子中山装，推着辆凤凰自行车来城里接我。腼腆，憨厚、木讷。我的姑妈们喊他大红哥，我还有个小红舅舅，他们是双胞胎。他给我买好吃的，一麻袋一麻袋地买，进门，“哗啦”一声，倒在地下。姥姥家是全村最富裕的人家，满院子清碧的蔬菜，一筐筐白生生的鸡鸭鹅蛋，一垛垛的粮食，彩绘描红的箱盖照得出人影，玻璃门窗擦得锃明瓦亮。城里的姑妈们都喜欢吃外婆家的捞米饭，说那是一眼的敞亮。可如今，秧败苗残，稀稀拉拉的几棵，满院的鸡粪鸭屎，赶都赶不走的苍蝇。脏，比穷更可怕。
　　 舅舅的床头放了瓶氧气，是五百元钱租来的，难受就插上，这是唯一的治疗措施。他没钱，看不起病，即便社区的医生上门，也是基于老辈的情义，听听心肺，把把脉，给点小药，都是免费的。说句不好听的话，舅舅在等死。那天，我买了菜，做了饭，用了他家一缸的水。剁了圆子，炒了许多菜，舅舅吃了很多。他的肠胃没问题，只是干瘦，皮包骨。他的孙子叫彦泊，八九岁的样子，白净胖乎，喊我大姑，围着我不停地转，帮忙递盐找油。夸我斯文，说话好听，是南方人。拿出一袋咪咪虾条往我手里塞，说他谁也不给，只给我。我偷偷地给他一百元钱，让他出去想吃啥就买点，他扭捏半晌，压在文具盒下面。然后提着补课袋和我道别，用鼻子嗅着说：“大姑你烧的排骨真香，可我来不及了，给我留点，回来吃。”
　　 舅舅油灯即将耗尽，只是生命里最后一口气的问题，不知啥时咽掉。说话已相当吃力，只能用简单的眼神、手势来表达。眼眶里常常蓄满泪水，时不时用袖子揩下。那套睡衣乌眉糟眼的，已看不清本色，罩着他干瘪的身体，细细的脖子支撑着脑袋，像个骷髅。思维却异常清晰，依旧聪明。我们去后，他可以支撑起来靠着墙坐会，示意我坐下，示意他们给我倒水；当我困顿，斜躺一角，示意他们开柜子给我找东西盖上。我吃完饭，回身时，他会吃力的把纸巾推给我，比任何人都明白我的心意，还是那个七十年代最漂亮的舅舅。可如今却如此窘迫，即将离开人世，不知心里该作何感想。
　　 （二）
　　 乡村的夜晚是寂静的，一轮明月挂在宝石蓝的天幕上，像画上去一样。白茫茫的夜色如水银铺下，凉爽惬意的空气充盈着四周。我住在小红舅舅家里，望着窗台上那些泛香的花草，高大绿植蔓下的枝叶，彻夜难眠。我想带舅舅去看病，这是我回来的目的，但从舅舅的身体看，确实是风里的蜡烛，吹不得。舅妈也一再表示，医院不收，舅舅的身体早就不能造血。我把病情形容给懂医的朋友听，他们说是血癌，且晚期，若早，还能治疗，但需一大笔钱。那一夜我有点走火入魔，无数的灯笼在眼前转动，设想出许多方案。去募集，去找有钱的朋友做慈善，只要扯下这张脸，总是有办法的。
　　 当曙光打开院门，一轮红日斜晾天边时，一切都醒了。太晚了，舅舅是癌，无药可治，只是在慢慢耗干最后一滴血。我挎着母亲的胳膊走在乡村整洁的道路上，薄雾笼罩的田野散发着草木叶浆特有的清新，早起的空气如井沿新提的井水，清透甘冽。七十年前母亲出生在这里，先时叫妖屯，后来改为松柏公社。母亲八姊妹，都是漂亮人，有六姊妹从这里飞了出去，只有最后两个双胞胎舅舅蛰居于此。当年母亲家是望族，日子过得非常红火。母亲十几岁便离开，随大舅到很远的地方读书，尽管中途辍学，并没能成为文化人，但依旧是我见过的最温柔动人的女性。这块土地，对母亲来说是魂牵梦绕的；生命的岔径再多，最急切的脚步，却响在这里。我们小时候，山再高，水再远，母亲每年都要带着我们三姊妹，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大包小包地回来。外公外婆走后，她也是隔几年回来一趟。母亲一生的积蓄，都撒在这茫茫的铁路线上。
　　 算一下，我却有三十七年没有回来，最后一次是十二岁。自小和父母漂泊在外，故乡对我是遥不可及的梦，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是没有故乡的人。很多年，我忙着自己的日子，头上的阳光无法分叉，霍然回首，我的舅舅已然衰老，贫病交加。当母亲讲着舅舅的变故，舅舅的疾病，舅舅的窘境，讲家如何过败；讲舅舅如何的瘦，如何的没力气。去长春找大舅时，一个跟头磕到那，昏迷过去，被送到医院急救；讲大雪天到民政局要低保，倒在雪地里，大病一场，回来输液的钱，多于低保的钱。母亲平静地讲，我平静地听，我怕她看见我的泪光；出了小区，坐在爱人的车后座，借着黑暗，眼泪如珠子滚落。车外是霓虹的街市，风驰电掣的车队，溢彩流光的人群，喧嚣的大排档。这些都没有我的舅舅。我的舅舅在这个飞速发达的社会，吃不好，穿不好，喝不好，死冷寒天舍不得取暖。有病了，只能延挨着在家等死。
　　 曾有四年时光，我在那片土地上度过，爷爷和姑姑们给予了我很多的爱，那是我对这个北方小城全部的记忆。两个双胞胎舅舅也没少来看我，每逢周末，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他们长得一样，我分不清，经常混淆，总是叫错，甚至不敢叫。那是个腼腆的年龄，也是个不懂事的年龄，有时会稚气地直接问，你是杨振海还是杨振江，话出口时，又红起了脸。我的两个舅舅都是憨厚人，只知道笑，我的姑妈们亲切地喊他们大红哥和小红哥。除我的大舅杨振山有过辉煌外，他们既没振海也没振江，一直囿于那个村庄，过着现在都市人向往的田园生活。很多年后，我知道所谓的田园，只是有钱人的后花园，一旦有艰辛的劳作和无奈的心酸掺杂里面，便有无数的苦楚滋生。
　　 （三）
　　 外婆家离城区八里地，属于街边子。清一色的柏油路，因交通便利，还算富裕。舅舅，其实是我的二舅，他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老舅，也就是双胞胎里最小的舅舅，很早就分了出去，自立门户。我的大舅起先在北京铁路局，后调回长春铁路局工作，一直在外。我见到最多的就是二舅，所以简称舅舅，是我对所有舅舅爱的总和，也是对舅舅这个词汇深情的定义。
　　 幼时的我，并不留恋母亲出生的那片土地。父母从远方回来，下了火车，先落脚城里爷爷家，是天经地义的事，第二天母亲才能急急地往娘家赶。在我的意念里，那里枯索，毫无意趣；冬天，大雪包围的村庄，像一座座矮蘑菇，远没有城里丰富多彩。舅舅每次来接我，大多空空而回。舅妈为人不错，是个可爱的人。干净、利索、手巧、嘴甜、烫着头发，成天美不滋，笑嘻嘻的。经常给我做衣服，和我姑妈们的关系也好，也帮她们做些针黹。每次见面，老远就咯咯地笑，见到我又搂又亲的。我从小拘谨，不喜欢过度的热情和亲密，况且那个年代闭塞，感情不知如何表达。所以常常把她关在门外，任她怎么敲都不开，隔着玻璃挥手让她离开。
　　 很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个女性都是难忘的，无疑是我童年生活里鲜亮的一笔。她对我好，是真的好，没有一点面子情，想千方，设百计地把我弄回去，给我做好吃的，和她一起睡。她没孩子，结婚八九年一直没有孩子，我不知道那时大人们的想法，或由此产生的种种不快，因她人好，似乎可以忽略不计。每次母亲从外地回去，她总是背着外公偷偷地往城里提油和煮好的鸡鸭鹅蛋，让母亲走时带着。有一次，她在前面走，外公在后面走，一人提一桶油，一前一后进了爷爷家的院门。她发现外公后，赶紧藏了起来。那时外公当家，外公会过，会算计，没他发话，家里的东西和钱谁也不准动。
　　 我十一岁离开故乡，后来听说舅舅离婚了，所以这个女人不再是我的舅妈。那是个冬天，母亲坐很远的火车赶回去，和我姑妈们冒着鹅毛大雪去她家说服她。她死活不肯，一定要离，起了诉。若干年后，我从母亲断断续续地叙述中，得知她爱说爱笑，爱唱爱跳，舅舅老实，不善风情，和她谈不到一起去，她便有了私情。一次外公回家，被外公堵住，外公拿着棍子把那个男人打跑了，她的事也就曝光了。这之后，她觉得没脸再在村里呆下去，加之自己无生育，吃了很多药，也不见效。在一个早晨，清理掉自己生活过的所有痕迹，收拾收拾回娘家了。舅舅这头曾做过多次努力，但她始终不肯回心转意；开庭时舅舅没去，婚自动离了。后来，她嫁给了城里一户有钱的人家，做了太太。姑妈们一直和她保持着往来。
　　 （四）
　　 离了婚的舅舅经人介绍，很快娶了亲，也就是现在的舅妈。舅妈原来的丈夫是病死的，带着一个两岁的儿子改嫁过来。孩子改姓杨，成为舅舅的儿子，后来，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也就在那几年，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剩下他们一家四口平安度日，舅舅身上的负担也就相对重了些。舅舅的外号叫杨老狠，是说他一身力气，有干不完的活，讲赚钱谁也赚不赢他。母亲说他太实诚，傻，心里没自己，像头牛。那时，舅舅不仅种田，还到街里拉脚，用马车在市内拉点零活。冬天，大雪封路，别人都在家猫冬，他揣着两个大饼子，抱着鞭子站在雪地里跺脚。每天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回家常常一身雪花，胡子眉毛挂着冰碴子。
　　 母亲每次回去心疼他，又不好带出来，一个人跑到粮库，站在风地里等他。舅舅常在那揽活。母亲给他整整衣襟，拍拍帽子上的雪，往他荷包里塞两百元钱，嘱咐他吃点热乎的，别太苦了自己。饿了到馆子炒俩菜，身体要紧，衣服也要常洗常换，暖暖和和的才是。他就推搡道：你看，这咋说的。老姐！我有钱，比你有钱，这活就这样。你看你大老远的回来，该花多少钱。
　　 那时舅舅真的有钱，比一般上班的工人有钱，他勤劳能干，一天收入不菲。他拉粮拉煤拉菜拉瓷砖，拉一切可以拉的东西；活淡时，甚至拉过死人，给别人扛过煤气罐和水泥。有时，被我的姑妈们碰见，心疼他，会给他买只烧鸡什么的。马惊过，把舅舅从车上甩下来，拖着跑出去很远，肠子都扯了出来，成为街头惊险的一幕。幸亏被及时送到医院，捡了条命。这样的事故发生过两次，舅舅九死一生。后来年龄大了，马车也逐渐从城市淘汰，他也黄皮寡瘦，不似当年的人了。那些挣的钱，累计起来是笔不小的数目，一边挣，一边一万二万的被舅妈借给了娘家。那里更困难，更需要，也就音消了。死的死，亡的亡，没人再承认了。我听过很多版本，那样的数字，是很多城里富裕人家都不舍得拿出来的。
　　 九十年代初，城市拓展，舅舅的一二十亩田被征了去，余下四亩，总共合了大概一二十万，在那个年代是笔不小的数目。他用这笔钱，做了一栋非常高大的马赛克房子。现在从外观看，都是像样的，只是年久失修，室内灰暗，粉刷的墙壁开始脱落，泛着黄斑。屋顶也已开裂，依稀留着寒冷时贴胶布的印子。舅舅给儿子们娶了媳妇，一大家子在一起过，舅舅是主劳力，做不动了，就把家分了。一个儿子三间正屋，他自己没留一分财产，他的儿子媳妇们都说他好。这次回去，我看见他的大儿媳站在门口偷偷抹眼泪。舅舅和舅妈单过，没任何收入，过去赚的钱用尽散尽，日子难免捉襟见肘。加之多病，风雨飘摇，也就在所难免，成为全村最困难的人家。
　　 在长春，大舅的女儿为我们接风，我见到了二舅亲生的儿子和儿媳，他们在那打工。非常英俊的小伙子，比电影演员还帅，却起了一身的白癜风，脸和胳膊上都是。他原来的工作干不成，别的单位又不要，自己在菜场摆个摊，卖水果。他和她老婆最后一个来的，说要把水果卖完，天热，怕坏了，要不本都保不住。那几天高温，他的脖梗子晒得通红，起了一溜的水泡。他的媳妇，彦泊的妈妈，抬手时，胳膊上落有碗大块疤。我问她咋弄的，她说是在餐馆打工时，烫伤的。她说家里总有事，有一点钱，就出点事，攒不下。上个月彦泊的爸爸，也就是舅舅的儿子才住了院，做了肺部手术，躺了一个多月，还有心脏病。有次舅舅急救，刚推进去，他就昏厥过去，马上也被推了进去。但小两口看起来还是恩爱甜蜜，有说有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