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人称原藉为老家。老家对我曾是陌生的字眼。“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怀疑是古人仕途失意的矫情之作。恕我直言，我是哪里领工资那里就是我的“家乡”。我出生在新疆伽师县，按美国的法律以出生地登记身份，我是正宗的新疆人。1968年，我已20岁。父母担心我忘记“家乡”断了根儿，不顾那时全国正处于“文革”的混乱之中，也不顾那时我正为了入团为了革命，正在“努力划清政治界限”，他们执意要带我探家寻根。父亲属“军管人员”，不准“乱说乱动”，只好由母亲以“22年前离家进疆未回”为由，请准了假带我探亲。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火车，第一次生入玉门关，第一次见识久闻盛名的大城市兰卅，也第一次见到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家乡的一九六八，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好。雕塑家罗丹说过，最高明的石刻艺术是把石材多余的部分去掉。好了，时间就是一位技压群芳的雕塑家：她去掉了我记忆里多余的部分，使生活的本质凸现，“豪华尽落显真淳”；使三十多年前的人棱角分明，呼之欲出。
　　 公元1968年8月20日，母亲带着我离开岳普湖县兵团农三师42团场，坐着解放大卡车，开始我的家乡之旅……
　　
　　 上海姑娘
　　 要不是两位上海姑娘，我们母子俩走到疏勒县就走不成了。
　　 她们是1965年唱着“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塔里木来安家”来到木华里。满打满算，刚好三年，急不可待，请假探亲。一位叫殷桂荣，一位叫赵静梅。我们从42团出发时，是供销科联系的喀什七运司的两辆解放卡车。被批准探家的人有五六十人。大家乱哄哄抢着上车。那时出远门要自带行李，路上的旅店只有铺板。还要带大水壶，大戈壁滩上车抛锚没水渴死人。当然还有干粮。
　　 我天生不愿与人争抢，那两位上海姑娘也争不过上海小伙子，看到第一辆卡车迅速挤满人，我们无奈地上了第二辆卡车。但车一开动，我们高兴起来：车上比较宽松，胳膊和腿都能伸得开。但是，好景不常，到了疏勒县情况变了。
　　 头一辆卡车比我们早到半个多小时，人们已买好车票，到大河沿33元6角。运输公司规定一卡车必须装载36个人才能走。他们那辆车缺5个人。当我们这辆车刚进大院，立即有上海小伙子喊：“快买票子！差5个人就走了！”我们又慢了一步，只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了：9个人一排，放好行李，排好队上车，每个人夹着对面人一条腿。有个河南女职工喊：“我的行李不能压！”调度员一声断喝：“不能压的行李扔下去！”再没人敢吭气了。那年月，开车的比县长书记牛。有道是“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营业员，给个县长也不换。”
　　 第一辆车一走，我们陷入恐慌。我们剩了8个人，调度员不耐烦地说你们找够一车人再来买票，缺一人都不行。到哪儿找人？肯定可以找到，但需要时间至少一两天。归心似箭，我们一分钟也等不及啊！两位上海姑娘急得直嚷“那能（怎么）办法子！”
　　 中午日头正毒，好在车队办公室窗外有几棵百年老杨树，我们尚有阴凉可躲。但急火攻心，不知该咋办才好。农场人探家活像逃难，掏钱不说，找车要求爷爷告奶奶。我母亲看着大家的行李，我和两位上海姑娘商量办法。
　　 两位上海姑娘，我都比较熟。我们测量组原来归团生产科管，赵静梅是团部公务员，给团领导打扫办公室送开水，外面来了重要客人由她安排住宿，她管着几间小客房。她长得文静秀气，梳一条长辫子，说话慢声细气。殷桂荣与她全然不同，圆脸短发，身段丰满，开朗活泼，一说话半里路外都听得见，一走路隔几堵墙地皮儿颤。她俩都干得是不晒太阳的工作：公务员、卫生员，还保持着刚来42团时上海姑娘特有的白皙亮丽的肤色，而下大田的上海姑娘们一个个脸蛋儿都像“甘肃红二团”了。
　　 她俩进了车队办公室，居然把那位“死狗脸”的调度员说得露出一丝笑容：到过上海吗？没有？到上海一定去我们家。那我们回来一定给你带牛奶糖，正宗大白兔。还有最新的毛主席像章，比你戴的这一枚大多了……当调度员一乐，她俩立刻一脸苦愁：我们那个团三面沙漠，风一吹那碱土粘在脸上蛰得痛哪！喝的是你们疏勒县排下去的碱水，三年了我们常闹肚子；想家想得要死！三年一次探亲假，56天，火车4天4夜，喀什到大河沿得5天，在喀什找车两三天，来回路上二十多天，在家最多待一个月。超假不给报销路费……
　　 人心都是肉长的。调度员有几分同情，说我请示一下领导。正说着进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精干的年轻人，调度员称之“一号勤务员”，还殷勤地端来一盆水。那人边洗脸边听调度员替我们说好话。
　　 殷桂荣急忙出来对我笑道：“想不想走？把你的瓜贡献出来！”
　　 临走之前，我特意到水管站买了半麻袋优质铁皮瓜，准备在路上吃的。上车前，我就向两位姑娘献殷勤，请她俩吃了瓜。我连声说好好，从麻袋里掏出两个大甜瓜，还递上了腰上的“皮恰克（刀子）”。
　　 赵静梅十分利索地找到抹布擦干净瓜皮上的尘土，一刀下去那瓜咔嚓一裂两半，殷桂荣大大咧咧把瓜往两位男士手里塞。“一号勤务员”尽管摆手说不，但不得不面对上海姑娘的灿烂笑容，双手捧着瓜。咬一口，忍不住赞叹“太甜了！”两位姑娘抓住机会说，新疆最甜的瓜出在最苦的地方；我们那儿全是沙包，干得冒烟儿，水又苦又涩，甜瓜含水分少，怎么不甜呢！
　　 “这瓜是你们种的？上海姑娘也会种瓜？”
　　 “怎么不是！开瓜沟，点瓜种，砍土镘把手磨起泡泡，还要拔苦豆子草给瓜当肥料。42团啥工作都辛苦，水苦苞谷馍馍苦，只有瓜甜。说真的，要不是路这么远，我一定要带甜瓜回上海，让父母亲尝一尝。我父母都是工人，一辈子没吃过这么甜的、我们上海支青亲手种的瓜……”说到“父母亲”时，殷桂荣带着几分哭腔，眼眶憋不住泪水了。赵静梅不知何时把旅行袋里一条新毛巾取出来，浸了水拧得半干，招呼那俩人擦手擦脸。她还坦然用毛巾帮着擦“一号勤务员”后脖子上的汗。可能他的妻子也没如此伺候过他。他果然撑不住了，一边夺过毛巾一边急切地说“走！走！现在就叫驾驶员来，立即出发！送你们回上海！”
　　 调度员推着自行车飞驶而去。
　　 我站在窗外看得发呆：上海姑娘真了不起！能说会道，聪明可爱！如果不是她俩，我们不知何时才能走。
　　 那位驾驶员五十多岁，常吃香喝辣，肚子滚圆，嘟囔着“才这几个人，就走？你说走就走……”
　　 下午4时，我们终于离开喀什。尽管是“三跳路”：车在路上跳，人在车里跳，心在肚子里跳，尽管是漫天红尘，如烟似雾，我那颗年轻的心兴奋地颤抖着：因为上海姑娘紧紧贴我坐着，随着车的跳蹦撞击着我，那电击、那火花，直冲心头……
　　 后来，我读到一位作家的话：“人在旅途最容易产生爱情……”
　　
　　 青春萌动三千里
　　 青春的激情冲动把一个个地方深深铭刻在记忆里：西克尔、玉尔滚、策大雅、干沟……
　　 “西克尔”维吾尔语意为“糖”，过去这里有山泉流出，水很甜。“大跃进”时修了水库，上游排碱水入库，水变苦了。我们车进西克尔食宿站已是深夜。车灯一闪，一堵倒塌的土墙，塌掉半边的房子，令人怵然一惊。那时沿途食宿站前后无人烟，风吹满地石乱走。为防风保暖，房子矮而墙厚，一栋长方形房子，中间一走廊，两边门对门是客房。西克尔不久前闹了地震，走廊一边房子塌了，另一边照常营业。一位打着哈欠提着马灯的中午妇女，开了门锁点亮马灯，飘然而去。房里只有木板通铺，厚厚一层土。
　　 殷桂荣说：“走，找一点水洗一洗脸。”我其实很想痛快洗把脸，脸上那层油汗加尘土太难受了，但我却故意逗她：“出门讲究啥呢！脏就脏点儿，大家都脏就都不脏了！你回黄浦江去好好洗！”
　　 她用脸盆捣着我的腰说：“你窝囊我才不管呢！李阿姨总要干净吧！”她叫我母亲“李阿姨”，我听着心里热呼呼的。
　　 姑娘的心儿真细，她竟然没忘出门带上手电筒。在漆黑的夜色里划出一个光亮的小圆圈儿，周围的影子像《格林童话》里恐怖的森林古堡：残墙锯齿，立柱兀然，树影摇拽，土块碰足。
　　 “哪儿有水？”“你听吗！”姑娘有灵气：附近有蛤蟆鸣叫。我暗暗一笑。她摇晃着手电走在我前头，果然有水的反光。突然，一阵惊心动魄的“朴拉拉”声，几只野鸭子从草蓬里直窜夜空。“妈呀！”她一转身下意识地扑进我的怀里。一股男子汉的豪壮之气直冲心头，我抚慰着她说：“别怕。有我在！那是野鸭子。”我从地下捡起脸盆，拉着她的手到水边。她捂着心跳说“吓死我了”。
　　 端着水我感觉盆子里有动静，到屋里电筒一照竟是几只蝌蚪！两位上海姑娘相视大笑：“天呀！新疆那能（怎么）尕（这么）怪事体！”
　　 第二天在车上，我反复回味着昨夜一幕，一种从未有过的电击般的感觉撞击心头，说不清，理还乱。殷桂荣用单衣蒙着头，紧挨我坐着，听我讲故事，像《聊斋志异》里的宁婴，不停地咯咯笑着，用那柔韧的肩头把一阵阵颤抖传递给我。赵静梅坐在斜对面，心事重重。殷桂荣告诉我，她家里给她介绍了对象，她拿不定主意。
　　 引起姑娘对你产生好感的最好方法是讲故事。
　　 坐在车上，我就讲司机的故事：司机喜欢驾驶室里拉年轻女人。解放前，新疆交通非常落后，出门难死人。开车的人有这样的行话：黄鱼、红鱼、白鱼。“拉黄鱼”是车票钱归自已腰包；“拉红鱼”是不要车钱当情人；“拉白鱼”是司机的上司的亲友，不但不掏车钱，还要一路白吃白喝，司机买单。
　　 那年在三岔口，一位复员军人带着从河南老家娶的新媳妇，回喀什兵团农场。男的站在路边挡车，女的坐在一块大石头后，怕太阳晒顶着一块花头巾。一辆辆汽车开过去，一见那男人一脚油门就走了。没有让他搭车，因为没有女司机。那男人走到石头滩草丛后去解手，那女人羞答答地来到路边挡车。这时，一辆卡车远远就慢了，司机从车门探出身子喊，喂，你去哪儿？女人脸一扬急忙答去喀什。上车，上车。女人上了驾驶室害羞地说俺还有一个人，司机边加油门边说管他干啥！说着车一溜烟跑了，那男人提着裤子那能追得上。又急又气又是大太阳，三岔口没有水没有荫凉。他发现女人把花头巾丢下了，就蒙着头遮太阳。这一顶不要紧，又一辆汽车慢了下来，司机又探出半身问去哪儿，这当过兵的男人一掀头巾一窜就上了车厢。司机才知道是男的，叹口气只好拉他走了。要不是花头巾，他小子有的太阳好晒。
　　 殷桂荣边笑边用拳头擂我，“没这样的事！你编的！”我笑着说“有人看到的，一位维吾尔养路工说，你们汉族司机一看见女人，汽车就发出声音‘喳沙沙沙’，像公牛见了……”我等待着的姑娘的拳头晃着过来了；赵静梅笑着扭过头去望着逶迤不尽的秃山。有男友的姑娘和没有男友的姑娘就是不一样啊！
　　 从喀什出来第二天住玉尔滚，第三天早早到了策大雅。司机忙着补轮胎，我们一进食宿站的房子，一股浓烈的六六六粉的味道，床板和墙上臭虫血迹斑斑。我们一商量决定在车上过夜。我在车厢里铺好行李，叫母亲和另两位女旅客躺在上面。我和两位上海姑娘坐在驾驶室里。我又讲故事：这条路上跑车的司机最怕遇见鬼。真有鬼！你不信？有一个司机夜里开车从三岔口出来，旷野无人，一片漆黑，车灯一照，尘如赤烟。突然，他发现路边站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白煞煞的脸，一条长辫子。他停车叫她上车，问她去哪儿，她说前面。偷眼一看女人，脸像平展展的纸，眉眼鼻子像画上去的。走到沙井子路边有一小店儿，亮着马灯。女人说到了，十块钱在坐垫底下。车一停，女人一晃不见了，也没见小店开门。司机从大河沿回来，特地到沙井子找到这家荒滩野店，问有没有一个容长脸大辫子的女人，店主说有，死了好几年了，坟头在屋后不远处。司机骇绝，急忙返身上车翻开坐垫，那十块钱是黄裱纸印的冥币！
　　 “莫吓宁（人）！”姑娘们一个劲儿往我这边挤。我偷着乐，“鲁迅说过，鬼这个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说着玩玩，开开心。”
　　 殷桂荣从后窗望望车厢说：“咱们小声点儿，李阿姨她们要睡觉。”
　　 我扶着方向盘一夜难眠，姑娘头枕着我的肩膀，息细如丝。说心里话，我心里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杂念。我莫名其妙想起《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地下党，男女假扮夫妻同居一室却清清白白……
　　 车过干沟是夜里，因为白天太热，石山涓滴皆无。下坡石头容易扎破轮胎；上坡车如牛喘，常有司机一脚踩油门，一脚跨出车门掏尿，那一道尿下去一股白烟，尿竟无痕。
　　 几日颠簸，大家都累了。车进干沟，己是满天星斗。“丝绸之路”是现代人的美誉，古人无此浪漫。晋法显记载：“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现在不过把“死人枯骨”换成汽车残骸罢了。仰望星斗旋转，山峰蒙胧，如兽群奔，突而张牙舞爪扑来，突而惊骇缩首离去。蒲松龄说：“心有亵心而生怖境”，夜过干沟使人亵心丛生。我们紧靠在一起，心灵的交流竟然可以不是语言，也可以不是眼神和表情。对面的车灯映得红尘飞旋，年轻的心随着路的坎坷碰撞，不知夜空哪颗星是我的星座，想抚耳说句又担心被劲吹的风扯碎掠走。此情此景，此时感觉，深深烙在我年轻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