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是我一生中走进的第一座的大城市，留给我美好印象。在雁滩公园，我在碧波中游泳，还壮着胆子从三米跳台跳水。在滨河路，我在夜灯下散步，高树生凉，大河喧闹。在五泉山玩了一整天，一直爬到山顶，遥望金城，心旷神怡。传说西汉霍去病西征匈奴，遇黄河冰塞川。他跃马上山，马蹄踏出五眼清泉，故名五泉山。兰州的风味小吃极具魅力，牛肉面、香豆饼，百吃不厌。扒鸡又绵又香，妙不可言。白兰瓜不逊于哈密瓜，“蔬菜人参”百合香甜可口。
　　 兰州的表兄表妹们果然是“虎门无犬子”。三十年后，哈密哥成了甘肃大学老师；逢珉妹当了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逢理妹的儿子以优异成绩赴美国留学。
　　
　　 银川乡白杨树
　　 母亲家姊妹众多，大姐和两个弟弟在临夏市银川乡，二姐在兰卅。父亲的老家在水地陈家。我们必须家家走到。这一路走过，深切感悟了城乡之间、市民与农民之间、文明与蒙昧之间的巨大差别。
　　
　　 1968.9.3日星期三小雨
　　 临夏古称河州，在甘肃极有名气。大夏河水量丰沛，气侯湿润，山青水秀。有“小江南”美称。这里又是回族聚居区，百分之七十是回民。近代著名的大军阀马步芳的老家就在里。从清末至解放前，这里暴动起义不断。“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我和母亲住在她的祖宅老屋。院子约半亩地，四面瓦房，中有一井，水质极佳。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只留给李家一栋正房，其他三栋分给他人了。母亲没有露出欣喜神色。古宅留给她的童年回忆并不美好。她告诉我只住两天，到白杨村大姨娘家多住些日子。虽然都是亲人，但亲疏心里有底儿。喝了香甜可口的盖碗茶，吃了麦香四溢的肉丝面。下午，我单独去游览马步芳庄院改建的红楼公园。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奇花异草，令人惊叹。甘肃贫瘠之地，古代灾荒不断，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几十万自流人员赴新疆寻食。我与自流人员曾在一个连队一个班劳动，他们私下告诉我骇人听闻的饿死人的事。那时在兰州火车站，从新疆运来的麦子往汽车上装。汽车一走麻袋漏了，一群人追着抢着连泥土带麦粒子一把把往嘴里填。而在这样的贫穷之地、饥荒之乡，竟有如此富丽堂皇的豪宅！马家不亡无天理！
　　 往乡下走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了。山越走越陡，路越走越细，汽车早已无踪影，不到两米宽的路上多是人拉胶轮车。车上坐着老人和孩子。新疆人的第一感觉是，目光伸展不开。山挡住眼睛，路折断目光，哪能像在新疆胸臆开阔，目光纵横千里！
　　 太阳偏西时，又过一座山。仰望山头一裂缝，透出天空蓝光，像一枚立起的针，山路如线穿过针眼儿。过了针眼儿，山腰挤着一个小村庄，叫白杨树村，大姨娘家住在这里。山里人对来客热情实在，但他们实在太穷了。
　　 先说住的。土屋四面，屋顶向院里倾斜，好把雨水存住。屋里炕上铺毡片，来客上炕盘腿而坐，摆上小方桌子，劝吃劝喝。盖的是羊毛被子，我闻不惯那味儿，自告奋勇住在看果园的小阁楼上。阁楼两人多高，草枝搭成，梨树环绕，清新可人。亲戚们说那有让新疆亲人住草棚子的理儿，我说这样很好，我喜欢大自然。早晨，空气清凉湿润，流溢着花椒的幽幽香气，伸手可触青中泛黄的梨子。炊烟散处，蒸玉米棒子的香味儿悠悠弥漫。山村又静又美。可惜我心难静，烦心事太多……
　　 再说喝的烧的。离村半里路有悬崖“老虎口”，有一股筷子粗的泉水流出。全村百十口人，全靠这股泉水。大旱之年，泉水断流，人畜饮水要去十多里外去挑。烧的只有桔杆草根，没见过煤。出门背上筐子，一根火柴棍也不放过，捡到筐子里。果树修剪下的枝子，劈成十公分一截的细柴，贵客来了在炕桌上用细柴烧茶，烟味清香。
　　 最后说吃的。山地靠天吃饭，没水浇地。麦子少，玉米土豆多。早饭是蒸馒头，咸菜。早饭后闷一锅玉米棒子洋芋蛋儿，娃儿们饿了就啃，大人去地里干活。晚饭最隆重，全家人聚在油灯下，吃顿白馍面条。只有贵客来了，能吃上炒鸡蛋炸油饼。山里有野葱俗名沙绿花，放在面条里一股清香，诱人食欲。我吃得最美的一顿饭是麻籽磨碎拌豆腐包饺子，齿颐留香，回味良久。
　　 在新疆久闻民谣说甘肃：“小伙子皮袄反着穿，姑娘都是红二团，沙锅里煮的洋芋蛋，炕上躺了个死老汉。”我仔细观察，反复揣摸，这民谣真耐人寻味。“小伙子皮袄翻着穿”那是误会，皮袄没有缝上布面子，羊毛从袖口领口露出来，给人感觉穿反了，皮衣里子朝外了。
　　 “姑娘都是红二团”有点儿符合事实，山里姑娘长年风吹日晒，食物中淀粉多，多园脸，两颊红润，其实不难看。黑里透红是最健康的肤色。问题出在我们对女性的审美观点有点儿偏。“腮若桃花，肤若凝脂”，“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袅娜纤巧，翩若惊鸿”，这些溢美之词用现代科学眼光分析，多少有点病态欣赏。肤色泛白，两颊潮红，那是肺结核的典型症状；“杨柳小蛮腰”那是发育不良，早婚早衰；而如何“袅娜纤巧”？只有缠足，摧残妇女了。还是甘肃山沟里姑娘丰满壮实，健康美丽。背着筐子上山送肥料，下山背回麦草。不用担心把“小蛮腰”压折！
　　 “沙锅里煮的洋芋蛋”是山沟里的普遍现实。山坡地靠天吃饭，只能种洋芋和小麦，而小麦产量太低又费劳力，洋芋耐旱耐瘠薄。这里的洋芋比新疆的洋芋好吃。蒸熟的麻皮洋芋一剥皮，白如沙糖，乘热沾点儿盐，吃着又沙又绵真可口！更不必说联合国卫生组织推荐的健康食品就有鼎鼎大名的洋芋蛋儿！咱甘肃人应以此为荣！
　　 最令人费解的是“炕上躺了个死老汉”。我以前认为甘肃农村盛行大男子主义，男人不干家务，回家往炕上一躺，懒洋洋的。妻子不高兴骂“死老汉”。许多人也是这样理解的。这次回到老家，我与亲戚探讨这句话，表兄一听我的理解大笑说，偏了偏了！“死老汉”带几分喜欢之情呢！甘肃农村风气是男人出门挣钱，女人操持家务。男人如果挣了大钱，腰包鼓鼓的，回家进门，大摸大样把钱往女人手里一拍，往炕上一躺，只管享受就是了。男人如果没挣上钱，你别往炕上躺，赶快去帮女人干活吧！你没资格当“死老汉”啦！难怪那些女人说“我家那个死老汉”时，眉眼隐隐约约有点儿喜欢之气。
　　 真是“世事洞明皆学问”！
　　 但是，住了几天，我明显感到这里习俗有点男尊女卑。客人来了，女人不能进堂屋，只能在厨房忙碌，饭菜端到堂屋门口，由男主人接过去摆上炕桌。不像在我们兵团农场，男女职工一起在食堂吃饭，不分尊卑，热热闹闹。
　　 那天，我跑了一小时山路去银川乡买东西。进商店时见门口两个土堆，没仔细看只顾进店买糖果和盐。出了店门一看才知道那是泥巴塑的刘少奇夫妇像，风吹雨淋只剩两堆土，却没人敢铲掉。土堆上粘着一截麻绳，据说原来是套在塑像脖子上的。我一阵莫名其妙的难受，快步离开那家供销社的商店。后来也再没去过。
　　 在舅舅家住了两晚上就又回了白杨树。舅舅家是地主成分，来了亲戚要向大队民兵报告。我住了几天就催母亲快点儿走。何必让人家把我们当成“四类分子亲属”来盘查。连走几家，不是小地主就是富农，令人心情压抑。美食无味，美景无色，美女无颜。
　　 最难忘我平生惟一一次见了爷爷。爷爷住在水地陈家，下沟是黄河。村庄在山坡台地上。远远看见有核桃、大枣树，一片泥墙草屋。一见他，我又高兴又难过，又想多陪他几天又想立刻就走，又尊重他又可怜他。家乡习俗，老人一过六十就操心自已的棺材。爷爷已八十多岁了，堂屋里那口大棺材己备好十多年了。大棺材被他天天摸挲，油光铮亮。爷爷极显苍老，须眉皆白，面色粗黑，眼睛如混水旋涡，两颊如陷坑，吃饭时脖子上的筋都被拉动。爷爷没有牙，又说的是土得掉渣儿的家乡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但可猜得出意思来。他穿着旧式长袍，戴瓜皮帽儿，摇摇晃晃拉着我的手，嘴里咕哝着，激动地扎撒着枯枝般的手。我猜得出他的意思：那棵核桃树看到了吧？咱家一共40棵，土改时分给贫下中农35棵，留给咱家5棵。那35棵归了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砍了炼钢铁，咱家的5棵我舍命保住了。核桃归小队，树归我。
　　 他拉着我站到黄河岸边，居高临下，几棵苍劲的大柳树下，有两座水磨。几头驴悠闲地甩着尾巴，十几个乡民在忙碌着。爷爷混浊的眼睛深处突然闪出燧石敲击般的火花：“记住，这是陈家的水磨！”
　　 天哪！这可是地主向孙子交代“变天账”啊！我惶恐地四下一望，幸亏无人，只有微风清柔，而风是不会揭发的。我请假时就有领导批评说：“你与父亲都没划清界限，还要去探家看什么爷爷。你爷爷不是小地主吗？界限越划越乱了！”我是在母亲的恳求下，硬着头皮来探亲的。我知道爷爷一辈子辛勤劳动，省吃俭用。水磨是他领着儿子们亲手建起来的。乡民磨面不交钱，留下麸皮就行了。他自已种地，偶而雇季节工。弄不清这叫不叫剥削。表兄陈和说的有理，解放前这里实在太穷了，你能吃得起合包蛋不划你地主划谁家？人家连洋芋蛋儿都吃不饱呢！爷爷没有民愤，“文革”中是外村的“造反派”拉他游街示众，本村乡亲纷纷替他说好话。
　　 表兄陈和买来茄子、辣子、西红柿，我吃得香极了。离开兰州，我已十几天没吃到新鲜蔬菜了。表兄把爷爷的话说给我听：“人做善事才能长寿。我们陈家几辈子人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我能活一百岁！你们也能！”
　　 如果“造反派”听到这话，一定会定性为“地主分子的反动宣言”。覆巢之下无完卵，一旦被划为地主，有多少理也说不成了。
　　 我只有快点离开回新疆。在那里我只有一顶帽子“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在这里所遇亲戚个个“黑帽子”。况且，土话听不懂，习俗不一样，“一方土养一方人”，我是喀什那方土养大的，归去来兮胡不归！
　　 我们母子俩离临夏时，二十多亲戚挥泪相送。黑衣服映衬着亮晶晶的泪珠，同车乘客一听母亲离家二十二年，头次探家，感叹不已。
　　 到了兰州，哈密哥给我一封上海来信。是殷桂荣来的，叮嘱我一定到上海一游，到兰州市已走了一半路了。信中详细讲了她家的地址。我已无心旅游，只想回到与世隔绝的戈壁滩上的兵团农场，只想摆脱说不清道不明的烦恼。自己的伤口只能自已舔着愈合，别再盯着别人的伤口了……
　　
　　 返回喀什
　　 从兰州登上西去火车，乘客爆满，而且往新疆带的东西特别多。草纸、卷子面、砂糖、麦乳精等，生活用品应有尽有。我坐在两节车厢接头处，夜里睡眼蒙胧感觉不停有脚从脸上掠过。出门真像逃难一样。幸亏“忠字舞”不跳了。列车员从人缝隙中落脚一步一晃走来走去，不停送水。我想起来时情景恍若昨日，人转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点，回到出生地，这叫“阳世轮回”吧。
　　 在大河沿下了火车，背着二十多公斤大豆，顺着铁轨找到农三师转运站。已有几十名上海支青探家返回了。走时焦灼、兴奋、充满希望，返回时沮丧、无奈、失望，因为等着他们的又是坎土镘、苞谷漠。一位男青年说，一回上海下火车先不回家，先去吃饭。一两一碗的米饭一口气吃了十多碗，吓得服务员过来抚着他的头说：“小阿弟，少吃点，明天还有饭要吃呢！”他抬头说：“我在新疆三年天天想大米饭。”
　　 农三师转运站安排好卡车，又是站好4排，每排9人，上车夹住对方的腿。行李太多，只有十多公分宽的插足之地，每个人的腿像楔子一样扎进去。路上车停了，必须先有一人站起来，用力拔出腿来，别人才能动弹。
　　 我想起殷桂荣、赵静梅，多好的上海姑娘啊！幸亏遇到她俩，我和母亲回家一路多么轻松愉快！
　　 1968年9月22日，我和母亲夜抵喀什。住天南饭店平房里。不时有枪声传来，令人怵然心惊。服务员说，不要紧，革委会成立了，动员群众组织交武器。群众组织说子弹打完了再交，每天夜里都是这样。千万别出去，流弹伤人。
　　 我太累了，倒头就睡。电灯熄了，月光流泻。不时有轻机枪声传来。第二天早晨，和我同一房间的一位中年人说：“小伙子，你可睡得真死，昨夜里响了几次枪你都不知道！枪一响，我一看窗户上一个人头贴着玻璃往里看，吓我一跳。我出门一看，是你母亲，她在看你是不是踏踏实实躺在床上。枪响了三次，她来了三次……”
　　 我心里一股热流。
　　 我看见母亲又添了几缕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