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相信曹丕所说的“文章乃经国之大事，不朽之伟业”，但，文章写出来是给人看的，特别是名人的文章，影响还是很大的。
　　 谁也代表不了真理，你手写你心，你只要一张口就是立场，你只要一动笔必然立论。你的就是你的，你以为很真理，而真相却在你的背后哧哧笑你呢。
　　 道听途说或寻章摘句不是真理。立场错了，结论必然荒谬。你的只是你的，代表不了真理。
　　 有人说“有心里光明的人，才会去发现和揭露阴暗。”那么，逐臭的苍蝇呢？
　　 你怎样这世界便怎样。一千个读者心里有着一千个哈姆雷特。读《红楼梦》也是，仁者见悲，道者见淫，革命家看见的是反满，才子佳人是满眼的木石前盟，还泪之缘。立场决定态度，屁股决定脑袋。
　　 这也难怪，同样是作家，同样是面对惨烈的牺牲，魏巍从朝鲜战场回来写《谁是最可爱的人》，方方写《抗疫日记》撕开伤口给人看，看武汉人的悲哀和无助。我以为，武汉封城，不亚于当年朝鲜的那场烈火燃烧战士拼命的松骨峰战斗。这次，疫情肆虐，我们上去了几万白衣战士和无数的志愿者，他们也是拼着命得搏。党旗飘扬，同仇敌忾，一个是卫国，一个是保家。
　　 无论是吹哨还是吹号，战场上，需要的是勇气，是必胜的信心而不是败落的沮丧。都在说知识分子的良知，良心应该问一句：谁在拯救武汉人民于水深火热中？良知应该告诉我们：是的，一开始我们恐惧混乱措手不及……可，很快，局面得到彻底扭转。两个月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后，疫情归零了，武汉解封了，我们胜利了。
　　 同是在一个被疫情封城的武汉，你会写什么？从2月14日到3月8日，患者黎明一共在江岸方舱医院呆了整整24天。这24天对黎明来说，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恐惧也有释然，无论是什么样的感情，最后都凝聚到了出舱前夕这一晚。“在方舱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对我们病人都是无条件的好，就像亲人一样地对你好。”黎明说，“医护人员每天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边要照顾我们病人，一边还要保持微笑向我们传递正能量，他们的努力和痛苦，我们病人真的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黎明说：“隔离点提供的三餐非常丰富，也非常好吃，这些其他隔离人员都是看在眼里的。”
　　 同是在方舱医院隔离中，有一段爆料的视频，一名身着红色马甲的中老年妇女患者向工作人员喊道，“我们不吃这个东西，那又没有味道，每天都是鸡翅、鸡蛋，菜苔这样便宜的东西都没看到。”当工作人员问其“你想吃什么”时，该名女性表示，“我要吃菜苔！”她不但不吃提供的免费餐食，还把饭直接扔在了地上，让别人给他打扫……该名女性在视频中还叫嚣：“你想怎么告我就怎么告我，我这一条命在这呢，不怕你们。”
　　 虽然，这种人不在少数，但是，你说谁更能够代表这场灾难中的武汉人民呢？是感恩的黎明，还是这位刁妇？
　　 历史应该记录怎样的真实？
　　 “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柴静说的好，“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亮烛火。”这不是视角问题，是主张问题。主张往往决定作者写什么，这主张诱导人们去“黑暗”或“光明”。
　　 主张也决定了这文章怎么写。
　　 余秋雨是个散文大家，写大散文，文化散文，文笔很好，常有“女涡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之文思和惊句。
　　 他写《黄州突围》，写苏轼的乌台诗案。立论说苏轼是因名气太大遭小人羡慕嫉妒恨，而陈歆耕先生却读出了《黄州突围》一文余的“断章取义”和“生造史实”来。
　　 陈歆耕说：余秋雨写苏轼，“……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其实苏轼的弟弟苏辙的话是这么说的：“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
　　 苏轼获罪不在“名太高”，实在“与朝廷争胜耳”。东坡在从徐州移任湖州时，上呈的《谢表》中自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新进”和“生事”，暗讽新派人物王安石的改革，刺到了新党的痛处。王安石也绝不是“小人”。且抓苏东坡是得到神宗的御批，不是御史台的官员因嫉恨他的名气太大，想抓就抓的。
　　 这是新旧两党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苏轼身陷其中。陈歆耕说，江祖桢著《中国古代诗案》中引录了多首（篇）东坡涉及讥讽变法的诗文，这里就不一一转引了。江先生认为，平心而论，乌台诗案并非冤案，而处理结果是审慎而宽容的。“讥讽”得对与不对难做定论，但“讥讽”确实存在。东坡被贬处黄州期间，对自己的行为有反思，曾在给友人的书简中说“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苏东坡文集》）
　　 而秋雨先生如此断章取义为自己的立论服务，就太不那个了。
　　 再看余秋雨生造史实。
　　 陈歆耕说：《黄州突围》中又一个让我感到困惑问题的是，东坡先生在狱中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坐牢不是赴宴，也不是洞房花烛，身陷囹圄，失去自由，随时可能断送老头皮，当然不是人过的日子。但具体论叙东坡先生究竟受到什么折磨，却也要有历史依据，不能无中生有。因为秋雨先生是写历史文化散文，不是写小说。
　　 （余秋雨的）文中有这样的文字：
　　 “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
　　 怎么审？打！
　　 接着就是轮番扑打，诗人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号着，哀号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号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经荒唐透顶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淡妆浓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这里连用７个“打”字。余文用诗意的文字，把“打”与东坡诗词中的名句联结到一起，还是要说明他的观点：诗人受到折磨，就是因为他名太高，诗词文章写得太好，而遭到小人嫉恨。
　　 陈歆耕说：那么东坡先生究竟在狱中有未被“扑打”呢？虽然是小细节，却是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细节，认定事实得有依据。余文提供的依据是：
　　 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苏东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而史料记载的却是，刚入狱时，东坡"即欲不食求死。而先帝（神宗）遣使就狱，有所约敕，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臣亦觉先帝无意杀臣，故复留残喘，得至今日。”这是东坡本人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的自述。他本想自杀，正是因为看到神宗皇帝派人到监狱关注、关心他，感到了生存的希望，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苏东坡文集》卷三十二，转引自孔凡礼《苏轼年谱》第４５５页）“不敢别加非横”，东坡自述证明，他不可能在狱中受到“轮番扑打”。倒是相反，“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也就是狱卒每晚必烧温水为东坡洗脚。
　　 我（陈歆耕）想，狱卒对东坡的友好态度，可能有敬慕东坡文学才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因皇帝传递了对此案的态度信息。尽管御史台官员“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但未得皇帝诏令，动用“扑打”的刑罚来逼供，也不太可能。
　　 我也想，这就不再是文章支持立论的论据材料选择问题了，而是赤裸裸的造假了。
　　 其实，大家都喜欢苏东坡，因为他的率性，他的“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他洒脱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但历史文章不该这样做，因为余秋雨写的不是真理。
　　 其实，我挺喜欢读余秋雨的文章的。误写必然误读。“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言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别有用心而有心为之者的主张便隐晦在这些文字里。不能说不能假设，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假设有了，求证呢？
　　
　　 2020。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