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高铁沿着轨道疾驰，城市和田野飞掠过窗。
　　 我用白内障手术安置的人工晶体，茫然注视着窗外。熟悉的风景以及时间和北风也沿着我的眼际一掠而去，消失身后，抑或消逝在眼眸深处。
　　 人们总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扇。这应该是从他者角度的评价，也就是说，从一个人的眼眸可以看到他的心灵。这是一种文学的美好表述。那双眼睛应该是无比澄净明澈的，因为它直抵心灵。像孩子，睁开眼睛，就是展开一片纯净而透彻的世界，阳光柔然，山清水明。然而，似乎并非全然如此。你能从一个老年人略带浑浊的眼眸中看到他心中的那个世界吗？那双被风吹过几十年的眸子，蒙上一层时间的霜花。即使在炎热的夏季那层霜也不会融化，像溶洞里的钟乳石，已然凝固成一种岁月的结晶，只能断裂，绝不溶解。于是，它便成为眼睛的一道帷幕，如同一座深宅大院厚重的窗帘，你只能看到一种古老而缄默的封闭，却无法领略其中的四季轮转、风花雪月。而且，倘若你可以进入到那眼眸的深处，就一定会愕然，那是一个充满风雨和荆棘的世界，虽然不乏白云朵朵，风和日丽，但也伴随着乌云翻滚，山势峥嵘。
　　 这样一双深邃的眼眸，只适合收藏，而不适宜展开。所以，大凡老年人就常常眯着眼睛，用皱褶堆砌的慈祥注视外观世界。这并非出于掩饰，而是一种善意。至于一路上掠过的那些景物，也被眼眸收进心底，落进记忆的幽谷，修改已经模糊的旧照片，或者涂上一层新一轮应季的颜色。
　　 在记忆中审视或修改人生景致，是老年人一种不自觉的心理乃至情感活动。譬如我，此时就把一幅幅初冬的田野图景，与上一次路过的情景相比较，用心灵印证时间行走的足迹在空间留下的那串印痕。
　　 这几年，我常常在两个城市之间辗转，像一只蜜蜂扇动嗡嗡的翅膀，沿着气味的线索在两处开花的植物间飞来飞去，匆忙而又惘然。这条线段的一端是濒临渤海的一座现代化大城市，从我的居处向南推开窗扇，就是一片浩瀚的大海，风送来海的喘息和海鸥的叫声。另一端，是我的故乡——一座不很大但干涸寒冷的重工业城市。两座城市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乘坐高铁仅需一个多小时，一天之间跑个来回不成问题。
　　 距离遥远、交通不便和通讯不畅，是形成古代乡愁情愫的一个重要因素。科技的发展，无限扩大了人类的活动区域和联络范围。乡愁，渐渐被抽离其中温润的情感水分，变成一株枯干的枝丫在时间的风中尴尬地摇曳。而我往来于两座城市之间，也确实并非出于对故乡的眷恋，而是在那座海滨城市觅了居处，想把自己的晚年安放在阳光下惬意的海风之中。这或许是对故乡的一种摒弃抑或叛变，然而这种临泽而居的举动，是人类自古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似乎无可指摘。譬如两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人与尼罗河，古印度与恒河，华夏人与长江黄河等等，都充分说明人类对于水的依赖关系。再譬如，非洲马赛马拉大草原上近百万只野马、野牛、野鹿、羚羊、大象等浩浩荡荡地迁移，所追逐的也无非两样，即水和草。基于如此宏观的认知，我也就不必因为逃离家乡而感到羞赧和耻辱。或许，这确实是生命的某种需要。尽管如此，这个理由在二十一世纪初叶，还是有些牵强。
　　 叛变，是一项可耻的罪名。譬如背叛信仰和阵营，乃至背叛祖国。那么，背叛家乡呢？似乎应该是一种道德上的罪过。背叛的正面是忠诚。以此揆理，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农民打工潮、在城市购置房产、娶妻生子等具有浓郁时代气息的经济和生活特征呢？更有无数农民告诫子女刻苦读书，离开贫穷落后山村的现实呢？我们没有理由质疑他们对乡村的“忠诚”度，“背叛”的指责更不适合他们。对于这样一种集体的“背井离乡”，我们只能理解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原本关于“家乡”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发生了语义的拓展。“家乡”的概念不再那么狭隘，仅限于几间草房，一处篱笆院落，一条忠诚的黄狗，一座低矮的村落，一片田野……它有了更为广阔的地域和时代涵盖。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解释在当代中国，为什么通往大城市的列车上总是人满为患，又为什么那些拎着行李箱的少男少女们眼眸中集体闪现出欣喜而渴望的目光。
　　 所以，我欣欣然。我躲藏在一个宏大理由的光晕之下，为自己逃离家乡的行为觅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体面的注脚。
　　 二
　　 其实，我自己也不清楚，究竟为什么要在另一座城市的海边构筑一个晚年的巢穴。即使这并算不上对故乡的背叛，可终归需要一个具体的理由。然而，我始终弄不明白，是我伤害了那座称之为故乡的城市，还是那座城市伤害了我。于是，我和故乡之间才有了近二十年的阔别，那是一种不得已的疏离。
　　 二十年间，我辗转大半个中国，像一只迷路孤雁扇动落寞的羽翅，在陌生的天空中徘徊，始终觅不到一片适合栖身的树林。我曾在深圳繁华的深夜路灯下徘徊，曾在毗邻越南的凭祥小路上徘徊……最后，在南京秦淮河畔收起了疲惫的翅膀。江南的烟雨留住了我，并且，我也渐渐爱上了古老的旧城墙和燕子矶滔滔的江水声。于是，几年下来，我很快就融入了江南生活，除了口音，俨然一个金陵绅士。即使口音有时也会笨拙地模仿几句南京话，尽管有些可笑，但我心底却涌过一波小小的激动，生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归属感。于是我就想，或许，我的生命本来就是个错误，我不应该出生在那个夏季干燥、冬季酷寒的北方城市，而应该出生在江南贡院旁边的一条深深的小巷里，抑或朱雀楼畔的一间古旧的民房。我的祖先应该是一位江南才子或者鸿儒大家，也可能是一个江边的渔夫。不过这并没有什么，于我而言，只要是一个纯粹的江南人即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我会如此惬意地融入江南生活，乐不思蜀呢？我无法解开这个谜。
　　 或许，这就是宿命。
　　 古希腊罗马神话传说中的俄狄浦斯，曾对自己的命运提出质疑，并且离开故乡远离亲人，他想打破关于自己命运的神谕。然而，悲哀的是，他走得越远，就离自己的命运越来越近。与其说是逃离命运，毋宁说是一步步踏入了命运的漩涡。最终，他完成了“杀父娶母”的神谕命运，瞎着眼睛走进一片小树林，走进另一个“自我”。这是一出典型的古希腊悲剧，也是命运悲剧。它告诉人们，命运是不可违逆的，即使人类再聪明、勇敢，最终还是要听任命运的安排。命运是一处湍急的漩涡，而人类不过是掉进这处漩涡的一片树叶，这就注定了与命运抗争的必败性和无意义性。
　　 从纯粹情感维度上说，我喜欢俄狄浦斯这个年轻人，这在于他敢于向命运发出挑战，对人生提出质疑。他主动寻觅一条逃离神的约束的路径，其实，这正是人类初民强烈的自我焦虑和求知欲望的体现，闪烁着人类智慧和胆量的光芒。
　　 我并不知晓关于我的命运有什么神谕，当然，肯定不会有的。这不仅仅是在于我是一个无神论者，还在于即使有神也不会眷顾于我。由我向上追溯祖祖辈辈，似乎并无英雄传说，更与神祇无任何瓜葛。但乖蹇怪诞的人生，常常让我感到迷惘和困惑。我总是觉得似乎冥冥之中有一条线索在牵引着我的人生，就像一只风中的纸鸢，之所以忽上忽下在于地面上一条细长绳索的控制。于是，我常常检索人生，竭力想要从自己走过的路径中发现某种左右我的蛛丝马迹。可是，迄今为止，一无所得。所以，我又常常沮丧和悲哀。觉得那个远古的俄狄浦斯要比我幸运得多，至少，他事先知晓了那个神谕，可以用自己的努力去破解必然，而我则从茫然进入茫然，始终不能解释自我。
　　 孔子不信神，也不言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他说：“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最茫然的那些年，恰好在四十五至五十岁之间，而五十岁那年，我的人生恰恰跌入最低谷。由此看来，不惑人生，自知天命，这两条我都没有达到。读了一辈子的《论语》，也讲了许多年的孔子，居然还只是孔乙己的水平（仅仅知道“茴”字的几种写法而已），在精神和实践上，都没有真正踏上儒学的台阶，遑论登堂入室了。
　　 五十岁那年初春，我告别了爱犬小黑和每天涛声不绝的长江，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回到乍暖还寒的东北。躺在高高的卧铺上，心情和列车一起摇晃。我无心浏览沿途的景致，我知道，车正驶向北方，绿色的江南已经成为过去，那最后的一点绿意，也因为惧惮北方的凛冽而躲进记忆的最深处。
　　 第二天清晨，我站在故乡空寂冷清的月台上，天空灰蒙蒙的。那天是清明，虽然没有落雨，但我似乎已然嗅到一种凄雨特有的味道，带着北方的丝丝寒意和浅浅忧伤。我并不厌倦故乡，心灵深处也时常浮现它的影子，但我没想到它会以这种冷漠的表情来迎接我。毕竟，我不是不速之客，而是一个回归者。
　　 一阵风袭来，我裹紧风衣，竖起衣领，朝出站口走去。我怕故乡认出我。那时，我才真正感到一种寒意，穿透衣裳和肉体，直抵灵魂。
　　 三
　　 我是孤独的吗？不是。文学上，从来不乏孤独者。是的，文学是虚拟的，也是美妙的，它建构了一个世界，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人是孤独的。文学，让一个孤独者觅到了可以交谈的另一个孤独者。
　　 记得，大约六七年前，零散读过一些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当然，最喜欢的是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那时，我居住在一处离海不远的山坳里，四季的海风绕过低矮的山冈吹进山凹，无论濡湿细软，还是凛冽如刃，都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背景，伴我读书。
　　 昆德拉在中篇小说《无知》中，就涉及了对“故乡情结”的大量描写和诠释。《无知》述说流亡西方二十年的捷克人伊莲娜和约瑟夫回乡寻根，却在现实巨大的落差中经历迷惘、失望及寻找自我的过程。人们总是渴望通过回忆去再现一段历史，但我们永远回不到历史，历史只是时间的一个情景片段而已，它已经冰冷地离开了我们，没有丝毫当时的温度。时间就是这样，往往抛弃空间，有时甚至有力地扼杀空间。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来理解：生命真正归属不是空间，而是时间。空间对于时间无可奈何，而时间却有足够的力气，一锹一锹地洒下泥土，把空间全然掩埋。那是一个残酷而缓慢的过程，像活埋。
　　 二十年，人生中一个漫长的片段，它足以让一个人忘却了过去。所以，回归就成为一个恍惚的行程，也注定是一个丢失自我的过程。
　　 归乡后那个深秋，我伫立窗前。
　　 二十年后回到故乡，我依然孤独，如同我在长江一侧的燕子矶上兀自伫立一样，满目空旷寂寥。
　　 我找不到自己。或者说，我在人生中走着走着，就把自己弄丢了。我总想讲讲自己的故事，讲讲二十年的生活经历，哪怕，只是一个片段、一个情景、一个瞬间。然而，我没有听众。对于一个倾诉者来说，没有倾听者，那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同时代的人大都销声匿迹，即使有那么一两个，也对我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倒是很愿意给我讲他（她）的故事，我只能尴尬地沦为倾听者。可我并不喜欢这样。本哈林·施林克的长篇小说《朗读者》中，36岁的汉娜作为一个专注的倾听者，在于她需要倾听。她甚至在15岁男孩米夏的朗读中时而大笑，时而大哭，这是她精神的需求，如同她与米夏做爱一样，是精神和身体的双重需求。而我不需要。对于故乡，我更应该是一个讲述者。我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填补二十年不在场的空白。
　　 可没人理会我，人们似乎不需要我的叙事。这不是一种边缘化，而是确凿地成为一个虚拟的存在，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于是，我开始缄默，拒绝一些不必要的会面，因为我出席与不出席同样不具备任何意义。所以，我更多地站在窗前独自思考，以孤独的形式去抵御来自城市、街道、树木和男男女女各色人等的冷漠。
　　 我终于明白，事实上，我已经不属于这座城市了。
　　 回归者并非凯旋者。甚至，回归常常被理解为一种失败。据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后回到故城，他的妻子亲自率领几百名美貌妇女出城迎接，目的是让这些女人为这位伟大的英雄传宗接代。我在廿年回到故乡，走出老旧的车站时，是夏季的一个午后。出站口外，强烈的眼光让我无法打量眩晕的城市。一个男人唤我，我不禁愕然。那是一个肥硕的中年人，经过他的提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我的外甥女婿，只是之前还很瘦削。他开着一辆豪华轿车把我送到家里，一路上简单介绍了这二十年里他的经历：一边工作，一边经营饭店，已经购置了两套房产和两辆私家车。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我只是从墨镜里茫然地看着熟悉而又陌生的街道从眼前闪过。那时，我就隐隐觉得有些不妙：这座物欲横流的城市似乎不属于我了。
　　 也是那年的深秋，我站在六楼望向窗外。尽管天气骤冷，树叶依旧茂密着，在风中努力摇曳，像舞剧落幕前最后一段舞蹈，有种激动人心的悲壮。生命总是如此倔强，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善罢甘休。或许，悲观些说，这也是一种生命的盲目：盲目地出生，盲目地成长，盲目地死亡。即使在陨灭的那一刻，也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同，依然在自己的枝头竭力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