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山区的人总是要走山路。爱走山路的人总是爱唱山歌。
　　 五六岁时我就看到爸爸和村里的人一路走一路唱，很是愉快的在地里干活。当农民虽然很苦很累，但是看到他们那走路挺胸，唱歌干活的神情又觉得很是幸福。
　　 我家周围五百里内都是山，那些高高低低的大山小山把房屋包围起来，地无三尺平，人一出门就要爬上坡。大人们都是擅长走山路的人，经常到几百里外的云阳万县去去挑力，他们途中还要翻越齐岳山等大山，但是也是一路走一路唱歌。大人们说，走路是最好的运动，走路很健身的。每天走60公里还不算累的。因此我从小也就喜欢上爬山走路。
　　 我七八岁就学放牛，学上山打柴，学下地挖野菜，走路上小学，每天的里程加起来都不少于二三十里。因此尽管那时没有饱饭吃，吃野菜糠壳，但是身体很健康，没有去看过一次村里的郎中。
　　 初中学校离家十里远。学校没有住读条件，我每天还是走路上学，春冬四季，寒来暑往，刮风下雨我都是在山路上走着，没有迟到和缺席一节课。这时我在老师的引导下，还学会了边走边唱。老师关爱地对我说：“人要活得好，主要靠精气神，走路可以长精提神，而唱歌可以练气，扩大肺活量，你边走边唱，精气神都能一次性获得，身体自然就棒棒！”老师的话深深铭刻在我心底，于是我就利用到学校的机会，一路走一路唱。那时我最爱唱的歌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我背着书包，一路唱着走着，像个雄赳赳的小兵，歌声回旋在大山里。
　　 初中毕业，我离开家到70公里外的汪家营读师范学校，每月回家拿一次伙食费，没钱搭坐一天一次的班车，只有靠双脚走个来回。路上还要翻过马桑坳、交椅台、白雀山、凉雾山等几个艰险处。对于这些，我一点不在乎，把草鞋一穿，歌喉一亮，就走上了机耕大路。一路走一路唱《红梅赞》《红珊瑚》《英雄赞歌》《九九艳阳天》等歌。师范三年，我走了三年路，唱了三年歌。这期间历经“文革”劫难，虽然书没有读好，学的知识不多，但是身体却一直很好，连学校卫生室都没有去过。在建校劳动中，学校要我们每天到三里外的山里挑一千斤石块，一连二十天我都是按时完成，没有叫喊一声苦累。
　　 1968年底，我名义上是“师范毕业”，其实就是回家务农，时逢部队征兵，当时大力宣传的“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就热心地去报名应征了。体检时，我身高1.65米，体重59.8公斤，接兵连的张黑子连长，连声夸我是标准身材，被选为新兵班班长，一到部队，连长就带着我去安徽濉溪市人民银行，给他当通讯员。那时像我这种稍有文化的应征的青年共有六七十个，我是第一个被得到重用的。其中原因就是我的身高和体重最平衡。
　　 在部队里，一个从淮海战场下来的老兵，当时他担任副连长，他告诉我说：“体重和身高保持合理状态是决定人生寿命的关键”。我得知后，就给自己下达了一道死命令：务必要保持体重和身高的合理性。身高是长不了多少了，关键是保持好体重，不能是自己加胖起来。
　　 于是，在部队的那些年月里，我都是争先抢那些有能走路机会的任务去干，比如实弹射击，我争着先去靶场设置，野营训练，我争着去前边当探路的尖兵；到哨卡去巡查，大多数都是我争夺到的差使。我还坚持每月称一次体重，总是在60公斤左右，没有超过半公斤的。体重还真理想，而我保持体重的秘密就是坚持多走路。
　　 在部队五年，日子过得很快，但是我除了保持每天走路，打球运动外，还坚持了唱歌。那时风行“八亿人民八个戏”，就是人人都要学唱样板戏京剧。恰好连队领导派我们到地区京剧团“支左”。我天天陪着剧团演员。看他们练功，听他们唱词，日日耳濡目染，加上领导要求学唱，自己也喜欢唱，于是我也爱和演员一起，咿咿呀呀地起哼现代京剧来。我天天陪着演员下基层演出，对《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海港》等八个样板戏的台词、唱词全都背得滚瓜烂熟，开口就能接上几句。在当时支左的战友里边，我是唱得比较最合板合眼的，还曾经几次还上台替补演员演出和救场过，直到现在时过几十年了的今天，满头霜发历经50多个春秋岁月，我还是喜欢随口哼唱京剧，不仅会哼样板戏，还学会了唱《龙凤呈祥》《在城楼观山景》《伍家坡》《借东风》等古代剧目的选段。我喜欢唱京剧，觉得京剧唱词工稳，唱腔婉转，高亢激越，舒展挺拔，行云流水，抒情浓烈，适合我的性格。除开这些外，京剧唱腔还可以帮助人提炼精气神，因为唱好京剧要练习呼吸气息。所以我每当独自行走或者静坐时，或在寂寞忧闷时，我都会亮开嗓门吼一段京剧：“我正在城楼观山景“或者”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大数年头都是在山里的学校担任教书育人的工作，早晚在校园里走着短途，从这间教室走到那间教室，走了楼道又走通道。周末走路回家更是家常便饭，每周走一个来回的长途都是三十公里以上。
　　 每当这时，我就把走路当做尽情发泄心情的大好时机，独自走上弯弯的山路上，遇到树林我就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过溪流河沟时就唱“乘火光踏溪水逆流而上”；过街头时就唱“将身儿来自在大街口”，一路歌声一路奔腾，一路都有精气神的体现，觉得走路唱歌真是好开心好快和……
　　 那时我们是“半边户”，当农民的那一半很忙农活，我的孩子长到三岁多后，我就把他带到学校去照料，顺便学习一点小小知识。在途中行走的路上，我用“打马肩”扛着孩子在肩上，一边走一边给讲故事，唱京剧，唱“东方红”，唱“日落西山红霞飞……”一点也不觉得寂寞和劳苦。
　　 教书到第三十五年的年头，我还是很健康的。每月体重总是保持在与部队一样的，都是60公斤。由于边走边唱，我脚力强，筋骨硬，而且气血畅通，肺合量好，身体一直总是挺棒，感冒不干扰我，胃病不麻烦我，伤寒远离我，癌症惧怕我……我就是这样，一边走路一边歌唱，从22岁走到52岁，我几乎都与医生无缘，与医院无缘，与药品无缘。“身体棒棒，吃嘛嘛香！”
　　 可是我终于还是被多种疾病打倒了。2001年后，我被利川城里开始创办民办教育，几个退休的特级教师建立起一家私立学校，要“借”去教书。就过教育局批准，我接受了任务。
　　 那私立学校，校舍设在县党校里边，房舍高大、条件优厚，特别是食堂饭菜丰腴，说是科学搭配的营养。办学的老板还特别优待教师，吃饭不交伙食费。我担任两个年级的语文课，兼做办公室部分工作，负担重。成天忙于上课批改作业中，忙于与学生谈话，与家长交流，累得筋疲力尽。一日三餐就是吃，吃池塘大鱼，吃人养大虾，吃饲料鸡鸭，吃用饲料喂肥的猪肉，吃大棚蔬菜，吃电压锅煮饭……在这个学校里，教室与宿舍仅一墙之隔，不要十秒就走到了。我没有了愉快的走路，没有了开心的歌唱，没吃上一次地道的农家饭。偶尔回家也是坐车。我的身体很快发胖了。在这个学校的第一年，我体重竟然有了70公斤，我觉得头晕脑胀，身体很有问题。体重不平衡是大问题，我就按电视广告上说的“吃减肥药”，吃了十大包，不管用。第二年，体重增加到75公斤，我的头眩晕更加厉害，我再不能与医院无缘了，就去那高大的条件优良的市人民医院检查，做B超，做ct,做心电图，一阵折腾，医生说：“我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要住院半年，要交一万元住院费……”我大吃一惊：“哎呀，我怎么成了‘三高干部’了？”
　　 我决定辞别这个贵族学校回到乡村去。可由于我教学的质量高，教学具有创新能力，几个老板就是不许，一再挽留，怎么也要我再坚持一年，再送一个毕业班。我生来就事业心强，就咬牙应承了。一直熬到2005年春，我的体重被那些饲料鱼肉喂养，达到了82公斤，“将军肚”突起得像黄土高原，脖颈子粗得像大吊水桶，连下巴都迭起双层，我的头更眩晕，两节课之间就要倒在地上休息一会，才能继续上课。我拖着肥胖的身体到县医院检查。
　　 又是好一阵机械诊断，医生说：“你得了脑供血不足”还有“胆囊炎”，还加“肾结石”还加颈椎病等多种毛病，要马上住院，要20万元医药费。我一听吓坏了，为了还不能死去的生命，我坚决不在这条件所谓优厚的私立学校干下去了。我几乎跪倒在教育局里，向教育局提出回乡下学校去的请求。教育局看到我身体真的不大行了，就同意了我的请求。回乡下前，我还是住到大医院去了，一直耗了半年多，也没有多大好转，害得我带病走上讲台。我深深感到，人少了走路，少了歌唱，就多了肥脓，胖了身体，真是很浪费生命。
　　 58岁那年秋天，我依旧拖着病身回到乡下小学教书。学校没有体恤，还是说我的教书能力强，压给我带着66个学生的大班班主任。我想只要有活动空间，就慢慢做吧。于是接受了教学的重担。家离学校5公里。我每天坚持走路上班，坚持在上班路上一边走一边唱，春夏秋冬，我哼着京剧走。山路上色彩变换，风景无限，我面对河水，唱一曲《沙家浜》“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眺望青山，吼几声《智取威虎山》“越是艰险越向前……”我好景观不尽，好歌唱不完……
　　 就这样，我在花甲来临之前的上班路上，我一路走啊走，一路唱啊唱，走了一年，也唱了一年，走了二年，也唱了二年，我那高原似的“将军肚”不见了，我的头晕也好转减轻了，我再也不是“三高干部”了，肾结石，胆囊炎也黯然消失。同事们都夸我身板硬朗，精神好。我这时再去一过磅，哈哈，体重也恢复到与身高的和谐点：60公斤！
　　 我平安退休了。在退休的十年里，我干农活，写诗词，练健身，习书画，下象棋，参与有益活动，做些善事好事，日子虽然过得清淡，但也很是充实，不管怎样，我都坚持每天走路2万步以上，每天唱几段京剧和山歌，保持着我的精气神不衰，保持着我那个不看医生，不住医院，不亲药店的最高愿望，也基本实现了这个愿望，到目前为止身体还是算好的，这成为我一家人的最大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