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多了，我再次回到故乡。可是，故乡并没有给我好脸色。铅灰色的天空，仿佛一块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收割了晚稻的农田，所见皆是东倒西歪的枯黄稻茬；一栋栋杂乱无序的小楼房，冷冰冰的，对我的到来完全无动于衷。
　　 我把目光投向洗衣塘。那里曾经是村里最热闹的场所。妇女们一边洗搓衣服，一边唾沫横飞，东家长西家短，八卦新闻，从这里发酵，然后传播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几块光溜溜的青石板，静静地躺在那里，似乎好久无人光顾。塘水浑浊，浮着一层油腻腻的东西。北风吹过，不起一丝涟漪。
　　 水太脏了，洗衣服都转移到村后的中塘了？我心想。
　　 我的眼睛不经意转向娥姑家的大门口。娥姑，她现在怎样了？
　　 娥姑，比我大几个月，名叫娥得。排行比我高一辈，我称她娥姑。
　　 小时候，娥姑喜欢跟我在一起。
　　 春光明媚的下午，我俩各牵一条老水牯，雀跃着到了后山脚下。我俩麻利地将牛绳往牛角上一缠，用力拍一下牛屁股。老水牯得到号令，刺溜一下就窜上了山坡，去找寻新鲜美味的嫩树叶。娥姑一个眼神丢过来，我即刻心领神会，紧随其后，直奔山谷里的那一片野刺梅。
　　 等我俩的肚子被酸酸甜甜的野果子填满，牙齿开始发酸的时候，太阳快要落山了。娥姑将大拇指和食指做成一个圆圈，对着嘴一吹，“哞哞”几声，两条老水牯闻声而来，肚子涨得跟怀孕了一般。我俩顺手折几束杜鹃花，绑在牛的犄角上。两条水牛，瞬间变成两匹荣获军功的战马。我和娥姑俨然是两位将军，骑在它们的背上，勒紧缰绳，慢悠悠地向村庄走去。晚霞满天，炊烟袅袅。我看见娥姑的脸，红扑扑的，像火红的杜鹃花。
　　 仲夏夜的晚上，屋里闷热难耐。我刚放下碗筷，来不及将满口的饭菜吞进喉咙，便抓起一把蒲扇，像一只蝴蝶飞到晒谷场。娥姑和几个小伙伴已经先到了。
　　 今晚玩什么？我问娥姑。
　　 我们去捉夜火虫吧。夜火虫即萤火虫。
　　 天上繁星闪烁，地下萤火点点。没有灯光的夜晚，我们这些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多数赤着脚，踩着星光，从村前跑到村后，从晒场跑到田埂。
　　 娥姑，夜火虫在你头顶上。我叫喊着。
　　 娥姑身手敏捷，头一偏，手腕一勾，蒲扇拍下去，一只正在飞行的萤火虫应声掉地。娥姑把它捉住，放进小玻璃罐。小玻璃罐如一只流动的小灯笼，在蛙声四起的夏夜，将一颗颗童心，照得通亮。
　　 秋天，采猪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把注意力从山地转移到渠道边，水潭里。清澈见底的小水潭，长着油油的水草。小鱼小虾小螃蟹，在水草里穿梭嬉戏。我和娥姑，像两个贼，冷不丁将竹篮挖过去，迅即又提起来。
　　 抓到了，抓到了，好几只小鱼呢，还有虾子。两人兴奋的笑脸，在被搅浑的水潭里，成了大花猫脸。一个下午，我们捞了满满一篮子水草，还收获了一小碗小鱼虾。
　　 我家没油了。你把鱼虾带回去吧，你姆妈煎的鱼真好吃。娥姑有些气馁。
　　 晚饭的时侯，我端着饭碗溜了出去。在娥姑家的柴屋前，我将碗里的鱼虾拨一半到她的碗里。香喷喷的滋味，从舌尖一直弥漫到心田。
　　 然而，我与娥姑后来慢慢变得隔膜，以至于完全陌生。
　　 我读三年级的一天，娥姑的母亲去世了。她的父亲，腰边长了一个大脓包，乍一看，像是揣着一个宝葫芦。他的脸黑黑的，背有点驼。咳一声，一口痰飞出老远。村人背地里叫他“痨病鬼”。我听过他骂娥姑的姆妈，没用的臭婆娘，连崽都不会生，生了一窝赔钱货。
　　 娥姑没有再上学。星期天或者假期，我偶尔还同娥姑一起放牛。她似乎突然长大了，不再和我们嬉笑打闹。她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地上，望着天空发呆。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觉得她奇奇怪怪的。
　　 哼，一点都不好玩。我不再邀约她，继续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上山采野果，下水摸鱼虾，尽情地享受童年的欢乐。偶尔碰到，我习惯性地喊一声“娥姑”。她迅速地看我一眼，随即低下头。
　　 转眼间，我即将高中毕业。
　　 寒假的一天，阿梅来找我。明天娥姑结婚，今晚我们去陪她吃顿饭吧。你一定要到场啊。
　　 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女孩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娘家要摆“款女酒”，邀请村里的同龄女孩和新媳妇参加，陪出嫁女吃饭聊天。娥姑虽是招上门女婿，也遵循这一风俗。
　　 吃过晚饭，我和阿梅等几个女孩，在娥姑的婚房陪她说话。
　　 婚房布置得很简单。门上贴了红对联，窗户贴了红喜字，床上铺了新被子。家具大多是旧的，有一个新做的木制洗脚盆和一个新买的塑料脸盆。
　　 吃饭的时候，娥姑没怎么动筷子。她的眼睛肿肿的，一看就是哭过。
　　 阿梅劝导，娥姑，不要难过，女人总归要嫁人的。
　　 不劝倒罢，这一劝，娥姑的眼泪像是打开的水龙头，哗哗地往下淌。她一边哭，一边诉说：我的命好苦啊！没有福分读书，也没有福分出嫁。注定一辈子守在家里，没有出头之日。见娥姑哭得伤心，我也悲从中来，陪着她一起掉眼泪。
　　 我知道，娥姑一直不同意留在家中招上门女婿。她把自己关在房里，绝食两天。父亲提着斧子，嚯嚯几下，门被劈开。十六岁的娥姑吓得赶紧抱住了父亲的腿。
　　 男方是湖北人，做裁缝，比她大十多岁，死了老婆，有一个女儿。姆妈说，娥得太可怜。老二不肯留在家里，出嫁了；老三不肯，也出嫁了。不是还有妹妹吗？为何偏偏是她留？
　　 不想留在原生家庭，倒愿意嫁出去？我当时委实想不通。
　　 姆妈说，一个农村女孩，一辈子只有出嫁那天，可以风光一回。夫家的礼数不周全，可以不出娘家们；走在路上，音乐队偷懒了，可以停在原地不动；到了夫家，鞭炮放得不够大，可以站在门外不进去。
　　 可招上门女婿，连这一回的风光也没有。
　　 娥姑结婚的第二年，我考上了大学，离开了村庄，与娥姑的距离更远了。放假在家，经过村口的洗衣塘，经常可以看到她忙碌的身影。见到我，她先是痴痴地看着，然后极力挤出一丝笑容，说声“回来了”。我正想说些什么，她已急匆匆离开。
　　 关于她的许多事情，都是姆妈告诉我的。
　　 娥姑结婚后，三年生了两个儿子。她男人在外地做裁缝，她在家带孩子，种田种地。女人的活，男人的活，她全包了。往后几年，送妹妹出嫁，给老父亲送终。慢慢地，日子似乎有了起色，她阴郁的脸上漾开了浅浅的笑容。
　　 可是，老天对她毫无怜悯之心，将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到她头上。她的男人，她两个儿子的爹，在外地与人发生纠纷，被活活打死了。
　　 得到这个消息时，娥姑正在水田里插秧。她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怔怔地瞪着捎信的老乡，足足有三分钟。吓得那人连连后退。
　　 娥姑腿一软，跪在了水田里。直到村里人七手八脚把她弄回家，她也没说一个字。
　　 她念了两年书，不认识几个字。她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鄱阳湖筑坝的工地。她没有秋菊的勇气和能力，去为她的男人讨回公道，甚至连男人的骨灰在哪里也不知道。
　　 娥姑成了寡妇，刚刚三十出头。那一年，我从江西调到广州一所大学工作，离她越来越远。姆妈跟我一起住广州，再没人告诉我关于娥姑的事。当然，是我没有特意去打听。
　　 几年之后，我回老家探亲。在村口的水泥晒场，我看见水塘边站着一个肥胖的女人。她好像刚刚洗完衣服，脚边靠着一只装满衣服的竹篮。她站在那里，与正在青石板上洗衣服的妇女们谈笑。
　　 哎呀，嫂得，你是没听到啊，夫妻俩吵到好夜深，差一点打起来。
　　 娥得，你跟你家光子吵架不？他不会打你吧？
　　 ……
　　 是娥姑！她怎么变得这么胖？像即将临盆的产妇。她家光子？是她的男人么？
　　 女人中有人眼尖，认出我来。说笑声戛然而止。一个个把脸转向我，眼睛像探照灯似的，似乎想从我身上发现一些闲谈的资料。
　　 波波回来了。怎么是你一个人？好多年没见你哟。还这么年轻……
　　 你一言，我一语，我应接不暇，只好傻傻地笑着。按家里的规矩，挨个喊了一遍。
　　 娥姑拎起篮子向我走来，脸上挂着极不自然的笑。“你回来了。”她的眼神闪亮了一下，瞬时熄灭了。“是的，我回来了。”望着她浮肿的面容，花白的头发，我鼻子一酸，眼眶热乎乎的。
　　 我没有回家的这几年，娥姑的生活有了不小的变化。
　　 做裁缝的男人死了不到一年，好心的邻居把一个算命的瞎子领到了她家。瞎子无父无母，无儿无女，靠给附近村民算命看日子为生。娥姑实在没有能力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子。她到父母的坟头，狠狠地哭了一场，晚上便和瞎子成了亲。村里人都喊娥姑的新男人叫光子。
　　 从此，她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很少下地干活。没事儿就去水塘边跟人聊天。据说她食量惊人，与村里力气最大的男人比试过，不分高下。
　　 在水塘洗衣服的时候，常常有人开她的玩笑。
　　 娥得，光子又给你买什么好吃的？看你，越来越富态了。娥姑装作没听出话里的嘲弄，嘴角扯了扯，扭头就走。
　　 娥得，你的命真好，不用干活，还有吃有喝。空了还有人拉二胡给你听。我眼馋你。
　　 娥姑的脸上瞬间覆上一层霜，咬牙切齿地说，眼馋是吧？我希望你下辈子嫁个光子。
　　 姆妈生病的几年，我回家的次数多了些。姆妈也是留在家里成亲的，自然对娥姑多了一份亲近。她常去娥姑家坐。我有时会陪姆妈去。到了娥姑家，她礼貌地说：“嫂子坐。波波坐。”然后呆呆地站着，许久没有一句话。她的瞎子男人跟姆妈聊天，说些生辰八字之类的话。我感到无趣，便一个人去田野看风景。
　　 一个夏天的傍晚，天气很热。我和姆妈吃过晚饭，想去外面凉快凉快。姆妈习惯性地往娥姑家走。还没到她家屋前，就听到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叫喊声，好像是有人要寻短见。
　　 我和姆妈到了娥姑家门口，看见娥姑与两个邻居在撕扯着。娥姑拼命挣脱，两个邻居死死拖住。她蓬头散发，像疯子一般，嚎叫着，不要拉我！让我去死！我这个猪命狗命，早死早投生。
　　 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从他们的议论中我得知了事情的原委。
　　 娥姑的两个儿子，早已成家生子。老大生的是女儿，十三岁；老小生的是儿子，刚刚九岁。两对少夫妻长年在外面打工，孩子几个月，交给了娥姑。娥姑辛辛苦苦带大两个孩子。没曾想，两个人的性格合不来，见面就掐架。娥姑左右为难，只得当和事佬。这引起自认为输了的孙女的不满，说奶奶偏心眼。这两天，大媳妇娘家有事回来了，孙女向母亲告状，说弟弟欺负她，奶奶还帮着弟弟。大儿媳见宝贝女儿受了委屈，当即发飙，对婆婆破口大骂。娥姑人老实，吵不过儿媳，气得往水塘跑。
　　 这时候，娥姑情绪平复了一些，坐在地上呜呜地哭。我走过去，蹲下身来，握住了她的一只手。
　　 那是一只多么粗糙的手啊，与粗粝的树皮差不多，硌得我的手生疼。想起小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情景，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仿佛想要给她传递一种力量。姆妈在旁边轻声细语地劝慰，她的脸色慢慢地舒缓。许久，她站起身来，摇摇晃晃地走回家。家门口，她的瞎子男人倚着拐杖在默默流泪。
　　 姆妈去世后，我又是几年没有回家，自然没有娥姑的消息。
　　 我站在娥姑家门口，正欲敲门，里面传来二胡的声音，是《二泉映月》。声音时高时低，时断时续，像一个受尽苦难的女人在暗夜里呜咽；又像在诉说她的满腹委屈和哀怨。姆妈曾说过，娥姑的瞎子男人待她不薄。娥姑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开导她，拉二胡给她听。
　　 我悄悄地回转身，走向姆妈的老屋。一群觅食的鸟儿，“呼啦”一声飞起，在灰色的天空盘旋。《二泉映月》悲凉的旋律萦绕在我的心头，在村庄的上空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