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治平，我的堂弟。
　　 我父亲姊妹七个，上有四个哥哥，二个姐姐，小姑母排行老六，堂弟杨治平的父亲排行老三，是我们那一带乡民眼中的福气之门：五男二女。在我的印象里，这姊妹七个之间大都有点儿小过节，吵吵闹闹的，唯有小姑母跟谁都亲，跟谁都合得来。
　　 堂弟的父母过世的早，女儿大喜之日，能将小姑母搀扶高堂，足见其对小姑母的尊敬。我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乡亲们也都拍手称快。不过他放弃县城装修好的楼房，选择老家老宅作女儿出嫁之地，着实有点让人费解。
　　 说来话长，三大娘不能生育，堂弟杨治平是抱养来的。我俩同年，我比他大六十多天。从我记事起，我俩就一起玩耍、一起上下学。
　　 也许是抱养的缘故，堂弟杨治平从小被我的三大伯、三大娘溺爱，惯出许多不好的毛病。
　　 小时候，我俩在一起玩耍，他不占据“上风”就不会罢休。有的时候为了堂弟手中的一口好吃的，我会“忍气吞声”，但不是每次都这样。
　　 记得有一次，我俩玩摔“元宝”，明明我把他的“元宝”摔翻了过去，他就是耍赖不给，吵着吵着，我被逼急了，抬腿给了他一脚，他也急了，反手给了我一巴掌，就这样，我们俩扭打打在了一起。堂弟平时在家娇生惯养，手指生得纤细修长，而我每天在家挑水、打猪草，手指粗而粗。不多一会儿，被我瞅准空当，一把将他的手指抓住，用力向后一握，疼的他“哎吆”一声向后弯身。正在这时，一声“给我住手”，把我唬住了，回头一瞧，我那只有一条腿的大大伯不知啥时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俩身边。
　　 说起这个一条腿大大伯，我们这些小辈们都有点怕他。早年，大大伯当兵打仗时，被国民党的炮弹炸断一条腿。现在大大伯正担任着我们村的村支书，国家给了他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待遇，为他安装一条假腿，每年县里的小吉普都会来村子里接他到县里开会，也时常有省里的大官儿来村里看望他。只见大大伯骑在自行车大梁上，一条好腿在地上站稳，再轻轻用右手将另一条假腿从自行车的另一边“搬”过来，然后，一甩、一“咯吱”的走到我俩跟前，“都给我滚回家去，小兔崽子，再发现你俩打架，小心我揍扁你们，滚！”……
　　 再一次打架，不只是我俩了，添加了我另一个堂弟，二大伯的大儿子杨小脏。杨小脏比我俩小一岁。事情的起因是过年放“二踢脚”，堂弟杨治平向我和杨小脏吹嘘说，为了不让“二踢脚”炸响后飞到远处被别人捡走，他趁爹娘外出不在家时，在自家屋里燃放，这样就可以避免炮筒被别人捡走，但是有一个“二踢脚”打破窗玻璃，从屋里飞出去不知去向。
　　 说到这儿，堂弟杨治平偷偷喵一眼我和杨小脏，“快说啊，磨磨唧唧的。”
　　 “这时候，我爹回来了，吓得我够呛，跑进屋里就把门给插上了，生怕他跑进来揍我。我爹敲了半天门，说了好多不打我的话，但我就是不给他开门，我隔着门缝儿让他向我保证，他保证了，但我就是不信，嘿嘿，我说你叫我两声爹我才能相信你……”
　　 “你爹叫了吗？”我和杨小脏异口同声问道。
　　 “叫了！”
　　 “你真让你爹叫你爹了？”
　　 “叫了，不叫我也不给他开门啊！”
　　 “你个欠揍的狗东西，看我不揍扁你！”挥起一拳正中堂弟杨治平的鼻梁骨，登时鲜血从鼻孔里流出来。
　　 杨小脏过来要拉我，被我瞪了一眼“他让他爹叫他爹，我们得喊他什么？叫他爷爷！你傻啊？”
　　 “杨治平你个王八蛋，你就是一个该打的贱货！”杨小脏这才反过味来，下手比我还重……
　　 转眼我和堂弟杨治平小学毕业了，上初中要到三里之外的乡镇所在地。
　　 读初中时，我俩被分配在同一个班级，小时候打架早已成为往事，彼此既是好兄弟，又是好朋友。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生的文化课，大都搬到田间地头，跟着老农学习种棉花、种庄稼。到现在，我依然能够记得种棉花土专家在田间地头给我们讲的顺口溜，比如“棉花锄八遍，桃子结成串”、“锄头底下有三宝：防旱、防涝、除杂草”以及“庚桃、伏桃收白花，秋桃好坐常秕拉（指棉花桃）”等。当时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卢景深，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最好老师，他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放松对学生文化知识的学习，每年都会煞费苦心给学生排名次，激励学生的学习热情。记得有一次，他布置的语文作业是每人写一首诗，自认为这是我的强项，但在卢老师批阅后的排名，堂弟杨治平却意外获得第一名，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久后，我无意间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堂弟杨治平写得那首诗，原来堂弟是一字未改，完全照抄报纸。我虽然对他的行为嗤之以鼻，但再也没有像小时候那样用拳头教训他……
　　 那年秋天，生产队里的花生对我们这些半大小子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有一天下学回家，我俩路过一片花生地，堂弟示意我到前面等他，没等我问他“去干啥？”，便消失在一片玉米地深处。不一会，堂弟怀里抱着鼓鼓囊囊的外套赶上来，打开外套一看，是十几棵挂满花生的花生棵。我很愕然，这片花生地，我们上学天天要路过几次，都知道在花生地的东西边缘各有一个船型的窝棚，窝棚里二十四小时有人值守，也不知道堂弟是如何在人家眼皮底下把花生偷到手的……
　　 说来也巧，升入高中，我俩又一次分在同一个班级，还好，自此我再也没有发现堂弟有偷盗行为，倒是发现了令我“半信半疑”的另一面。那年，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学校将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高中生集合在操场上，那个瘦小的教导处主任站在主席台上未语先哭，没等他在哽咽中宣布完这一不幸消息，台下已经是哭声一片。站在离我不远的另一排队列里的堂弟杨治平更是万分悲痛，远超旁人的悲痛哭声，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高二上半年，堂弟没有征求爹娘意见，自己辍学回家。
　　 高中毕业后，我高考落榜，便报名参军。临行，堂弟杨治平设宴为我饯行。转眼几年过去了，我在部队收到家中来信，打开一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信中说堂弟杨治平在严打中因犯抢劫罪被逮捕入狱。
　　 后来才知道，那一年堂弟伙同几个狐朋狗友，趁着夜色在偏僻的农村劫走人家的拖拉机，还明目张胆的半夜到村民家里偷树卖钱。被公安逮捕后，他自认为没有杀人放火，不会有多大的事儿，很仗义的把罪名大包大揽，最后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押送到河北省第二监狱服刑……
　　 由于堂弟在狱中表现好，获得减刑，刑期为十五年，及至我退伍回乡到参加工作，他都让我牵肠挂肚。我三大娘病逝那年，堂弟在两个狱警押送下回家葬母，那是我们分别十六年后首次相见，留给我的印象是他那飘忽不定的眼神和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
　　 堂弟出狱后，我竭尽所能帮助他回归社会重新做人。我跑前跑后帮堂弟考取汽车驾驶证，堂弟也争气，先是给人开车挣工资，后来手里有点儿积蓄，便开始自己创业做牛角梳生意。时至今日，堂弟小有成就，孩子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城里买了楼房，牛角梳系列产品也很热销……
　　 有人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有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但只要回头是岸，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就是善莫大焉。
　　 临别，堂弟杨治平紧握着我的手，频频感谢我当初对他的帮助。俄顷，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跟你弟妹商量好了，今年我就把这个老宅翻盖成二层小楼，我俩回家养老，生意交给女儿女婿打理。等房子盖好了，就把咱村的孤寡老人都接来，我要像伺候自己爹娘一样给他们养老送终……”
　　 这时，天空飘起了雪，纷纷扬扬。不知道为啥，我一点没觉得冷，心里热乎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