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刚一到站，三岁的儿子就“哇”地哭出了声。一个年轻男子刚从车窗处费劲地爬上来，妻子顺势朝着他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声色俱厉地怒怼道：“你压着我儿子手了！”髭毛乍鬼的邋遢男子脸一红，没敢回驳，迅速挤进了人堆儿里，立刻不见了人影。
　　 人粥一样的车厢里一直苍蝇般地嗡嗡着。狭窄的过道上挤满了人，不分规则地或站或坐。有的抱着行李在和同伴说话，有的从行李架上拿下来自带的面包或煮鸡蛋羞涩地吃着。两个瘦小的用竹篓背着孩子的年轻媳妇，长时间站在过道里。可苦了孩子了，一个一会儿哭一会儿闹的，一会儿又闭上眼睛要睡；另一个不错眼珠地看着坐位上的一个小孩子吃东西。上厕所的，要一小步一小步地高抬着腿踮着脚尖，客气地让人们腾着脚窝儿，在厕所门前还要排队等上半天。
　　 突然，脚下一阵响动，吓了我一跳，一个年轻男子从我的座位底下钻了出来。只见他艰难地站起来，禁不住长长地出了口气。我们都感到愕然，又有谁知道他在车座下究竟忍耐了多长时间？！
　　 这时，一男一女两个列车员挤了过来，前面那男的手拿一个喇叭扬声器，开始向车厢里喊话，要所有旅客在前方的襄樊车站下车签字，等待乘坐下一趟到安康的列车，再从安康下车后转重庆。不是北京直达重庆吗，怎么还要中途下车再倒两次车呢？车厢里“轰”地一下子炸了锅，抱怨声四起。可抱怨归抱怨，出门在外又有什么办法呢？等沉重的列车停靠在襄樊，发出最后一下“哐珰”声，人们不情愿地拥挤着全都下了车。
　　 襄樊车站广场很大，目之所及之处都是人，三三两两，四五成群。孩子大人，掮包的，拉箱的，走着的，站着的，蹲着的，坐着的，吃着的，乱哄哄一片。
　　 日近正午，我们感到有些饿了。带的吃的都是凉的，找口热水喝都难。在一处角落，我嘱咐妻子看着孩子，守着两个提包别动，我去买点儿热乎的食物。
　　 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转来转去，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炸油条的摊子。那个油条女摊主手拿一双大竹筷子正不时地在油锅里来回翻动着。一张黑里泛红的油脸，发髻散乱着，胸前系着的白色围裙哪里还找得到一点白色？再往黑色的大铁锅里一看，油已经不多了，几根油条在酱黄色的浑浊的油锅里呲啦呲啦地响着，有些许黑色的面渣时而泛起，时而又下沉，看着看着就没有了一点儿食欲。即便如此，不抢着买也买不到手，我忙称了半斤，用油纸包着往回走。
　　 路过一个水果亭，想买上几个橘子解渴。可一打听，平时一块多一斤的橘子，这里的商贩张口竟要四块。买不买在你，摊主还是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无奈，咬咬牙，还是给孩子买上几个吧。
　　 等买完油条和橘子找到妻儿等我的地方，我一下子惊呆了。哪里还有她娘俩的影子？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狂跳个不止。不容分说，急慌慌地四处踅摸着寻找起来。费了好大工夫，终于在混乱的人群中把同样焦急的娘俩找到了。原来，我刚走后，就来了几个臂戴红袖章的人，硬是不让她娘俩在那里停留。迫不得已，妻子才提着包包，抱着孩子离开了。
　　 还是进候车室吧。等我们进去一看，人山人海的候车大厅里乱糟糟的，就像一锅沸腾了的水，大长排座椅上密密实实地坐满了人。我们想找一个角落里蹲下来，可挤来挤去也没找到下脚的地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我的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竟羡慕起在家的时候，每天和几个好友悠闲地坐在沙发里谈天说地的情景，酸涩的眼泪都要下来了。
　　 熬呀，熬呀，下午五点半，到底把北京到安康的列车盼来了。等候车室的两扇后门一开，拥挤的门口处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人们争着挤着向铁轨处的列车奔去。大人的叫喊声，孩子的哭闹声，脚底下的吧嗒吧嗒声混杂在一起，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我肩上背着大包，手里提着小包，随着人群往外涌，妻子紧紧抱着孩子，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上车的时候更是乱成了一锅粥，已经签过字检过票了，人们不顾一切地拼命地向前冲，一时间都堵在了狭窄的车梯门口，反而事与愿违地减缓了上车的速度。
　　 有的上了车的乘客把同伴丢在了下面，情急之下慌忙打开了车窗，从车窗里迅疾地把同伴拉了上去。这个口子一开可就挡不住了，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一个个奋力从车窗口爬了上去，列车员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任凭人们肆无忌惮地往里钻。
　　 短短三分钟的停车时间，挤上去的人不到一半，包括我们在内的大部分旅客又都留在了车站。
　　 晚上九点还有一趟到安康的火车过来，那不也要在凛冽中苦苦等上三个多小时吗？大人尚且能忍住，可孩子受得了吗？半月前，大舅哥先是写了封信给我们，没过几天又拍了一封电报。大年初二就是岳丈的六十一岁生日，南方人对逢一这个生辰一向很看重，都要大操大办的。大舅哥千叮万嘱，让我们初二之前务必回到家。
　　 望着渐渐远去的列车，我沮丧透了。天完全黑下来了，今天就是大年初一，如果九点这辆车还上不去，最早还要等到明天下午的五点半，那肯定要误事的。心里急，我不由得脱口而出说了一句：“九点再上不去可怎么办呀！”
　　 话音刚落，铁轨边一个端庄地站着的女客运员惊异地看了看我，语气温和地问：“你是河北的吧？”她这样问我，我感到很诧异。在银白色的柔和的灯光下，我打量她，见她高高大大的身材，白白净净的面庞，着一身天蓝色工作服，头戴一顶天蓝色大檐帽。
　　 我回道：“我是河北的。”
　　 她接着又问：“你是哪个县的？”
　　 我说：“我是涞水县的。”
　　 “我一听你口音就是涞水的。”她微笑着说。
　　 “你是……”
　　 “我也是涞水的，咱们是老乡。”
　　 在远隔两千多里的异乡，能有这样巧的事？我被莫名地感动了。想起这一天的经历，再看看眼前这个忽然出现的美丽大方笑容可掬的异性客运员老乡，我的两眼都有些潮湿了。
　　 “孩子冷啊。”她说。
　　 我点点头。
　　 “你这样，”她往四下里望了望，“跟我来。”说着，她给我递了下眼色，也不管我答应不答应，引着我径直向北走去。
　　 我有些莫名其妙，但我的直觉告诉我，听她的没错。我不再犹豫，扛起包包，领着妻儿，紧随在她身后。约摸走了三十几米，在紧靠候车室西北角的后面，她把我们领进了一个不大的红砖小房子里。
　　 “李师傅，这是我的老乡，孩子冷，先在你这儿歇个脚，暖和暖和，等车来了，我再把他们领走。”她朝着一个约五十几岁，满脸胡须，正在捅火炉子的男人说。
　　 “快进来吧。”见我们站在门外，她催促说。
　　 屋子很简陋，只有一个单人床和一个长条沙发。把我们安顿下，她便匆匆走了。临走，她一再叮嘱说，哪儿也别去，到时候她再来，上车就是了。
　　 铁炉子上，红红的火苗“蹭蹭”地上窜，没一会儿，我们感觉到周身都暖意融融的。
　　 等车的工夫，李师傅和我闲聊了几句，他问我们是不是没上去车，他还说，没回候车室，就有把握可以上车了。我非常相信他说的，不住地点着头。
　　 孩子在妻子的怀里睡着了，我们坐在沙发上，一分一秒地等待着九点的到来。等着的时间里，我一次次看表。差十分钟九点的时候，她果然来了，我们马上起身，和李师傅告了别，跟着她出来。
　　 九点整，奔驰的火车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昂首鸣笛而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提包背得牢牢的，孩子抱得紧紧的，在她的引导下，我们很快站到了车梯口第一的位置。一会儿，候车室的两扇后门又开了，不管蜂拥的人群还是那样拼命地呼啸而来，列车员刚一下来，我们第一个上了车。
　　 车上，人依旧那样多，到处都挤得满满的，你想不到的地方都有人。好像一根针都掉不下去，一瓢水都泼不进来。临发车前，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上了车，都拿着一根电棍一样的东西，粗暴地向里推拥着人们，一边推还一边大声地喊叫着。一个乘客小伙子稍微愣怔了一下，就被捅了一棍子。
　　 我顾不得理会这些，只是竭尽全力地靠向最近的一个车窗口，也无视坐在车窗旁旅客嫌恶的眼神，用力抬起车窗，探出头，伸出手臂，向车下的她不停地招手。我看到，她站在列车前，还是那样笑容可掬，也伸出一只手来向我挥动着。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不停地往下滴落……
　　 严重超员的列车缓缓地行进起来，像一头疲惫的老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渐渐地，离她越来越远，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怕别人看到，我使劲抹了下眼睛，把眼泪擦干，缓缓关上车窗。我忽然意识到，百分百的可能是，今生再也不可能见她一面了。
　　 年前，各大电视台正在热播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我在心里一遍遍真诚地祝她：好人一生平安！
　　 从安康下了车，我们又到售票处签了字，还是那样费尽了千辛万苦，才好不容易登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我们在达县下车，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我的北方老家依然是遍地酷寒，一路南来，隔着车窗望去，翠绿的山峰一座连着一座，扑面而来，目不暇接，像进入了神话。山包上，金黄的油菜花开得正鲜，一片片油绿的麦子全都挺出了长长的青穗子。而我们河北老家的麦苗还在冬寒中蛰伏，像刚出土一样大小，瑟缩地颤栗在冰天雪地中。
　　 大年初二清晨，大舅哥开着一辆东风汽油三轮车，从达县车站早早地把我们接回了家。
　　 ……
　　 多年以后，当我向长大的儿子说起那年那次南行的春运之旅，作为一家公司业务员，长期在外乘坐飞机、高铁的儿子，简直有些不敢相信。现在说起来，我也有些不敢相信，但这毕竟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我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春运，一定会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
　　
　　 写于2022年大年初一